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术和战略之间区别的争论既丰富又持久。1996年，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直面了这个问题。虽然他的重点是商业，但他的观点可以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包括今天的中美竞争。
英文作者：史蒂芬•罗奇；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
波特区分了“运营效率”和“战略”，认为灵活的公司在前者方面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实践，但在后者方面却失误了。他还在战术工具(如基准测试、重新设计和全面质量管理)和竞争战略(旨在“选择一组不同的活动来提供独特的价值组合”)之间做出了鲜明的对比。
大约2500年前，中国军事家孙子提出了同样深刻的观点。在《孙子兵法》中，孙写道:“谋略而无战术是最慢的胜利之路”，强调了军事决策这两个方面的互补性。但他也告诫说，“没有战略的战术是失败前的噪音”，告诫人们不要过于关注短期利益。
尽管波特在塑造关于战略的现代辩论中发挥了作用，但今天的美国政体缺乏长期思考的耐心。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最初是一名外交官，后来成为一名学者，他设计了美国在冷战期间对苏联使用的遏制战略。作为五角大楼净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Net Assessment)负责人，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在美国军事战略上挑战了极限。当然，亨利·基辛格是所谓“大战略”的终极实践者。
但这些都是例外，不是惯例。自从美国前总统乔治·h·w·布什在1988年总统竞选前嘲笑“远见”以来，战略在华盛顿一直不受重视。反复无常的焦点小组民意调查的实时反馈，已成为美国政策决策的北极星。
在中美冲突中尤其如此，在过去五年中，这场冲突已经从一场贸易战演变为一场科技战，再演变为一场新冷战的早期阶段。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2018年3月发布的301条款报告，勾勒了美国对中国对手的战术方针，暗示了即将采取的强硬行动。
这与中国更具战略性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五年计划和长期产业政策举措，如备受争议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互联网+行动计划”和“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计划”，就是例证。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些目标导向的计划都伴随着旨在定义从a点到B点的轨迹的指标而完成。
然而，美国更侧重于惩罚中国无视全球体系的规则和规范——例如，让中国为违反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的条款负责。这采取了关税和制裁的形式(由美国单方面实施)，随后中国迅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报复措施。
自2018年年中贸易战开始以来，一直是美国的战术对中国的战略。这种不匹配产生了重要的后果，尤其是对于所谓的“手机战争”——中美科技冲突的新战线而言。今年8月，中国领先的科技公司华为(Huawei)发布了新款Mate 60 Pro智能手机，令美国人大吃一惊。毫无疑问，这次发布恰逢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访问北京。
受彭博新闻社委托进行的techhinsights拆机显示，新款中国智能手机由中国领先的半导体制造商中芯国际(SMIC)制造的7纳米麒麟9000芯片驱动。尽管华为仍落后于采用3纳米芯片的苹果新款iPhone 15，但华为的突破震惊了关注制裁的美国官员，它提供了一款具有类似5G功能的本土产品。
这就是冲突中一方关注战术而另一方关注战略的情况。华为在战略上回应了美国限制其核心业务和供应链依赖的激进战术行动，这不足为奇。当美国商务部在2019年首次将华为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时——这对该公司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智能手机造成了沉重打击——它迫使中国最具研发密集型的企业出手。波特不能要求更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