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苏联
我第一次出国就是到苏联。那几乎是50年前的事情了。1954年8月，我被派到苏联团校学习。那年我26岁，初为人父，女儿出生只有20多天。
钱其琛外长
从1951年起，共青团中央每年派选一些团干部到苏共中央团校学习，为期一年。我参加的是第四期，领队是当时在东北做青年工作的徐净武同志，副队长是北京大学的张学书。
我们19名学员，加上两名翻译，共21个人，是在1954年8月底离京飞往莫斯科的。记得我们乘坐的是一架小型的苏联飞机，从北京起飞，途中降落两次，并在伊尔库茨克过夜，第二天换乘大型飞机，中间又停了好几站，最终才到达目的地。到莫斯科的那天，印象中，那里好像刚刚下过雨，走出机场时，脚下还不时会踩到雨后一片片的积水。
苏联中央团校坐落在莫斯科郊外的小镇威什尼亚基，离莫斯科市区有市郊列车六站地的路程。学校周围有一片白桦林和一个不小的湖泊，附近还有一座彼得大帝时期一位大臣的庄园，那时已改做博物馆。
团校的课程有联共（布）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三门主课，还有俄语、青年团工作等几门副课，另外就是体育课了，冬季还要学习滑雪。
团校授课采取课堂宣传和课下自学相结合的方式，每天，教授在课堂上先讲授三到四个小时。那些苏联教授的理论功底很深，讲起课来真是引经据典，照本宣科，马列主义的某个观点、某句话，在哪一本著作中的第几页上，都能一一说出，分毫不差。
课下，我们则要用大量时间来阅读指定的理论书籍，也就是马列主义经典原著。此外，就是由教师围绕教学内容组织的课堂讨论，俄语叫“席明纳尔”。在这种讨论中，教师和学生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可以互相提问，内容当然只是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很少有与实际相结合的讨论。
赴苏之前，所有学员只受过为时半个月的俄语训练。开始时，老师授课和师生之间交流都要通过翻译，从俄语翻译成中文，再将中文翻译成俄语。学习俄语，成了首要任务。
根据学员的水平，俄文课分成四个小班开设，每个班约四五个人。分班前有个水平测试，让从地图上指出某个城市，还问一些诸如“你是怎样到这里来的？”之类的问题。我和几位曾在国内自学过俄语的同学分在一个班，被其他同学戏称为“高级班”。
开学后，大家每天清早一起床，就都忙着背俄语单词或朗诵课文。到了学习结束时，我和有的学员已经可以用俄语回答问题了。
除了课堂学习外，苏联团校还组织我们参观革命遗址、纪念馆、工厂、集体农庄，以及参加一些文化娱乐活动。我们参观过托尔斯泰故居、高尔基纪念馆，观赏过特列季亚科夫画廊，还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看过经典的芭蕾舞《天鹅湖》，以及听一些著名的歌剧。
1955年寒假，我们去列宁格勒旅行。时值隆冬，天寒地冻。在一片皑皑白雪中，我们参观了冬宫、斯莫尔尼宫和因“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而闻名的“阿芙乐尔”号军舰。全班同学还在苏联和芬兰边界附近的拉兹里夫湖畔的一个小茅屋前合了影。当年，列宁就是住在那间小茅屋里，写下了著名的《国家与革命》。
暑假期间，我们又被安排去了乌克兰旅行，并乘船游览了黑海和克里米亚。
1954年12月摄于苏联中央团校校外小湖上，左一为作者，中间为遇衍滨（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正处于最好的时期。苏联团校的教员、同学、翻译，乃至后勤工作人员，对中国学员都非常热情，在学习和生活等方面也照顾得很周到。
我们的俄语老师听说中国人喜欢吃花生米，就在课堂上说，她一定会给大家找一些来。过了很久，大家差不多把这件事忘记了，那位老师却真的为大家带来了许多花生米。那是她从莫斯科市里千方百计找到的。当她把花生一一分给她的中国学员时，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
班上的翻译瓦里娅还受校方委托，负责安排学员的各种活动，假期带领大家到外地参观访问。她不辞辛苦地帮助中国学员解决校园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那份耐心、热情和周到，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时，在我们中国学员的心目中，苏联是革命圣地、列宁的故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样板。苏联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又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社会发展的光明前景更是令人向往。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在经济建设等很多方面都在学习苏联的经验。我们到了苏联，都很兴奋，生活又很愉快，一心要以苏联为榜样，好好学习。
但是，在苏联学习的时间长了，和老师、同学的交往多了，慢慢发现苏联也存在着一些难以理解、不如人意的社会现象。不少苏联人在谈吐中，不时会流露一些不满情绪。大家最初深感诡异，想不明白，为什么社会主义建设了几十年的苏联，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呢？社会主义社会难道也会不完美吗？
留苏工作
1955年夏天，苏联团校的学习还没结束，组织上就通知我，毕业后留在驻苏使馆工作。
