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千字文》全称为《次韵王羲之书千文》，是南朝梁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所编写，唐代李绰《尚书故实》载：“《千字文》，梁周兴嗣编次，而有王右军书者，人皆不晓其始。乃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赐甚厚。”据《尚书故实》所说，梁武帝萧衍命周兴嗣从其内府所藏王羲之碑帖中择取1000个字编次成韵。周兴嗣花了一夜的时间编成了《千字文》，鬓发全白。梁武帝令皇族子弟必修《千字文》，而《千字文》也成了1400多年来童蒙必修的启蒙文字。
《千字文》囊括了天文、地理、人事等，与古代小学教育中同为童蒙的启蒙读物《三字经》《百家姓》相比更有其特点。《千字文》四字成句，全文共250句，合1000个字，只有“洁”字出现了两次，其余字并无重复，且这1000个字涵盖广泛，与自然环境、社会生活、历史文化、个人修养等息息相关，文笔流畅，内容丰富，读来朗朗上口。启功曾评价《千字文》：“以‘天地玄黄’为起句的《千字文》，名头之大，应用之广，在成千累万的古文、古书中，能够胜过它的，大约是很少很少的。”
历代许多书法家对《千字文》都颇为青睐。传王羲之七世孙、隋僧智永抄《真草千字文》逾800份，分施浙东诸寺以互相传习，影响远至日本，直至如今仍为学习书法的经典书迹。其后更有欧阳询、怀素、赵孟頫等书法大家留下的不同版本。《千字文》不仅是书家重要的传写对象，更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与高深的艺术造诣流传千古。
《千字文》的蒙学价值及其在书法史上的影响
文｜杨 勇 胡成诗
《千字文》作为一篇由1000个不同汉字组成的韵文，其四字一句，朗朗上口，且蕴含的内容十分丰富，成为继《急就章》之后的重要童蒙读物。同时，又因隋代智永《真草千字文》的广泛传播，加之历代书法家的“千字文热”，众多字体《千字文》在书法史构成了一道独特的图景。
《千字文》是中国传统蒙学历史上非常著名且流传久远的一部著作，据传关于《千字文》的由来有三种，一为临锺繇的《古千字文》，二为萧子范所撰写的《千字文》，三为梁周兴嗣所撰写的《千字文》，前二者均已失传。我们今天所说的《千字文》，指的就是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周兴嗣所作的《千字文》。《太平广记》记载：“梁武帝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王羲之）书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赏赐甚厚。”即梁武帝令殷铁石从王羲之真迹中选搨出不重复的1000字，“搨”不同于“拓”，“搨”为用纸覆在字迹上摹写，而“拓”为用纸覆在石碑刻石表面，然后用拓包蘸墨捶打纸面，使纸面呈现“白色”字迹。但是这1000字杂乱无序，梁武帝便让有才思的周兴嗣用这1000字写成一篇韵文，即今日我们所见之《千字文》。
《千字文》是由1000个不同的汉字组成的内容丰富、层次分明且押韵的四字长诗，它是继《史籀篇》《仓颉篇》《急就章》后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蒙学读物。《千字文》在当代的影响同样很大，虽然它成书时间离如今非常遥远，成文时的社会环境也与现代截然不同，但作为国学读本，其内容中仍然还是有很多价值有待发掘。
在隋代智永大量书写《千字文》并赠江南诸寺院后，历代均有书家热衷于书写《千字文》，如唐代有怀素的《大小草千字文》，元代有赵孟頫的《六体千字文》、钱逵的《四体千字文》、陆士仁的《四体千字文》，明代有文徵明的《四体千字文》，等等，甚至还有书家将不同字体的《千字文》收集编纂成字典，如清代汪以成《同文千字文》以及清代孙枝秀的《历朝圣贤篆书百体千字文》。至此，众多名家书写的诸体《千字文》构成了书法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一、《千字文》在传统蒙学上的价值
