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加速剧变，科技进步和创新能力已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特别是对于中国近年来在科技领域的进展，美国和西方国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敏感与反应，科技“去中国化”正在成为整个西方的“政治正确”。时不我待，我国需要打破常规，重构国家创新体系，强化关键领域顶层设计与组织，优化配置各类创新资源，让科技和创新成为应对国际风云变幻的基石，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根本动力。
近年来，中美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究其本质是科技之争。一方面，美国认为科技是其维护领先乃至霸权地位的关键，也是当下对中国的最大优势；另一方面，中国在众多科技领域的进展和突破，让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优势不断减弱，过去那种居高临下、所予所求的绝对控制局面正在改变。中美科技之争已成为国运之争，美国自认为输不起，中国同样输不起。
（一）科技脱钩由来已久：从巴统协定到瓦森纳协议
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科技扼制，并非始于今天，而是由来已久。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17个国家共同缔结了一个“巴统协定”，对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实行技术封锁。朝鲜战争爆发后，1952年又专门成立中国委员会，对中国实行更严格的封锁和禁运政策，涉及三大类上万种产品，比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清单项目还要多500种。
冷战结束后，“巴统协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以西方为主的33个国家（之后又增加到42个）又于1996年7月共同签署了新的《瓦森纳协议》，继续对中国禁售高技术产品。这是“巴统协定”的升级版本，囊括了九大技术类别，包括先进材料、电子器件、计算机、电信与信息安全、传感与激光、导航与航空电子仪器等。如果没有美国的批准，成员国无权出口敏感技术和产品。
以航空航天领域为例，上世纪90年代，我国航天事业迅速发展，开始承接国际商业发射业务。美国决定断供关键设备，类似今天对华为断供芯片，使得我国航天商业发射陷入停滞。在1998年启动的国际空间站计划中，共有16个国家参与，但美国拒绝中国加入，2011年更是通过了《沃尔夫条款》，禁止与中国在航天方面的任何合作，迫使中国不得不另起炉灶，终于发展出自己的“天宫一号”。
再以信息技术领域为例，这个领域一直是美国扼制中国科技进步的重点。早在2015年，美国就宣布禁止向中国国家超级计算机中心出售芯片，目的就是为了摧毁中国这一“国之重器”，从而对中国国家安全、高技术产业形成全面压制。最为极端的是近年来对中国发起的“芯片战争”，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美国利用“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不断更新拉长制裁清单，层层加码。中兴、华为最先被“断供”，之后又延伸到科研机构、高校、军工企业，覆盖了5G、人工智能、超算、半导体等前沿领域。
印度前总统卡拉姆曾经说过，技术不仅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没有一个国家为别的国家开发技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科技进步，始终都是在不断被打压的环境中走过来的。我们愿意向先进学习，愿意以开放的心态展开国际科技合作，但从来都不应当抱有不切实际 的幻想，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我们自己。
（二）科技脱钩恐难逆转：结构性矛盾渐趋激烈
今天，美国对中国实施的科技脱钩，是两国之间结构性矛盾日趋激烈的必然结果，包括经济、科技、产业升级、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诸多利益冲突。新加坡前驻美国大使陈庆珠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认为，美国遏制中国会从科技领域下手，“美国对科技的态度，就是‘是我们的’，而先进科技被视为经济和军事的决胜关键”。中美之争不是什么让步和妥协问题，而是涉及到中国要不要发展进步，14亿人民要不要体面和尊严的生存性问题。
事实上，美国对他国的科技脱钩并不是第一次。上世纪80年代，日本半导体产业迅速崛起。为此美国政府声称日本半导体企业存在不公平商业行为，对美国市场“倾销”，迫使日本政府让步。1986年两国签署《日美半导体协定》，日本开放半导体市场，并对日本企业实施高额惩罚性关税。日本半导体产业迅速失去优势，而英特尔等美国公司重返全球领导地位。对自己的盟友尚且如此，何况中国？