我们刚到苏联时，我国驻苏大使是张闻天同志。1955年初，张闻天奉调回国，由刘晓同志出任大使。陈楚同志和张德群同志先后在使馆任公使衔参赞。
我先是被安排在使馆的留学生管理处工作。
那时，我国一年中同时在苏联的留学人员约有4000多人，其中在莫斯科的就有2000多人，在列宁格勒、基辅、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敖德萨等地也有不少人。
使馆的留学生管理处负责所有与留苏学生有关的事务，例如联系院校、确定专业、留学生的思想教育，乃至个人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也要处理。留学生管理处的主任是教育部派来的参赞李滔同志。在留学生管理处工作时，我几乎到过所有有中国留学生的苏联院校，并有一年的时间住在列宁格勒，专职管理那里的1000多名留学生。
1960年，我调到使馆研究室，主持调研工作，直到1962年初奉调回国。
从1954年去苏联团校学习，到1962年回国，我在苏联学习、工作了八年。这期间，苏联内部和中苏关系都发生了不少影响深远的变化。特别是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在苏联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西方舆论也广为传播。不久，中国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两党发生分歧。
从1959年起，中苏开始了为期30年的“冷战”。我1962年初回国时，中苏两党正处于“十年论战”的高潮，而两国关系正在一步步滑向严重的对抗。
重返莫斯科
十年后，也就是1972年初，我正在安徽干校劳动之时，又一次奉命赴苏，到驻苏使馆担任政务参赞。
当时，中国仍在经受“十年文革”的磨难，人们的思想在经历了社会动乱之后，正孕育着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在赴莫斯科的火车上，我也在想，不知十年后的苏联会是什么样子，社会有什么变化。
从北京到莫斯科，火车要行驶整整一个星期，一路上，倒是可以好好观察一下。从车窗望出去，仍是一望无际的森林和原野，挺拔的白桦树，广袤的草原……风光依旧。只是沿途看不到什么大的建筑、新的工厂或新的城市。
列车一站站停靠时，从行色匆匆的旅客们的衣着和行李上，以及车站小卖部抢购食品、到处有人拎着面包的情况来看，苏联没有什么变化，发展好像停滞了。当年赫鲁晓夫吹嘘的“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宏伟规划”显然已成了泡影。
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上乘客已经寥寥无几了，和十年前的境况真有天壤之别。我们几乎可以独享整节车厢，旅途烦闷时，只能和乘务员聊聊天。当时，中苏之间的交往已经很少了，但两国间的国际列车仍照旧运行。
使馆正前方是莫斯科国立大学，从使馆楼顶可以清晰看到。中国驻苏使馆在列宁山上，占地12公顷，主楼是一座宏伟建筑。
这时，使馆的工作人员已大大缩减。由于双方关系紧张，苏联方面设了好几个警察岗哨，对中国使馆进行严密“保护”，也就是严格监控。
从使馆的楼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莫斯科大学建筑的尖顶上闪亮着硕大的红星。1957年11月，毛主席正是在这所大学的大礼堂里向留苏的中国学生说，你们青年人好像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当时，留学生们高喊着“为祖国建设奋斗50年”的口号来回应，场面激动人心。
时过境迁，当年热情澎湃的场景已经不在。驻苏使馆里相当冷清，与对方已经没有多少外交业务了，只能在使团中开展工作。对苏方，除了一些礼节性拜会外，就是我方提出抗议，或是驳回对方的“抗议”。
20世纪70年代初期，驻苏大使是刘新权同志。使馆有三位政务参赞，除了我，还有马列和王荩卿同志。
由于莫斯科地处交通要道，过往的中国代表团仍然不少。使馆的一项工作就是向他们介绍苏联的情况，以及逗留期间应注意的事项。
我们也利用一切机会到苏联各地旅行，去了解情况。我先后访问了外高加索地区和波罗的海沿岸。苏联方面对我们的出行格外注意，采取严密的监控措施。被“盯梢”真是家常便饭，只是这种“盯梢”太容易发现了，有时把他们甩掉，有时也开开他们的玩笑。
有一次，在旅途中，我们干脆就直接跟“盯梢”的人说，你们跟在后面太辛苦了，我们正好不认识路，还是请你们到前面来，给我们带路吧。“盯梢”的人被弄得哭笑不得。
1974年夏，我调离苏联，去非洲赴任。
从1954年算起，断断续续，我在苏联度过了整整十年，经历了中苏关系最好的时期，也见证了两国关系的逐渐恶化，而最后这两年，则是中苏关系最为紧张和困难的时期。
众说纷纭
苏联的解体，可以说是20世纪最令人惊叹、也最令人深思的事件之一。
苏联的解体，几乎像是一朝一夕发生的事情，但导致其瓦解的许多因素，却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在这里，不能不提到在上个世纪初，两个著名的法国作家当年对苏联的观察。
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安德烈·纪德都曾怀着对这个当时蒸蒸日上的国家的极大兴趣，来到莫斯科旅行。他们都将自己在苏联的所见所闻、所疑所思，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下来。