《千字文》是传统蒙学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作品之一
历史上最早的识字文本是战国时期秦国太史籀编写的《史籀篇》，但是到汉代《史籀篇》仅剩许慎《说文解字》中引用的籀文223字，字数不足以支撑识字需求，于是西汉史游撰写的《急就章》成为当时的主流蒙学读本，但因为《急就章》篇幅短小，仅1394字，只是生活常识及物品名的简单罗列，所以自南朝周兴嗣《千字文》产生后，从隋朝开始，便成为蒙学读本的主流，周兴嗣《千字文》虽然篇幅也十分短小，仅1000字，但其内容异常丰富，自然常识、历史典故、道德教化等都包含其中。古今教育制度和识字教学方法不同，但是通过研究比较可以发现，现代教材大多通过理解式记忆在阅读中分散识字，并不符合儿童成长时期的记忆特征，反而是古老的《千字文》具有快速高效、识字量大、易于记忆的优势。《千字文》具有押韵、用典的特点，所蕴含历史文化信息丰富，读起来朗朗上口，更重要的是蕴含了如此丰富的知识却仅仅用了1000字，而且几乎不重复，它的识字效率是比较高的，这也是《千字文》作为蒙学读本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千字文》中蕴含的儒、释、道思想
《千字文》中体现出的主体思想是儒家思想，有学者从《千字文》为什么会取代《急就章》的角度作了研究，其中一点就认为“《千字文》中灌注了浓厚的儒家伦理观念，充满了儒家道德训诫的内容”，如“盖此身发，四大五常”“恭惟鞠养，岂敢毁伤”“女慕贞洁，男效才良”“孝当竭力，忠则尽命”“乐殊贵贱，礼别尊卑”“上和下睦，夫唱妇随”“三纲五常”“尊卑有别”等，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儒家思想，它们穿插在全文的各个部分，对正处于启蒙教育的孩童来说是非常容易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的，这也迎合了统治者的需求，所以《千字文》取代《急就章》成为蒙学读本的主流。
除了儒家思想外，《千字文》也有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体现，如佛教虽然以“出世”思想为主，但通过因果轮回观念在生之修为和死之归宿之间建立连接，以此引导人去恶行善。“祸因恶积，福缘善庆”和“指薪修祜，永绥吉劭”；道家思想如“索居闲处，沉默寂寥。求古寻论，散虑逍遥。欣奏累遣，戚谢欢招”。即离君独居，悠闲度日，整日不用多费口舌，清静无为岂不是好事。探求古人古事，读点至理名言，就可以排除杂念，自在逍遥。喜悦一增添，牵挂就排除了；烦恼一丢开，欢乐就到来了。虽然“归隐”“无为”“清净”其表面是道教的主张，但是在《千字文》这部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韵文中仍有体现。
《千字文》中蕴含的教化功能
《千字文》开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至“海咸河淡，鳞潜羽翔”的18句主要介绍了自然常识；“龙师火帝，鸟官人皇”至“化被草木，赖及万方”的18句介绍了三皇五帝和夏、商、周时期的主要历史事件和历史规律；“都邑华夏，东西二京”至“策功茂实，勒碑刻铭”的30句描画了长安和洛阳两京华美轩昂的宫廷建筑、繁华文雅的宫廷生活和权臣们的气派奢侈生活；“磻溪伊尹，佐时阿衡”至“旷远绵邈，岩岫杳冥”的30句回顾了先秦和秦汉时期的一些名臣名将、历史事件和典故。
同时，《千字文》中关于社会关系规范的内容很多。关于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处理：作为子女，对待父母要“曰严与敬”“孝当竭力”“盖此身发，四大五常。恭惟鞠养，岂敢毁伤”；作为侄子，对待姑母、伯伯等长辈，要像对待父母一样敬重，“诸姑伯叔，犹子比儿”。作为兄弟，彼此之间要互相关爱，“孔怀兄弟，同气连枝”。作为后辈，要按时虔诚地祭拜祖先，“嫡后嗣续，祭祀烝尝。稽颡再拜，悚惧惶恐”。作为臣子，应“忠则尽命”；最后结交朋友一定要志向相同，即“交友投分”。