不仅如此，针对日本的迅猛发展，美国还与西方国家一起联合施压，与日本签订《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大幅升值，使日本迅速跌落神坛。1995年《广场协议》开始产生作用，当时按GDP计算，日本是德国的2倍，英国的4倍，中国的8倍，韩国的10倍，达到美国的73%。到了2022年，中国已经是日本的4.5倍，美国是日本的6倍，日本与韩国相比也下降到2.5：1。27年间发生的这一巨大变化，与美国联合西方对日本整体打压密不可分。当年日本一些非常知名的企业，如索尼、松下、东芝、夏普、三洋等，都已是昨日黄花。有人把日本过去30年称为“失落的30年”，从数据来看并不为过。
我们再来看看中美经济对比的变化：1981年中国的GDP是美国的6%，1991年是6.2%，加入WTO的2001年是12.7%；10年后的2011年，已经变成48%；20年后的2021年，已经达到美国的74%。40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从美国的6%变为74%，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对全球经济又意味着什么？可以肯定，这不是美国愿意看到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结构性调整，也是中美之间冲突加剧的根本原因。
于是，中国领军型科技企业成为被定点阻击的对象。以华为为例，美国国务卿称之为“史诗级的斗争”，不只是一两个禁令，而是全方位、多梯次、360度无死角的精准行动，包括全球联盟集体行动、政治、经济、外交、法律、贸易等多手段联动，以及切断供应链、断绝物流、管理咨询、信息系统服务，终止与大学的合作，舆论污化等等。任正非说，华为经历了百年未见的世界最强大的美国联合多国多层次的围剿，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倾全力打压一个民营企业，这在世界商业史上是没有过的。
2023年8月9日，拜登总统签署新的美国对华投资最新限制行政令，审查美国人士对中国（包括港澳）在半导体与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国家安全科技和产品的交易。拜登的行政令认为，“有关国家在对这些国家的军事、情报、监视或网络能力至关重要的第三方技术和产品方面的进步，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不同寻常的特殊危险。为应对这一威胁，我特此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危险、威胁、紧急状态等关键词，都是今天美国对中国进行科技脱钩的极端情绪。
在多年前的一个座谈会上，北大周其仁教授曾经对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产业分工是高端和低端的关系，美国生产高科技的大飞机，中国生产劳动密集型的服装鞋帽，两者相安无事。做一个新的假定，如果有一天中国决定生产大飞机，对美国意味着什么？一生高扬自由竞争大旗的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不假思索地说：“那将是美国永远的痛”。这是西方人骨子里的傲慢，也是他们不可能让渡的领地。
归根结底，美国对中国的科技遏制和防范，始终是其执念和国策。他们认同和接纳中国的前提，是把中国永远锁定在国际产业分工的末端，为发达国家贡献廉价劳动力和日用商品。像拉美国家一样，他们对中国的国际分工定位是“世界奶牛”。问题是这种世代为奴的命运，我们可以接受吗？。
（三）科技脱钩终成笑料：神话就是用来破灭的
不可否认，美国对华科技脱钩，对我国科技和产业发展造成了严重困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我国绝大多数领域的科技进步基本上是跟踪模仿，产业技术的底层逻辑和工具也大多来自于西方。曾经在中国影响力巨大的863计划，定位就是跟踪国际先进水平。今天规模巨大的信息产业，在芯片、核心软件、数据库等方面长期依赖于他人。在全球化的神话里，没有多少人想到过会有今天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
面对这种不利态势，悲观论者有之，投降论者有之，甚至幸灾乐祸者也大有人在。有人列举光刻机的神话：总重200吨，10万个零部件，5000家供应商，30国协作，比原子弹技术难100倍，给图纸也造不出来。最近美国AI发展迅猛，Chatgpt大有一骑绝尘之势，新的科技与工业革命正在来临。有人又分析中国将被摒弃于这一新科技革命之外，重回新的“闭关锁国”。
实事求是地分析，光刻机的技术难度确实远远超过原子弹，但如果我们了解当年前辈科学家们造原子弹的起点之低和艰难过程，也许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在青海的原子城，还留有许多当年的印记，比如没有计算机，最先进的计算设备是一部手摇计算机，大量的计算是靠算盘珠子完成的；火药实验中需要搅拌，都是科技人员亲自用棍棒完成的。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原子城的科学家们连饭都吃不饱，唯一的动物蛋白来源是邻近的青海湖大湟鱼。今天我们熟知的知识和信息查新、供应链、年薪等等，都与当年的原子弹毫无关联。在这个起点上造原子弹，真的比今天造光刻机更难吗？
