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汉嘉女
延安整风开始时，亮亮一岁多。
我被审查前，每星期都回家，审查一开始便不许回家了，而此时陶铸又去晋西北进行敌后武工队的工作调查了，需要第二年才能回来。
家里的男保姆是个战士，三十多岁，对孩子算是有些感情，但管教方法不对。比如他去担水、打饭，就用绑带把亮亮的脚拴在床脚上，哭也由她，闹也由她，拉尿拉屎都由她。
我怕女孩子穿开裆裤不卫生，就让她穿实裆裤，孩子小，大小便有时会拉在身上，男保姆就用小板子打她的手心。裤子一脏就打，所以孩子很怕他。
叶群也被审查，但不久就结束了。她得到了比我更多的自由，星期天可以回家了。我与叶群邻居，都住在王家坪。
她回家，我总让她去看看我的女儿亮亮。亮亮的大名叫陶斯亮，她爸爸起的。“斯亮”大概就是“这儿最光明”的意思，是纪念宝塔山下延安这块革命圣地的。
有一天，叶群从王家坪回来告诉我：亮亮病了，发了烧。我只好请求支部让我回去看一下，支部居然同意了。我回到家见女儿烧得迷迷糊糊，就急忙带她去看病，喂她吃药。
第二天中午，我正陪女儿在床上休息，叶群进来了，说是支部要她来看看我、陪陪我的。以往我回家从没有什么人来陪我，显然是让她来监视我的，不外是怕我自杀，怕我找人串通。
女儿退烧后我就赶紧回党校。此后，经支部批准，女儿每星期都可以来我身边过周末，周六下午由男保姆送来，周一接回去。
女儿来，是我这一周的大事。
每周六，天一到傍晚，我总是早早坐在半山坡上焦急地等待女儿。我不眨眼地远远望着王家坪的渡口，眼看着保姆背着亮亮上了岸，然后让孩子下来走一段，又背一段。一到党校跟前，我便飞奔下山，亮亮也老远便叫“妈妈”，我们母女俩那个高兴劲，那种幸福的感觉，真是笔墨难以描述。
春节过后，大约是三月份，我作为重点审查对象被编人了党校临时支部，离开了原住处，迁往新住地继续接受审查。
新住地在党校一部后山，新开了一条巷道般的山洞，直通党校一部。此处三面是山，打了一排窑洞，缺又处筑着一道高约三四米、厚约一米的坚固土墙，墙上插着许多破瓷片、碎玻璃，墙外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战士。这里名为临时支部，实为监狱。
新搬来的党校一部学员有七十多人，都是所谓有重大问题的。七十多人中有二十多位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七大代表，因七大延期召开就进了党校接受审查。临时支部的书记最初是耿飚，他上前线后继任书记是聂鸿均。
七十多名学员分作七八个小组。
审查方式是：小组学员互相审查，即“有问题的”审“有问题的“。每个人又重新报告一遍个人经历，然后在小组里互相提问、批斗。我属于死顽固，大约他们估计不容易突破，所以在一年多里始终没有轮到我。
虽然中央有了“九条方针”，但是这里的“逼供信”仍相当严重，与以前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打、骂、踢，刑罚多种多样，特别是那些“坦白分子”，为了洗刷自己，也为了邀功，斗起别人来更是心狠手辣。
还有个别老红军，对党十分忠诚，但因为与社会接触少，知识面窄，不善于分析，只一味抱着“对敌人要狠”的态度，所以整起人来也毫不留情。
延安的审干一度“逼供信”相当严重，以致出现了投井自杀、跳岩自杀、悬梁自杀事件，偏离了党中央审查干部的初衷。
这些情况后来主席知道了，及时做了纠正，经中央决定，提出了审干“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的原则，这才慢慢扭转了局面。
因我属于被审查对象，所以“九条方针”的文件从未学习过。但我知道，我能活着度过这一关，靠的就是这“九条方针”。因为，按过去苏区“肃反”的做法，我早就脑袋搬家了。
有一位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叫易季光，被审查时，有人用皮带抽他，把他身上的皮袄都抽破了，遍体血迹斑斑，有人用嘴咬他的胳膊，肉都咬掉了一块。有一次用绳子只吊着他两手两脚各一个指头，高高悬在窑洞的梁上再用皮带抽，真是惨不忍睹。
还有一位女同志被打昏过去了，倒在地上抽搐，有人却说她装死狗，反而用脚死命踢她。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鼻子流了血，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洇透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块。
上吊自杀的好像叫周风平，他是来自白区的省委书记。连续几个昼夜的车轮战，这是每个被审查者都必需要遭受的。
每到夜晚，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一个个小窗又透出了胡麻油小灯如萤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四处静悄悄地，只有一阵阵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墻，越过山梁飘向漆黑的山野，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
可是，偏偏我这个“顽固分子”在临时支部里没有再被批斗逼供，也没有参加审查别人，一年多里我都是作记录，那一豆昏黄的小灯，使我的视力下降了许多。不开批斗会时，我就翻来覆去地“啃”马列学院读过的理论书。
我排除了一切烦恼与痛苦，尽一切努力，使自己不至活得太沉重。我一再告诫自己：要活下去，要健康地活下去!因为我明白：再大的冤屈，总有澄清洗雪的一天，但如果经不住批斗，身体垮了甚至死了，那么冤屈就可能永远成冤屈了。
因此，我时时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鼓励自已，敦促自己多吃、多睡，努力排除干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总之，我的心绪一直是较为平静的。
例如：我与危拱之同住一个窑洞时，她同一名比她年轻的干部恋爱，半夜三更两人还在窑洞里说说笑笑，搂搂抱抱，甚至在床上滚来滚去，我都能视若无睹，照样看书睡觉。
后来我与宋维静同住一个窑洞。由于她曾被长期单独关押，受刺激较大，已几乎失语，与我同处一室后开始是断断续续说一些，后来变成整天含糊不清地叨叨，还经常神魂颠倒地在窑洞里走来走去，我也照样泰然处之，看书学习和睡眠都不受影响。
在这一年多里，我的身体反而比以前还要好些。
危拱之 河南信阳人。1927年入党，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参加过广州起义。叶前妻。大革命时期的留苏学生，长征女干部，河南省委组织部部长。她听了报告，感到党组织对她的党员身份都怀疑了，十分绝望。
就在动员会后的一个夜里，在床上用裤带勒住脖子自杀，幸好窑洞外有人站岗，听到异响后发现了，才抬到医院抢救了过来，但已七窍流血，满面污秽，枕头床单也红了一大片。
危拱之从此有些自暴自弃，精神也有些失常，乱骂领导，乱谈恋爱，并嚷嚷着要脱党。她常跑到男宿舍去和她的男朋友睡在一起，弄得同窑洞的男同志很尴尬。
对批评她也满不在乎，说什么我命不要了，党籍不要了，还怕什么？我愿怎样就怎样！她的问题一直过了两年才得到甄别，认定她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刘亲自找她谈话，当面向她赔礼道歉。
后来，危拱之调东北工作，不知怎么疯了。新中国成立后她在武汉住院，我去看过几次，她不说话，只把笔记本给我看。厚厚一本，写得乱七八糟，完全不知所云。
她没有儿女，没有丈夫，得不到亲情的关爱。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的生活而调去的一个女工作人员也不大尽心，危拱之上厕所跌断了大腿，她既不护理也不报告，听之任之，真是凄惨得很。
“文化大革命”中，危拱之就糊里糊涂、无声无息地死去了。一个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女领导干部，落得个如此凄惨的结局，真是匪夷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