这些自然、历史、文化的知识排比，以及社会关系的规范等，占到了全书篇幅的绝大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教育内容。
二、《千字文》在书法史上的影响
启功先生有《关于法书墨迹和碑帖》一文，列举了智永《真草千字文》的写本、临本和刻本。一是写本也就是墨迹本（原件之一唐代流传到日本，现有影印本）；二是敦煌发现的唐人蒋善进临本残卷；三是宋人薛嗣昌的摹刻本（碑刻现存西安碑林）。由此可见法书文献为保存而采用的各种复制方式。近代出现了影印出版技术，现今有了数字出版技术，这使法书文献的复制效果更为逼真，甚至能达到下真迹一等的效果，这为法书文献的长久流传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智永书《真草千字文》是法书文献流传的典型例证。
梦瑛篆书千字文（局部）
智永书《真草千字文》是中国书法史上非常经典的一本法帖，僧人智永本姓王，是“书圣”王羲之第7世孙。唐代张怀瓘《书断》评智永“半得右军之肉，兼能诸体，于草最优。气调下于欧、虞，精熟过于羊、薄”。可见张怀瓘最推崇其草书，智永《真草千字文》中草书与王羲之草书气息非常相似，高古纯正，可见其在草书上所下的功夫之深。智永在书法上极用功，他曾在浙江吴兴永欣寺住了整整30年，每天深居简出，把时间都用来临摹王羲之的字帖，最后用坏了的笔头被埋进了一个深坑，砌成了坟冢，称之为“退笔冢”。其楷书功力也极为深厚，起笔笔势十分明显且变化丰富，成为后世书家破解王羲之笔法的桥梁，让书法学习者“有迹可循”。其线条提按动作明显，对比强烈，类似写经体，结体端正中含变化，整体风格灵动飘逸，妩媚婉转，是后世书家学习楷书，上溯“二王”所绕不开的一个关键。
智永书《真草千字文》对中国书法史的影响还体现在其延续了“二王”一脉的帖学道路。“二王”一脉在南朝之后逐渐衰微，北朝至隋朝时期崇尚碑刻，智永作为王羲之7世孙，苦学王羲之30年，写成《真草千字文》800本，分散给浙东诸寺，为后世留下了“王字”的式样，让其不至于中断。而后隋唐之际的虞世南学习智永书，成为初唐四大书法家，在书法上也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老师，这也形成了唐太宗极其推崇王羲之，赞其“所以详察古今，精研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至此，因为帝王的推崇，又一次开启了书坛崇“王”的热潮，帖学也慢慢回到了主流。
书法史上诸多书家都留下了以《千字文》为内容的作品，除了智永《真草千字文》，最著名的还有怀素《大小草千字文》、赵孟頫《六体千字文》、文徵明《四体千字文》。《千字文》作为作品内容来说，篇幅足够长，这也为后世学书者提供了更多了解书法家风格的机会。时至今日，以《千字文》为内容的创作作品也层出不穷。
《千字文》作为一篇韵律优美、内容丰富且字字不重复的四字韵文，在传统蒙学领域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又因智永书《真草千字文》带动了历代书法家书写《千字文》的热潮，使其在书法史上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如今，国家倡导对传统文化中优秀经典作品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千字文》无疑值得我们去了解、学习和转化。
（原载《中国书法报》第482期第5、８版）
《唐虞伯施真草千文》考析
——兼谈赵构的“复古”书学观念
文｜陈怡雯
《唐虞伯施真草千文》（局部）
《唐虞伯施真草千文》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纵23.4厘米，横484.8厘米，真草相间，共204行。卷首吴湖帆题签为“唐虞伯施真草千文”“宋高宗内府藏物”。卷末有宋高宗跋曰：“虞伯施书翰之绝，殆与晋宋争衡。真草千文妙冠当代，可谓‘东南之美’也。文皇时作此书，故笔所缺者，‘民’‘渊’二字而已。”