这些年来，我国曾经面对许许多多高不可及的科技神话，但最终又一个个被破除。比如，中国庞大的汽车市场曾经是外国品牌的一统天下，全国但凡有点基础的汽车企业几乎一致选择合资引进和组装的模式，甘心充当跨国汽车企业全面占领中国市场、控制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出色帮手。今天，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汽车出口量也在2023年位列全球第一。高扬自主创新大旗的奇瑞、吉利等本土车企，曾经被业内外许多人视为笑谈，今天已成长为最富有活力、令众多合资车企相形见绌的生力军。
再比如民用大飞机研制，曾经因种种原因中断了20年，其技术难度之大令人望而却步。2003年中央决定重启大飞机论证，多数相关部门都给出了负面评价，中科院、工程院“两院”院士论证报告明确表示NO，即使航空工业内部也是消极情绪居多。20年后的今天，C919大飞机已正式投入商用，C929也在有序研制攻关中。这是举国体制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中国科技厚积薄发的结果，是中国科技人不辱使命、知耻后勇的结果。
不仅如此，近20年间我国在众多关键科技领域取得了井喷式的突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天宫一号”空间站、大飞机、高速铁路、新能源汽车、光伏产业、载人深潜器、5G、量子通信、航母、5代战机、航空发动机、盾构机、核磁共振……，这些20年前甚至10年前都不敢想象的重点领域，中国都已站到了世界前列。这样的全领域和高水平，在今天的世界上除了美国，只有中国能够做到。
最近，曾经以《世界是平的》一书风弥全球，受到中国高度推崇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直率地说：“如果中国一直专注于制造和销售低端产品，到底实行什么样的主义，社会主义也好，专权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甚至‘素食主义’也好，我们根本不感兴趣，也不会去关心，我们只关心能否购买中国低端产品而已。当中国开始向我们销售高端、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就成了我们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将两国关系的改善寄托于中国放弃科技进步与创新，只能说明他们太不了解中国。
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最早是由英国学者弗里曼（Freeman）研究日本战后经济腾飞提出来的，他认为近代科技革命以来世界科技中心的不断转移，不仅是技术发明的结果，更是国家制度安排和组织创新的结果。美国学者纳尔逊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行动者相互作用决定创新绩效的一套制度”。管理学大师迈克尔·波特进一步指出，企业创新能力代表国家的竞争优势，国家创新体系应为企业创新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吴敬琏先生在其著作《制度重于技术》中也强调，很多的技术进步应当来自更加稳定可靠的制度基础。
事实就是如此，制度对技术进步至关重要，好的制度能够让科技快速健康发展，不好的制度则可能让科技走入迷途。经过70多年的努力，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为成为“世界工厂”提供了强大支撑。但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体制机制问题已成为最大的短板，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桎梏，任重而道远。
（一）我国科技与创新能力的国际比较
在一些关键指标上，我国已进入国际先进行列。比如，2022年全社会研发投入3.08万亿元，仅次于美国，列世界第二；全时研发人员635万人，列世界第一；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2.55%，列世界第12位；国际论文年产出61万篇，列世界第一；国际专利（PCT）6.9万件，列世界第一；高被引科学家数量1169人，列世界第二。
从这些数据可见，中国科技实力已今非昔比，许多关键指标已走到世界前列。同时我们也有一些明显的弱项，在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上，我国综合排名11位，其中有两项指标“基础设施”和“科技制度”分别排世界第25位和42位。这两项指标与硬件和科技产出的排位差距，说明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还有不小的空间。