纪德把自己的日记命名为《从苏联归来》，并在1937年公开发表，坦率地把他对苏联的现实考察和长远思考说了出来。而以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闻名于世的罗曼·罗兰却宣布：“未经我特别允许，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限满期之前，不能发表这本日记。”他的这一举动，曾引起不少猜测，从而使他的访苏日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罗曼罗兰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他们当时的观察和思考。罗曼·罗兰一方面表示，“我从这次旅行中得出的主要印象与感觉”是“无比高涨的生命力和青春活力的强大浪潮”，“他们正在为全人类更美的、最好的、灿烂的未来而工作”；一方面又认为，那里“正在不人道地形成贱民阶级，必须承认这一切，只能对此感到可惜，只能纠正和根除”。纪德则写道：“对绝大多数劳动者来说，每日工资为5卢布或更少；而对某些享有特权的人来说则享受更多的优惠。”他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出现了贵族。
无论是罗曼·罗兰还是纪德，在自己的日记里，都不断地将高大的纪念性建筑、宽敞的别墅和窄小、简陋、拥挤的普通老百姓住房作为对比。
纪德在日记中对当时的苏联市场有着深入的观察。他是这样描绘的：百货公司还不到营业时间，门前已开始有两三百人在排队。那天是卖床垫，或许只有四五百件，却来了800到1000多顾客。不到天黑，所有的东西都卖光了。需求量那么大，顾客那么多，就是在很久以后，一切东西仍会供不应求。
罗曼·罗兰则对苏联人的精神状况表示了担忧：“我确信，他们有时甚至过分低估其他民族的生命力。即使资本主义的政府和制度是他们的敌人，也不能低估其生存力。苏联劳动者坚信他们拥有并且亲自创造了一切最美好的东西，而其余的世界丧失了这些美好的东西（学校、卫生设施等）。青年不可能自由地将自己的智力成就和思想与他们的西方朋友的成就相比较。真担心有朝一日突然发生这样的事，就会产生动荡。”
对此，纪德显然也有同感。他写道：“苏联人对于国外的局势和状况处于惊人的无知之中。不仅如此，他们还被弄得深信：外国的一切都远不及苏联好。”他说，有一个青年人曾这样对他说：“几年前，德国和美国还能在某些方面让我们获益。而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必要去向外国人学习了……”
俄罗斯学者阿尔巴托夫是这样论述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的：经济学者已经意识到苏联的经济发展一直是在走外延发展道路，而现在外延增长的因素已经枯竭。因此，必须把转向集约化发展道路提上日程，必须从依靠行政命令转为用经济杠杆调控经济。必须重视已经开始的新科学技术革命等。当这些问题被提到苏共代表大会上时，只是议论了一番。实际上，一切依然如故，毫无结果。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用曾任苏联总统助理的切尔尼亚耶夫的话说，对苏联社会的质疑开始出现了。当戈尔巴乔夫说“忠于社会主义价值”、“纯净的十月革命思想”等等时，“我们自己也弄不明白，我们究竟是处在什么样的社会中”。
曾任苏共中央领导人的利加乔夫说，我们当时感到特别惊讶的是，苏联在科技方面与西方的差距非常大，我们对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停滞也感到担忧，这一切都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社会思想。他认为苏联进行改革的前几年，解决了一些住房之类的社会问题，随后便困难重重，在经济方面出现了无组织现象。由于急于扭转经济上的不利局面，而又不懂经济规律，就匆忙决定快速转向市场经济，结果遇到很多困难，尤其是消费品严重短缺，从而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
利加乔夫在分析苏联瓦解的原因时，特别强调以下因素：首先是大批党的领导人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变了质；其次，是苏联为增强国家的防御能力而过度消耗了大量资金，把最优秀的干部、专家学者，最好的设备、材料和大量的工业企业，都投入到这一领域。
切尔尼亚耶夫进一步分析道，西方用超级武器进行的威胁，原来都是虚张声势的吓人手段，而莫斯科却特别容易受到这些吓人手段的支配，并卷入了致命的螺旋式的军备竞赛，为之牺牲了一切，最终，也包括牺牲了自己国家的未来。
曾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认为，俄罗斯议会1990年6月发表主权宣言，是苏联瓦解的决定性事件，此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苏联走向崩溃。一旦俄罗斯明确宣布自己是小于苏联整体的主权国家，联盟的瓦解就成为不可避免。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认为，有两件事对苏联解体产生了巨大作用，一是1990年俄罗斯的主权宣言，因为当时全苏联境内除爱沙尼亚外，没有一个加盟共和国搞独立，俄罗斯向谁要主权？答案只能是：向其他加盟共和国，向苏联；再就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这两件事一发生，苏联解体的命运就定了，因为支撑它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主要支柱已经坍塌，维护和保证国家统一的纪律和意识形态也不复存在了。
如今看来，可以这样说，就苏联而言，成也俄罗斯，败也俄罗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