一、《唐虞伯施真草千文》的递藏与书者争议考
根据《唐虞伯施真草千文》的题跋和鉴藏印，此卷在明代先后被项元汴、吴元直、韩逢禧、李永昌等人收藏，至清代咸丰年间，归于合肥周家谦家，后转被袁文诚收藏。1930年，吴湖帆在上海购得此卷，藏入吴氏梅景书屋。
从宋高宗所书跋文的内容来看，其只盛赞了虞世南的书法水平，指出虞世南作《千字文》的时间是在唐太宗时期，所以为避讳而缺“民”“渊”二字，但并未明言此卷是否确实出自虞世南之手，故此卷的书者问题在一时间存在争议。
在高宗之跋后，明前期俞友仁、钱宰分别有跋，都认为此卷必定出自虞世南之手。俞友仁跋曰：“今观此帖，非伯施所书则余亦莫能及也。苟非真本，则思陵安得批赐大臣而用内府图印以珍重之哉？”钱宰跋曰：“非虞永兴不能及也。”此后，又有项元汴、韩逢禧、李永昌3人之跋。项元汴之跋称此卷为《唐虞世南临僧智永真草千字文帖》，认可此卷为虞世南真迹。韩逢禧与李永昌则只记购得日期与价格。1930年，吴湖帆初得时亦将其鉴定为虞世南真迹。吴氏跋曰：“此卷宋高宗题为虞伯施真迹……”1930年至1931年，有7则观者题跋，其中明确提到此为“永兴真迹”的有两则，分别为叶恭绰与吴梅所跋。
《孔子庙堂碑》（局部）
然而，1937年吴湖帆于《唐虞伯施真草千文》卷首再跋，推翻了7年前的鉴定，认为这是宋高宗所临而非虞世南所临，依据是韩逢禧在《黄庭经》跋文中记载宋高宗晚年退居德寿宫时期常常摹写“二王”以及晋唐名贤的真迹，并托名自跋而后赐予大臣。其实，早在明代就有鉴藏者认为这卷《千字文》并非虞世南所书。明万历年间，孙凤所著《孙氏法书钞》载：“（宋）高宗御笔临虞世南《真草千文》赐思温。”其后收录了高宗在此卷《千字文》上的跋语。明代书画藏家张丑所著《真迹日录》中亦提及此卷，从书法特点角度进行鉴定，肯定了孙凤的观点：“新安汪氏闭藏绢本《真草千文》一卷，相传为虞伯施临永禅师笔，宋思陵跋之甚详。余细辨之，实思陵妙迹，与韩氏绢本晋人小楷《曹娥碑》真迹并一手临写……虞伯施书学原出永禅师宗派，宋思陵尝临其《真草千文》以赐思温，故后纸题识盛称伯施笔法之妙而不言其临永禅师书也。”从书法特点来看，此卷《千字文》确实更可能是赵构所临而非虞世南原作，故今上海博物馆亦采纳这种观点，将《唐虞伯施真草千文》归于宋高宗名下，命名为《临虞世南真草千字文卷》。
二、《唐虞伯施真草千文》的书法特点
《唐虞伯施真草千文》中的楷书部分较好地体现了虞世南楷书含蓄、内敛、平淡的特征。从虞世南代表作《孔子庙堂碑》来看，其用笔温润，不露尖锐，所有以出锋收笔的笔画都会采用温和的处理方式，不将锋芒完全露出，结体平和匀称，依字而变，故字形的长与方对比明显，有时会将大部分笔画集中在左半边，而以一长笔画延伸向右下角，营造出变化，整体给人以质朴古雅之感。在《唐虞伯施真草千文》中，竖画收笔几乎都回锋，如果是最后一笔，则会采用渐细后回锋的方式而不完全出锋，转折处不强调“按”笔，常提笔圆转，比虞世南在转折处的用笔更加婉转，但笔画骨力稍弱。钱宰在此卷后跋语中评：“此帖真书犹在永师绳矩中。”据记载，宋高宗在绍兴年间亦取法过智永，并藏有智永所书《真草千字文》。《唐虞伯施真草千文》中的楷书受智永影响最明显的痕迹表现在笔画起笔处，往往先露锋切入纸面，后再微微顿笔或调锋行笔，而虞世南作楷书时起笔通常藏锋或直接切笔，极少露锋。其次，此卷楷书的字形偏方，中宫略紧，书写笔画多的字时笔画之间的距离极近，较虞世南则更秀丽，较智永则显质朴。可见《唐虞伯施真草千文》中楷书的整体风格游离于智永与虞世南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唐虞伯施真草千文》草书部分的墨色前后都比较淡，中部稍浓，与楷书部分墨色有差异，说明在临写时应是先临完一种书体，再临另一种。纵观全卷草书，草法熟练，线条丰腴圆润，略欠筋骨，但或许是受到了楷书的影响，草书部分结体宽绰有余而跌宕不足，显得过于平正。章法上，《千字文》作为字书，草字一般都应与楷字对齐，故对草书的表现空间有一定的限制。智永所书《真草千字文》中草书部分多采用轻重对比来增强变化性，但高宗所临《千字文》的草书部分整体较重，缺乏变化。从宋高宗的其他草书如《真草养生论卷》《草书洛神赋卷》来看，其草书用笔圆润而不乏纤细之笔，《唐虞伯施真草千文》中草书的表现则似乎与上述有些差异。《书史会要》载：“宪圣慈烈皇后吴氏，开封人，吴宣靖王近之女，高宗后，博习书史，妙于翰墨，帝尝书六经赐国子监刊石，稍倦即命后续书，人莫能辨。”这说明吴皇后善书法并能模仿高宗的笔迹，因此，《唐虞伯施真草千文》中草书部分也存在由吴皇后代笔的可能性。