在反映科技结构及投入效率问题上，“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即在资本、劳动和土地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引起产出增加的因素，也就是基于创新和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效率提高。有关研究表明，2008-2017年间我国研发投入增加13036亿元，强度从1.52增加到2.13，但全要素生产率仅增长1.55%。世界银行经济学家Louis Kuijs估算结果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从1978-1994年的46.9%，下降到了2005-2009年的31.8%，并进一步下降到2010-2015年的28%，只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40%左右。从2008年开始的GDP下行，主要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造成的，是科技能力和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引起的。这也可以认为是科技体制问题在经济发展中的具体反映。
（二）我国的创新制度问题
相比科技硬件，目前我国的创新制度和生态还比较薄弱，存在许多与科技和创新规律相悖的问题。涉及到创新体系建设方面的制度性问题，主要表现在官、产、学三个方面：
1、统筹机制问题。多年来，我国科技体制条块分割现象严重，官产学研金用之间相互脱节，科技与经济结合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比如，产学研结合的前提是要有明确的结构差异与合理分工，但现实情况是相互平行的，甚至是竞争性的，很难形成有效互动与协同。公共技术平台缺失，大学和科研机构本质上也都是盈利性的，很难开展基础性、共性技术研发和长远的科学研究。军民结合是各国推进科技进步与创新的国家路径，美国尤其如此，但我国军民之间长期存在着无法逾越的体制性鸿沟，不少民营科技企业更是“报国无门”。
即使在科技管理系统内部，也是“九龙治水”，各自为政，很难形成“一盘棋”的局面。我在科技部门工作多年，曾参与过许多重大科技和创新政策的研究制订，如企业研发投入抵扣税收政策、政府采购支持自主创新政策、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人才激励与奖励政策等，深知条块分割的政府治理模式通常都是部门利益优先，很难体现出国家目标和整体利益。顶层设计和统筹机制的缺失，使本就先天不足的我国科技充满内卷，丧失了许多追赶机遇。
2、市场机制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科技资源配置的重心始终是体制内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中美科技战打响后，许多人仍然把解决“卡脖子”问题更多地寄托于科学家，甚至归因于基础研究能力不足。政府、学术权威、国有企业纷纷走上前台，试图扮演科技“突击队”的角色。实际上，这仍然是计划经济逻辑下的成果转化思维，既不理解创新的内涵和动力机制，更缺乏对中美科技战背景的基本认知，可以说连主战场在哪里都不清楚。
科研不等于创新，创新是基于市场需求的要素新组合，是运用各类知识实现效益的市场行为。缺乏产业需求牵引的科研活动，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离开市场化创新力量的主导，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也很难得到提高。与美国相比，中国最大的短板并不是技术，而是将技术和其他要素组合转化为持续竞争力的创新生态。如果说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走到令美国感到挑战和压力是市场化机制的结果，那么未来的希望之路必然是更加完善和健全的市场化机制。
3、评价机制问题。我国科技启步比西方晚了数百年，加之几十年来西方对中国科技的百般防范与围堵，都决定了中国科技进步道路的艰难曲折。唯其如此，我们必须以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引导广大科技人员奋发作为，不断缩小差距。但是，近年来我国科技评价机制出现了明显偏差，误导了学术方向。
——数量导向。最近有一个报道，某著名学者共发表了3000篇学术论文，平均每3.25天就有一篇新作问世，沦为学术笑料。根本原因就在于现有的职称评审标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发表的文章数量和期刊等级，“学术灌水”由此形成。
——论文导向。科技评价的论文导向日益强化，学术界“脱实向虚”的现象比较突出。从前些年追求SCI论文，到近些年追求CNNS论文，几乎到了无论文就无所谓学术的地步。科技评价制度需要回答，究竟应该如何引导更多的科技人员“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
——功名导向。科技界可谓帽子满天飞，国家级的院士、长江学者、杰青等九项人才计划（学界戏称九大“铁帽子王”），地方各级政府以名山大川为称号的各类人才计划，以及层层叠叠的政府奖、社会奖，伴随着千百万学者几乎全部的研究生涯。用这些阶梯式帽子决定身份和学术地位，颇似过去的官场科举制，其结果多半是“伤仲永”。
