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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古田会议召开95周年，也是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1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田会议确立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和制度。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动员工农群众齐心奋斗的宣言书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的文本解析与价值感悟
■谢耀南 李雪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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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月中旬，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在赣南、闽西行进途中由军长朱德和党代表毛泽东共同署名发布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以下简称布告）。布告全篇仅368字，全文没有抽象难懂的概念或复杂冗长的句式，而是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将红军的政策主张娓娓道来。我们可以从布告的文本内容、体裁体例和叙事风格分析中，感受这一短篇革命文学的“袖里乾坤”气象。
布告开篇第一句话：阐明红军的宗旨与使命。“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这是向社会大众宣示红军革命为了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的性质和面貌，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红军所到之处是受过大革命影响的地方，群众知悉“民族、民权、民生”的革命理想。这是共产党人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革命共同之处。所以，布告斩钉截铁地告诉群众，红军要执行的是民权革命，革命任务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帮助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阶级得到解放，建立新的政权。布告第二、三句话：宣告红军的计划与纪律。“此番计划，分兵前进，官佐兵伕，服从命令。平买平卖，事实为证，乱烧乱杀，在所必禁”。我们工农红军第四军主力部队从井冈山下来，接下来要分兵前进。我们执行严明的商业政策、公平买卖，我们爱护工农，而不是像军阀土匪那样滥杀无辜。这也是对国民党军阀民兵对我红军恶意诋毁、造谣的澄清。布告第四至九句话：分析形势指出革命必然，分析国外阶级压迫的严峻形势。“全国各地，压迫太甚，工人农人，十分苦痛”。这是全国工农群众共同而强烈的感受。“土豪劣绅，横行乡镇，重息重租，人人怨愤”。这是地主阶级和官僚恶霸的残酷剥削引发人民的愤慨。“白军士兵，饥寒交并，小资产者，税捐极重。洋货越多，国货受困，帝国主义，哪个不恨”。这是揭示身处国民党军阀阵营的兵士以及城市的小资产者的生存困境，他们并不能自由自主地依靠劳动获得应有的生活。而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又严重冲击了国内弱势的手工业，国货滞销，民生更加困难。雪上加霜的是，“国民匪党，完全反动，口是心非，不能过硬。蒋桂冯阎，同床异梦，冲突已起，军阀倒运。”当政的国民党政权并没有代表人民利益去争取权益，反而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陷入军阀混战，争夺地盘。不久之后爆发的“蒋桂战争”即是一例。六句话百余字的简明分析，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党和红军领导的工农革命才是解决这一痛苦的根本出路。布告第十至二十一句话：阐明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第一句“饭可充饥，药能医病，共党主张，极为公正。”这是一个总的声明：我们的主张符合人间正道。接着是从农民土地、工人工作、兵士权益、税收政策、商业政策、对外政策、外资外债、外国军队、军阀势力、国家统一、民族关系、当政政权等十二个方面，用最简洁的文字阐明共产党的立场与态度，政策与主张。如对广大农民和工人群众提出“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大革命失败之深层因素之一，在于这个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没有彻底的“民权革命”，便不会有革命的真正成功。再如对税收和商业政策，提出要实施“累进税法，最为适用，苛税苛捐，扫除干净。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馀皆不论。”不久之后，红四军进入长汀城后制订的《告商业和知识分子书》对商业政策给予了规定。又如对待外国人及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签订的那些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协议，则给予彻底取消。“对待外人，必须严峻......外资外债，概不承认，外兵外舰，不准入境。”这就是说，要继续完成“民族革命”的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而这些则要通过“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来实现。对待国内的民族关系，布告提出我们要“统一中华，举国称庆，满蒙回藏，章程自定。”这是人民的心声，是历史的趋势。对于当政的国民政府，布告明确宣布他们是“一群恶棍”，广大工农群众一起团结起来，在党和红军的旗帜下“合力铲除，肃清乱政”。布告第二十二至二十三句话：预告革命光明的前途。1929年1至2月，虽然红四军在赣南闽西开展革命活动，并且暂时处于革命的低潮，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要在中国建立无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当前的任务就是要把工农劳动者和兵士群众组织起来。布告号召“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并且坚信“夺取政权，为期日近。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长汀果然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如布告所预测，历史主动的现实展开，在3月中旬红四军入闽后便在闽西长汀建立中央苏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一年之后的3月18日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完成了闽西境内红色政权的连片。