《唐虞伯施真草千文》宋高宗所书跋文
卷后高宗的行书题跋带有行楷之意，用笔精细，转折处亦多用圆转，与楷书部分体现的书写习惯一致，部分字结体稍有欹侧，字形较扁，章法舒朗自然，气息端庄典雅而不板滞，已褪去米芾和黄庭坚的影响而向晋唐风度靠拢。
三、回溯晋唐：宋高宗的“复古”书学观念
（一）由唐溯晋，追随锺、王
宋高宗《翰墨志》云：“顷自束发，即喜揽笔作字，虽屡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从思陵此语中，可见其于书法用功之勤，同时表明其书法学习活动有明确的追求。“锺、王之法”就是高宗习书一贯的“心之所嗜”。《佩文斋书画谱》载：“高宗皇帝飞龙之初，颇喜黄庭坚体格，后又采米芾，已而皆置不用，颛意羲献父子，手追心摩，曾不数年，直与之齐驱并辔。绍兴十年，御书太后玉册上曰：‘学书必以锺、王为法，然后出入变化，自成一家。’”赵构早年主要取法黄庭坚、米芾，绍兴八年以后，潜心研习锺、王法书，但由于魏晋书家的真迹到南宋时期已经十分稀少，故其转益多师，先后取法了锺、王谱系下的晋唐诸帖，《唐虞伯施真草千文》即是一例。唐《法书要录》载《传授笔法人名》，列数从蔡邕到唐代各书家之间的笔法传授关系，锺繇之后的传人分别是卫夫人、王羲之、王献之、羊欣、王僧虔、萧子云、智永、虞世南……说明智永与虞世南都是受到认可的“古法”笔法的传承人，因此成为高宗的取法对象，在《唐虞伯施真草千文》中可见智永与虞世南对高宗书法的影响，这是高宗追寻“锺、王之法”的路径，为其理解、学习当时能够搜集到魏晋诸帖并形成具有自我面貌的书法风格奠定了基础。
智永《真草千字文》（局部）
（二）楷法为基，融贯诸体
赵构对于书法学习极强调楷书的重要性，这也是多数宋代书家的共识。北宋时期，蔡襄、苏轼、米芾都有相关论述，认为楷书是学习行草书的基础。赵构《翰墨志》：“士于书法必先学正书者，以八法皆备，不相附丽。”此语认可了北宋书家的观点，尤其与米芾“字之八面，唯尚真楷见之”的观点前后承继关系，应与高宗早期对米芾书法的学习以及与米友仁的交往不无关系。除此之外，赵构还认为正、草不可不兼有，真正得书道者应能够通五体之变，使五体之笔意皆在笔端，“了无阂塞”。宋高宗《唐虞伯施真草千文》中楷书所带有的行书笔意使楷字端正而不死板，正是其“融贯诸体”的结果。而此卷中草书部分结体似楷书而偏于宽绰，也显示出习书过程中楷书对草书的影响，在“楷法为基”的观念下，学书过程的前期与中期对楷书技法的掌握程度可能会高于行草书。不管《唐虞伯施真草千文》的草书部分书者是高宗还是吴皇后，此时期书者草书技法应还未臻最佳。
结语
《唐虞伯施真草千文》从前人鉴定以及书法特点来看，书者应是宋高宗赵构而非虞世南。《五杂俎》中评帝王书法道：“梁武帝为冠，宋高宗次之，唐太宗又次之，其余皆不足观矣。”宋高宗的书艺在帝王中能够名列前茅离不开他在“复古”的书学理念下对晋唐名家书法的孜孜研习。《唐虞伯施真草千文》作为临作，把握住了虞世南书法的主要特点，并融合了一些智永书法的风格特征，为后人了解宋高宗的学书路径增添了凭证。由于虞世南的书法墨迹今已罕见，故《唐虞伯施真草千文》亦可作为一个视角，为虞世南书法风格的学习者提供思路。
（原载《中国书法报》第482期第6版）
俞和篆隶千字文作品欣赏（部分）
《中国书法报》第482期1版
《中国书法报》第482期5、８版
信息来源：《中国书法报》第482期6版
审核：刘鸿博
编辑：李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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