当今科技发达的国家，虽然国情不同，特点各异，但无一不是在创新体系建设方面突出的国家。
（一）美国的国家创新体系：科技高于政治
创新体系建设既体现在硬件上，更体现在制度和软件上。相比其他国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完备、最系统的国家创新体系。
第一是重视科技移民。美国的科技成就，可以说是一代又一代新移民所带来的辉煌。二战之前，世界科学中心在欧洲大陆，重大科学成就中有70%以上出自欧洲。二战以后，美国制定“回形针”计划，核心就是针对欧洲特别是德国、法国顶级的科学家，千方百计地把他们引进美国。冯·卡门、布劳恩、爱因斯坦、费米、希拉德、拉斯曼、哈恩等一大批顶级科学家都从欧洲去了美国，一举把美国科学技术带到世界最高点。
美国“抢”人才可谓不择手段。二战结束后，美国从德国“抢”走了1600多名顶级科学家，甚至对身为纳粹的科学家也照“抢”不误。前苏联解体后，美国如法炮制，以国家级行动从前苏联各国网罗优秀科学家。据统计，在流失的多达3万名尖端人才中，大部分都去了美国、德国和英国。仅在数学领域，就有336名移居美国，其中不少成为美国数学界的中坚力量。
科技移民为美国带来了什么？2021年全球10个自然科学奖诺奖中，有7位是美国人获得的。这7位当中有6位是移民，而且其中还有5位是第一代移民。在美国目前的高端科学家当中，一代移民高达一半以上，三代以上绝大部分都是国外移民。所以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美国科技成就是重视移民的结果。仅在硅谷一地，就有2万名清华毕业生供职。
第二是重视科技金融。从技术向产品和产业转化的过程中，需要的不仅是技术本身的完善，还有众多要素的新组合，其中资本往往起到关键作用，使创新活动形成完整的价值闭环。硅谷就是如此，通过大量不同功能和规模的创业投资，实现鼓励创新、包容失败、全程赋能、风险共担。所以有人说，硅谷不仅是技术创新的成功，更是风险投资的成功。
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院士曾经提到，早在1999年他在美国研究量子科学的时候，亚马逊就愿意投资他做量子科学，那时这个领域离应用还十分遥远。而他在回国十多年后，在国内几乎找不到一个愿意为量子科学投资的机构。一直到近几年有一些投资机构开始关注，但也要求5年内有回报，这种要求实际上对前沿技术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中国至今出不了亚马逊、谷歌、SpaceX、英伟达，出不了乔布斯、马斯克、黄仁勋和“ChatGPT之父”奥特曼，可以说与科技金融特别是创业投资市场的不成熟有很大关系。
第三是重视研用结合。研发活动能否跟应用结合，能否实现价值闭环，这应当是前提。在这一方面，美国表现非常突出。比如马斯克的SpaceX、星链计划、回收式火箭等，已经超过了很多国家举国之力所能达到的水平。仔细分析其整个过程，其实是美国长期形成的国家科技基础能力与市场应用场景相融合的结果。
站在马斯克背后的靠山其实是大名鼎鼎的NASA国家队，比如SpaceX新型隔热材料在NASA艾姆斯研究中心完成，空气动力学测试方法在NASA兰利研究中心完成，控制系统在NASA汉斯维尔航天中心完成，梅林发动机由FASTRAC研制，激光雷达在NASA的JPL喷气实验室完成。NASA还用竞争性招标取代传统的指令性科技计划，成为SpaceX的第一个买主和用户。归根结底就在于马斯克能够充分利用第一性原理，实现航天技术在先进性、可靠性和经济性上的完美统一。
第四是重视举国体制。美国是市场经济国家，但在科技上向来都是“一盘棋”，两党之间、朝野之间、军民之间、上下游之间少有相互掣肘。被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三个科技工程——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人类基因组计划，都是以举国之力完成的。阿波罗登月计划高峰时，有2万家公司、200多所大学、80多个研究机构、30万人参与，历时11年，不仅确立了美国航天第一大国的地位，而且奠定了从材料到通信控制等多个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军民融合，把国防建设建立在全部国民经济和科技的基础之上，也是美国举国体制的突出表现。
早在1980年，美国兰德公司一个报告明确指出：只有技术独立才有经济独立，才有政治独立。美国对自身科技的支持和保护，从来都是高于党派之争、意识形态之争。
（二）日本的国家创新体系：28个诺奖的背后
日本是我们的近邻，在技术、产业、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很多的可比性。研究科技战略和政策，日本始终都应当是关注的重点和参照。20多年前，日本提出在50年内出30个诺奖，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天方夜谭。今天，日本已在自然科学领域产生了28个诺贝尔奖，这个目标大概率可以在30年完成。
