富裕的社会，都看重“创造财富的逻辑”

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大推动了财富创造与经济发展。从1978年底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世所瞩目。其中两大巨变特别值得关注：一是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崛起，二是巨大的财富创造。中国的巨大财富创造与经济成功，既彰显了其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具体特点和经验，又隐含了成功国家所共同遵循的一种自然逻辑。分析和揭示这种自然逻辑，既具有挑战性，也富有意趣。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财富创造与经济成功，构建基于财富创造的共同富裕之路，研究财富创造的自然逻辑具有重要意义。上海三联书店推出冯兴元教授与孟冰合著的新作《创造财富的逻辑》。

本书由张维迎、毛寿龙作序，张曙光、韦 森、黄春兴、李炜光、朱海就、刘业进等学者联合推荐

有关何为财富的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

在很多人眼里，金钱或者货币就是财富。其实金钱或货币只在能保持其购买力、被人们接受为交换媒介时，才能保持其财富价值。如果一个国家可支配的金钱数量增长很快，人们可以支配和利用的财货数量跟不上，金钱就会贬值，也就是其购买力下降。

《纳瓦尔宝典》对财富的定义是在睡觉时也能带来收入的企业和资产。这里的财富就是各种货殖活动带来的收入和财产积累。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看到的只是一国的真实财富，也就是该国全社会一年的土地和劳动力的产出。这种真实财富只包括有形物质财富，不重视无形的非物质财富；只重视有形产出或实物产品，而不重视无形服务产出；只重视实物产品，但不重视生产要素。对于他，能够固定或者体现在真实财富之上的那部分劳动，才是有价值的。

与此对照，现代经济学主要奠基人、著名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的经济财货概念是最精准的、最为广义的、同时也是有意义的财富概念。他认为，财富是人类可支配的各种有形无形的稀缺的有用物，它们是用来直接或者间接满足人类需要的，用来直接或者间接维持人类的生命（包括健康）和增进其福利。按此，不仅很多有形之物，比如耕地、铜矿、粮食、住房被视为财富，无形无色之物，比如各种服务也是财富。由此推演，虚拟财富，比如ChatGPT聊天机器人服务等等，甚至个人和实体的经济影响力都属于财富。当一位网红失去大量粉丝，书店失去客户群，经济学家失去拥趸群，也就是等于在失去财富。门格尔认为，企业家人才是特殊资源。工商业中的企业家负责实施其他经济主体不承担的“企业家活动”，比如在不确定条件下负责对其生产经济活动的经济计算，组织投入资源，把控整个生产经营活动过程。这些企业家人力资源是特殊财货，既特殊财富。货币需要保持一定稀缺性、代表一定的购买力，才能作为一般交换媒介，服务于交换，属于一种特殊经济财货，也是财富。

在奥地利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米塞斯那里，门格尔的财富观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米塞斯的财富观是最富有想象力的财富观。他把财货定义为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每个能够如此自主选择的人，都多多少少是个企业家。如果每一个行动的人能够拥有充分的空间发挥其内在的企业家精神，那么人类的财富创造会呈现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局面。

熊彼特属于奥地利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但属于半个奥派（他后来的方法论偏离了奥地利学派）。对于他，企业家推动创新，属于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他曾经强调：“企业家应该处于社会和经济金字塔的顶端”。熊彼特从实现创新、推行新组合角度定义企业家。张维迎教授把这类企业家视为创新企业家，以区别追求纯粹套利意义上的套利企业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创新企业家，还是套利企业家，都创造财富。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发明家虽然重要，但发明家不等于企业家。单纯发明还不够，发明转化成产品（或服务），发明家才真正参与推动了产品创新，也就成为某种程度的企业家。熊彼特认为，从功能视角看，所有参与实行新组合者，都或多或少承担了企业家的角色，更确切地说承担了创新企业家的角色。这里，不是只有企业主才是企业家。当发明转化为产品，发明家也部分承担了创新企业家的角色。

陶朱公和管仲是成功的套利企业家。套利涉及低进高出，就是商业或贸易。孟子称其为“通功易事”，出自《孟子·滕文公下》，意指互通有无。孟子说：“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 。其意为：假设你不互通有无，不把你有的东西与别人交换而得到自己没有的东西，不把你多余的东西跟别人多余的东西相互交换，从而换取和补充你所缺少的东西，那么从事耕种的农夫就会有吃不完的粮食，从事纺织的妇女就会有穿不完的布料。也就是说，如果不互通有无，农夫虽然仍然有吃不完的粮食，会不少食，但会缺衣；妇女虽然有穿不完的布料，不缺衣，但会少食。老子《道德经》指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互通有无恰恰有着这种减损有余而弥补不足的作用。无论是社会交换，还是经济交换，都有这种作用，都符合天道。

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门格尔，两者均认为贸易或商业促进财富创造。对于斯密，贸易促进真实财富的创造；斯密的逻辑是：市场交换只是助力实现劳动价值的媒介，并不产生价值，不直接创造财富，而是间接推动财富创造，即间接增进财富，间接增进劳动产出物的增进；从事贸易者通过这种媒介服务从劳动产出物中分到其中一部分，作为其回报。这里，斯密所指的财富是真实财富即物质财富。对于门格尔，经济交换本身就为交换双方创造价值，对两者均有利。所以交易中介人就和工人与农民相同，都是生产性的（其前提总是交换活动为经济性活动）。这是因为，所有经济活动的目标不在于经济财货的物理性增加，而在于尽可能完全满足人类的需要。而且，为达到这个目标，商人所做的贡献，不亚于一向被人高度片面地、排他性地称为生产性力量的那些人员，如体力劳动。

虽然财富创造现象及其研究是振奋人心的，但是比较之下，财富再分配问题及其研究则更具有挑战性。在政府与企业家的关系上，著名的客观主义哲学家安·兰德看到的是不能由财富再分配者管治财富创造者，她赞颂财富的创造者，反对财富的分配者，主张推行一种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哈耶克看到的是不能由拿死工资者管治需要面对未来前景不确定性的盈亏承担者即企业家。他希望，再分配不能过度，不能导致影响和扭曲经济过程，不能影响企业家财富创造的积极性。

某种程度的财富再分配是不可避免的、无法回避的。建立和维护一个竞争秩序与推行法治是创造财富与实现繁荣的必由之路。战后德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艾哈德的共同富裕观就是建立在保护私人产权基础上，维护竞争，创造财富，实现繁荣，辅之以推动社会平衡，总体上体现经济效率优先，兼顾社会平衡。德国从战后到60年代初，成功实现“经济奇迹”，与推行艾哈德的共同富裕观有关，德国总体上保持了效率优先、兼顾社会平衡的格局。

艾哈德本人始终反对将当时德国长期、稳定与高速的经济发展称为“经济奇迹”。他说，世界上没有奇迹，认为这种发展是推行成功的市场经济政策的结果。纵观欧美国家和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确实都是如此。这些实现过“经济奇迹”的国家确实存在着这一共性。具体而言，这些共性反映于德国弗莱堡学派创始人瓦尔特·欧肯教授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提出的构成竞争秩序的七项原则。它们包括：一个有运作能力的价格体系，币值稳定，私人产权，开放市场，契约自由，承担责任，经济政策的恒定性。

中国只是有选择性和有限度地、有意无意地、或积极或消极地推进了构成上述竞争秩序的七大原则，就实现了目前程度的财富创造水平。以上文字内容来自冯兴元先生为《创造财富的逻辑》一书作的《自序》，因推文篇幅有限，文章有删节。更多内容请关注新书《创造财富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