布告通篇共二十三句，是依照缜密的逻辑结构而展开的。就从叙事结构而言，分别是我们是谁（工农群众的军队），我们怎样（我们的社会形象），我们身在何处（分裂动荡的中国），我们的主张（又依次涵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其态度而提出的政策细分），我们的未来（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我们的依托（工农群众）以及我们的希望（广泛宣传，共同奋斗）。就思维结构而言，尽管布告是一篇宣传文学体裁，但是它没有散文式渲染或夸张式宣泄，而是体现出强烈的立足实际、分析形势，制定政策，注重区分，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历史主动、开辟新局这一认识逻辑和实践逻辑。布告文字虽然不多，但信息量大、层次清晰。全文的论证过程要而不繁，各个部分环环相扣。就体裁结构而言，布告标题为“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公开写明来源身份与体裁，这是红军自信与社会影响的体现。正文部分原件为纵向排版，四个板块二十三句，一个宣传版面即可容纳，并不会显得过于冗长。结尾部分落款为：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结合当年的实际，朱毛红军在井冈山地区经过一年多的经营，在江西、福建、广东等地有颇大的社会声望了。朱毛两人署名，再次证明布告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接着是布告发布的时间为公历一千九百二十九年一月。一个完整的面向社会大众发布的布告，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很好适配。
布告不仅是革命的宣言书，也是一篇绝佳的文学作品，具有很强的文学特色。一是沿用在汉代以前非常流行的四言体公文格式。布告通篇使用四字句，语言简洁而富有力量，避免了冗长叙述，极强的韵律感和节奏感，读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和传诵，同时又有助于激发群众的行动力，让群众在思想上达成共识，将满腔怨愤化身为反抗压迫的有力行动。二是语言平实，通俗易懂，让布告的内容更容易被广大民众理解和接受，为布告的广泛传播奠定坚实的基础。三是运用对比、排比等多种表现手法，增强布告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如“工人农人，十分苦痛”和“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增加工钱，老板担任”的对比，“白军士兵，饥寒交并”和“发给田地，士兵有份”的对比等，极大的反差，凸显了红军极为公正的主张和对工农群众的关怀，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结尾一连串的排比，激发民众对美好愿景的向往。在传播效果上，布告四言体的特点非常契合土地革命年代社会大众的文化水平和受众习惯，容易传播和再传播，形成“布告四方”“大家起劲”的磅礴革命力量。
布告以大众化的语言宣传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以及扩大社会影响，鼓动广大工农团结起来奋勇前进，在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这一革命事业的转折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历史事实。同时，我们注意到，布告的体裁和容量主要适用于特定的场景和阶段，即在红军流动游击与稳定的根据地尚未确立阶段。当革命斗争发展到新的阶段，红军的宣传工作内容与形式则应当有相应的调整。古田会议决议将宣传工作的意义提高到相当的高度，认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只有做好宣传工作，才能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为此，决议指出了那个阶段红军宣传内容的缺点“没有发布具体的政纲（从前发布的政纲）如四言布告等均不具体”。对应地，提出解决办法是“发布一个具体的政纲”，“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要有时间性和地方性，“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并依照不同的时间，制出不同的宣传和鼓动口号。这就是将面上主张和具体表达结合起来，增强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从而更好地服务党和红军的中心任务。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是一份宝贵的红色历史印记，它曾经起到了动员革命、组织群众、开辟历史的作用，也蕴含了一定的社会传播与表达价值。它告诉我们如何使用群众的语言、适应群众的习惯以及凝聚群众的力量。今年是古田会议召开95周年，也是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1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田会议确立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和制度。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政治工作的形式是多样的，它包括政治训练、意识形态工作、宣传工作、文艺工作等。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要求文艺工作者要“熟悉人民的语言”，要避免自己的作品“显得语言无味”，这就要在“思想感情上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此报告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等方面作了全面部署。无论是哪个方面的工作，共性之处都是文化内容与文化表达的同频共振与塑造合力问题，文化传播与对象适配的最优契合与动态交互问题。新时代新征程，新福建新龙岩，牢记总书记嘱托，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和文化传播工作，要传承红色传播的宝贵遗产，着力体现“两个结合”，在“双创”中展现新作为。（作者单位：中共龙岩市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