不仅如此，在全球十大核心技术领域，拥有核心技术的国家几乎都有日本。我国目前被“卡脖子”的半导体、新材料、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日本都位列全球前两位。在GDP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下，日本科学技术反而获得了长足发展，为什么？分析日本的国家创新体系，有三点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
一是科技创新立国。战后日本国家发展战略先后经历了贸易立国、技术立国，再到1995年之后的科技创新立国，反映了日本科技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与需求。作为对这一国策的贯彻落实，日本专门设立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CSTP）机制，首相担任主席，由14名议员构成，从国家层面审议基本科技政策和预算分配方案、评价大型研发项目等，形成常态化讨论机制和跨部门跨领域高效沟通平台。日本研发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一直都在2%以上，2013年后更是提高到3.8%，是除以色列之外全世界研发投入强度最高的国家。
二是促进协同合作。首次提出国家创新体系概念的英国学者弗里曼（C.Freeman）认为，日本经济增长的核心经验是推进“产学官”合作制度。如“创造性科学技术推进制度”，以学术带头人为中心组建课题组，由企业、大学、国立研究机构的人员共同组成，形成一种流动、弹性的研究体制。“新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重点支持新材料、生物功能、新功能元件等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的合作研究。新设科学技术振兴调整费，支持“产学官”合作进行基础和尖端技术研究。当年为了实现半导体超越和领先，由政府进行组织，富士通、日立、三菱、日本电气和东芝5家大公司共同参与，与日本工业技术研究院组成联合体共同实施，平均每家20名顶级研究人员参与其中，时间长达4年。合作、协同，成为日本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核心目标。
三是推进产业集群。以1998年《创新促进法》为标志，日本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进产业集群发展，其目的就是为创新型企业发展提供完备配套的服务和优越的产业生态。到2009年日本共实施了19个集群项目，参与企业上万家，另有数千家研究机构和大学等机构参与其中。如“神户医疗产业集群”（KBIC）经过20多年的建设，各类入驻机构近400家，数十家医疗机构活跃在创新疗法前沿，数十家大学和学术团队在此聚集，已成为日本最大的重要医药产业集群，并在全球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这些产业集群大都体现了几个特点：1）创新主导；2）研发-生产-应用闭环；3）上下游产业相互关联；4）突出特色和差异化。
（三）以色列的科技基础能力：创业的国度
以色列只有800万人口，建国历史不长，面临特殊的地缘政治挤压。但在创新创业方面，以色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据统计，以色列科学家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全球第一；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超过4%，全球第一；每百万全职研究人员8200人，全球第一。
一是以创业为天命。以色列人均创业投资是美国的2.5倍，欧洲30倍，中国的80倍，印度的350倍。人均创业密集度，位列全球第一；拥有7000多家创新科技公司，数量仅次于硅谷。有人把以色列称为创业的国度，的确名副其实。许多科技人员一旦有了好的思路，就会组织研究团队走上创业之路。创业，已成为以色列人的符号和标签。
二是高质量教育。在以色列科技基础能力方面有几个关键词，第一是科技移民，以色列本身就是个移民国家，犹太移民全球第一。前苏联解体后有100万移民流向以色列，其中有15万科学家和工程师。第二是重视教育，一个800万人口的国家拥有9所大学，而且都不是一般的大学，其中6所进入QS排名榜。
三是宽容失败。以色列全国到处都有小分队式的创业者，三五个人围绕一个共同目标组合在一起，去完成一个创业过程。政府对创业活动提供全方面的支持，40%以上的创业初始资金由政府提供。在许多以色列人心中，投身创业似乎成了天命。他们把失败理解为创业过程，失败了还可以重来。
四是投资投人。在以色列，世界上很多大型投资基金都有布局。以色列能够形成这样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与这些资金实力雄厚、投资经验丰富的投资人密切相关。他们不但投资，更是投人，如同猎头一样寻找那些最富有创意的创业者。目前以色列风险投资募资额每年可达30亿美元，投资强度堪称世界之最。
在土地贫瘠、水源不足、战争不断的沙漠里，能够生存下来靠什么？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说：面对这一切，我们唯一能够自由支配的资本就是人。以色列一个著名的企业家对以色列科技做了这样一个概括：创新和科技就是21世纪的回归土地。以色列就是靠更多优秀人才，更强的创新能力，才能够在特殊环境下生存下来，壮大起来。
美国、日本、以色列等科技强国在创新体系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协同性。经过多年努力，我国也已建构起相对完备的创新体系，打造了大规模、广覆盖的科技基础。但是，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面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紧迫需求，面对科技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态势，我们在创新体系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讨论和求解的难题。
（一）关于新型举国体制
2023年中央对国家科技体制进行了较大力度的调整，最大的变化就是设立中央科技委员会，主要目的是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体制改革，统筹解决科技领域战略性、方向性、全局性重大问题。这一前所未有的改革举措，将有助于从最高层组织和调动“举国之力”，提升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决策效率和政策执行力。
当务之急是在重大方向、重大项目、重大政策、重大改革等方面，切实做到“一盘棋”，确保部门之间、军民之间、地方之间、产学研用之间的目标和行动一致性。要最大限度地确保各类创新要素向战略前沿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领域集中，向有利于科技持续发展和突破的方向集中。
（二）关于以市场为导向
推动我国科技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当务之急是要优先解决创新资源配置效率问题。“科研投入快速增加，而加总全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长的贡献却明显下降，甚至为负”，根本原因就在于大量科技要素及研发活动游离于经济活动之外，形成了在学术界内部从立项到结题的封闭式循环。
出路就在于以市场为导向，让市场需求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实践证明，只有充分依靠市场机制，才能打破各类小循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只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才能为创新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
（三）关于以企业为主体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企业不再是过去单纯的生产单元，正在加速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研发投入的主体，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一极。特别是大批民营科技企业异军突起，已经成为技术创新的生力军，成为应对国际竞争挑战的先锋队。和国企一样，他们也是中国品牌、中国力量、中国国家队。
以企业为主体，一是要引导和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特别是优秀人才更多地向企业流动。二是要由企业主导产学研协同，企业最靠近市场，企业家最懂得市场竞争，由企业主导产学研协同，才能完成创新要素的全链条配置，才能实现创新的价值。三是要强力保护企业知识产权，专利权是私权，专利保护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本要求，必须从法律层面上全面强化和落实。
（四）关于国家实验室
在国家实验室建设方面，美国的做法值得学习借鉴。美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排名前10位中占了7个，前30位中占了18个。美国还有一大批富可敌国的大企业，创新能力独步天下。但是，美国政府还建有上百家国家实验室或国立研究机构，通常都是万人、十万人级的超级研发平台，联邦财政年投入数千亿美元，国家目标导向，工程科学主导，产学研用结合，催生了大批引领科技方向的重大成果。
近年来，我国开始在一些重点领域建设国家实验室，深圳、上海、海南等地方都在积极跟进，投入重资进行深度布局。这一重大举措将有助于解决科技条块分割问题，还有可能为长期以来科技经济脱节问题找到新的突破口。国家实验室不是单纯追求科技资源的汇集，旧瓶装新酒，而是要体现制度性变革，体现科研范式的变革。第一，国家实验室应体现公共平台的属性，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第二，国家实验室不是纯粹的学术机构，而是要有明确的国家目标，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第三，国家实验室要打破学科界限，实现学科交叉，实现科学、技术和工程的系统组合。第四，国家实验室一定要充分开放，产学研用结合，让企业和各种社会力量充分参与进来。
（五）关于大科学范式
“无用的科学”是古希腊科学主义的产物，直到2000多年后与应用结合，才催生了工业革命和近现代文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越来越强调学科的交叉渗透，强调科学、技术和工程的相互支持，重大和颠覆性成果几乎都来自于交叉学科、边缘学科。SpaceX是如此，脑机联结是如此，OpenAI也是如此。
这一切都表明，科学范式正在改变。PI制只适合于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是极少数天才科学家的“桃花园”。建立在大目标、大平台和大合作基础上的大科学研究范式，有利于学科间的交叉渗透，有利于科学、技术与工程的相互融合，有利于形成解决重大问题的价值闭环。对当下中国来说，以大科学范式为主导，让绝大部分资源转入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应当是重构国家创新体系的当务之急。
（六）关于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的内核是质疑和批判，所有新的思想和认知，都是在否定之否定中产生的。如果科层制和行政化主导了学术活动，服从成为基本的游戏规则，“权威”不容挑战，学术就会堕落成庸俗的人际关系和家天下。我国难以产生伟大的科技人才和颠覆性科研成果，既有学术积累不够的问题，也与目前的学术风气有很大的关系。真正有价值的学术，从来不是权威钦点的，不是少数服从多数投票出来的，不是众多学术名号和荣誉堆出来的。学术没有权威，没有高低之分，学术平等是学术的生命之火。
如何构建良性学术生态，这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必须直面和回答的问题，当务之急有以下三点：1）去行政化。学术和行政是有关联的，但不应当把学术纳入到行政体系的管理逻辑中。日益加剧的学术行政化趋向，已经对学术健康发展造成了极大干扰。2）去帽子化。学术界帽子满天飞，本质上就是名利主导。学术本身需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需要超凡脱俗的冷静。为帽子而学术，必然是异化的学术。3）去学阀化。学术强调的是平等，学术精神的内核是批判精神、质疑精神。做不到学术平等，就没有真正的学术可言。
（七）关于科学普及
时至今日，我国公民的科学素养仍远远无法跟上科技进步的节奏，客观上对科技发展构成了巨大障碍。比如，围绕转基因的争论长达20年之久，但大部分争论都脱离科学本身，演变成了情绪化的民粹，使得我国在这一领域本来可以赢得的机会和优势逐渐丧失。尤其是对于颠覆性技术，本身都是不确定性的、难以预测的，更需要有社会化的包容和鼓励，需要大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愚昧更不是社会主义。中国梦首先应当是科学梦，让科学成为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共同理想，我们这个民族才有希望，才有未来。
（八）关于敢为人先
在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中，有一个被大家普遍忽略的问题，中国科技为什么不能敢为人先？与其他事物发展规律一样，我们既不能异想天开，好高骛远，违背客观事实和规律；也不能甘于人后，无所作为，永远充当跟班者的角色。当各方面条件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有没有志气往往决定着最终的结果。中国科技有许多短板，但永远不能没有志气。山雨欲来的内外部压力，也许正是推动中国科技和创新浴火重生、凤凰涅磐的转折点。
今天，从大洋彼岸传来两个令人震撼的重大科技信息，一个是OpenAI发布首个视频生成模型Sora，为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开启了数字化接口；另一个是SpaceX猎鹰9号一天内完成三连射，表明人类探索宇宙跨入了新的阶段。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正在快速来临，留给我们的机会和时间可能非常有限。面对新的复杂环境和严峻挑战，我国有必要借鉴20年前启动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战略研究和制订规划纲要的经验，重启新的科技战略研究与规划，对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等重大问题进行新的部署和变革。
END
关于华谷研究院
深圳市华谷致远生物科技与产业研究院（简称华谷研究院），是由研究院理事长梅永红倡议，国内生物经济头部企业华大集团、凯赛生物、碧桂园农业、北大荒集团和投资机构华大共赢共同发起成立，是我国第一所专门研究生物经济的民办非营利组织。
华谷研究院以“独立、客观、高质量”为核心价值，致力于通过严谨分析，集行业研判、数据分析、指数开发、专题研究、政策建议为一体，深度参与生物经济“产、学、研、资、用”各个环节。
华谷研究院立志成为中国生物经济行业的风向标，成为最具影响力的高端智库之一，成为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