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观人物】寻找“野生”力量:杜鹃花专家田军研究之旅(上)

学术   2024-07-31 22:35   上海  

 墨脱公路旁的巨魁杜鹃

Rhododendron grande)植株

(2022)







导语:今天我们将对话田军,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毕业,独立植物学研究员。他自2016年起深入研究高山杜鹃。田军将野外观察与个人养护实践相结合,通过微信公众号“Rhody Fan Notes”分享他的杜鹃花养护心得与文献调研收获,为高山杜鹃的保护与普及贡献力量。关于杜鹃花和自然生态,他将与我们分享奇特经历和独到见解。


本次对话将分为上下集刊载,今天的推文为上集。上期主要讨论田军的杜鹃花理论研究与实践之旅,下期将围绕杜鹃花生态,以及田军的野外实践,杜鹃花科普和交流活动展开。



1.首先请向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自己的本职,背景。您在大学时期所从事的城市与环境学系植物地理专业研究对您此后的“业余爱好”有怎样的影响?为什么没有继续从该事专业研究呢?



本人目前在企业从事市场与客户研究工作。该职位与我大学时期的专业背景——自然资源与环境预测相差甚远。我的专业隶属于北京大学地理系的自然地理专业,重点研究地表过程,然而我的学术兴趣和毕业设计却与植物地理学、地植物学以及植被生态系统紧密相关,这些领域实际上隶属于当时的环境学专业。




 田军在新疆实习

(玛纳斯中天山北麓山前黄土堆积带,2000)




1998年暑期,我参加了植物地理学与土壤学野外实习,在北京西北郊的东灵山小龙门林场。这次实习中我首次深入体验了植被调研的野外工作方法。我的毕业论文也是跨专业组选择了植物地理学方向,对五台山、关帝山等地区的针叶林上限附近植被进行调研分析,导师是现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院长、国际植被科学学会工作组成员刘鸿雁教授,从属于当时系里正在进行的暖温带地区高山林线波动对第四季气候变化响应规律的课题。此外,我还参与了刘教授主导的广东阳春地区樟树年轮研究,以及城环系主持的云南大理州申请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的工作。是这些经历加深了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理解,也让我体会到在自然环境中工作的独特魅力。




 田军单车骑行拉萨-珠峰大本营

(2007)




2011年,我在毕业后的第十年,独自骑行从云南大理至拉萨,途中翻越了白马雪山、穿帕隆藏布和易贡藏布峡谷、过色季拉山鲁朗林海等杜鹃花密集分布的地区,但当时并非花季,故并未留下深刻印象。2014年,因工作调动至上海,我无意中对盆景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是日本引进的皋月杜鹃,它属于映山红亚属,园艺品种众多。被盆景吸引后,又一次机缘巧合地接触到高山杜鹃,后面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白马雪山第一垭口的垫状杜鹃花灌丛

(2011)





2.什么契机下开始了杜鹃花研究呢?您描述自己为“杜鹃花外貌协会”会员,可以向我们的读者朋友们举一两个例子,说说您对杜鹃花的感受和情感吗?



在我初次接触日本皋月盆景时,对杜鹃花的认识仅限于映山红亚属(Subgen. Tsutsusi)的一些品种。当时的园艺界追求的是花色鲜艳、花朵形态多样,如套瓣或重瓣,以及株型紧凑、叶小且形态优雅的品种。然而,我和杜鹃花的缘分是在一次偶然的线上交流中开始的。我在网上的植物爱好者社群中,看到了花友们分享的几张大叶杜鹃的照片,如墨脱杜鹃(Rhododendron montroseanum)和大王杜鹃(R. rex ),它们那壮观的叶片和独特的形态立即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原本以为杜鹃花都是叶片细小、花朵呈喇叭状的植物,但这些杜鹃花的叶片之大、质地之厚,与我先前的想象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反差,以及它们叶片那皮革般的质感和深绿色泽,瞬间击中我的心灵。从此,我开始有目的地查阅高山杜鹃的资料,寻找相关的苗源,尽管这一过程耗费了很长时间。




 R.macabeanum叶片




在2016至2017年间,我第一次尝试播种了云南大王杜鹃的种子。由于养护条件有限,加之上海的气候对高山杜鹃并不友好,最终只有两棵树苗存活了下来。那时,我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让这些娇弱的品种生存下去,而非它们的观赏价值。


直到2018年,我和爱人去英国旅行,在紧张的行程中,我特意安排了访问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半天时间。在那里,我生平第一次直面那些来自中国的巨大的高山杜鹃个体,虽然它们并未处于花期,但那壮观的景象仍然让我深受震撼。我感慨于这些植物的巨大和美丽,以及它们在英国的生长历史。




 RBGE的多裂杜鹃

R. hodgsonii )植株(2018)






2019年国庆期间,我规划了一条滇西大环线的旅行,从大理出发,经六库、丙中洛、察隅、然乌,最终回到香格里拉,这条线路也是杜鹃花的主要分布区。在独龙江和丙中洛,我完成了生平第一次野外采集,收获了滇隐脉杜鹃(R. maddenii  ssp. crassum)和绵毛房杜鹃(R. facetum)的种子,以及翘首杜鹃(R. protistum)的小苗。





 丙中洛贡当神山观景台附近的绵毛房杜鹃

R. facetum)植株(2019)




我对杜鹃花外观的兴趣,始于对它们叶片的欣赏,随后逐渐扩展到了对花朵形态的欣赏。特别是那些具有蜡质光泽、铃铛型花型的品种,如猩红奇迹(R. ‘Scarlet Wonder),它们的红色花朵和独特的质感,让我感到它们不像是自然演化的产物,更像是精心设计和制造的艺术品。这些品种虽然抗性较弱,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养护,但它们的美丽让我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和照料。研究过程中,我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偏好,专注于那些在视觉上或感觉上给我带来愉悦的类群。我自嘲为“外协”,因为我只是一名独立爱好者,时间精力有限,只能在杜鹃花的广阔世界中,专注于自己喜爱的几个分支。




“猩红奇迹”

R. ‘Scarlet Wonder’)的花冠

(2024)






3.您在探索并实践原生种杜鹃盆栽养护的系统方法论的过程中,获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就?在此过程中克服了哪些困难?



在深入探索杜鹃花养护的过程中,我确实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但若论及成就,则自觉尚有不逮。在我眼中,成就这一概念,本质上是以结果为导向的。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经验,它们的价值和有效性,都需要通过实践的检验来证实。




 国外花友盆栽30年的凸尖杜鹃

R. sinogrande)开花株






我对于杜鹃花养护的实践目标,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小小野心:在盆养环境中,成功培育那些特定的大叶类杜鹃,直至它们开花。这些大叶类杜鹃,由于其生长周期长,根系脆弱,即使在自然条件下,往往都需要十余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开花。若能在我国东部季风区的盆栽条件下,通过系统性的管理和技术手段,使它们绽放美丽,我的理论便得到了验证,我的实践经验才得以成立。这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大量的精力以及百折不挠的精神。

目前,我自行培育的大叶类杜鹃原生种,最长的培育时间已达八年左右,从种子开始培育。此外,还有一些半路接手的植株,它们的培育时间大约在三到五年,距离开花尚有时日。





 田军培育的峨马杜鹃

R. ochraceum)盆栽



因此,若要谈论成就,我想那将是在我的杜鹃花在盆中盛开之时。届时,我所整理出的系统性养护方法和心得,将能够正式地与大家分享。我的公众号之所以命名为“Rhody Fan Notes”,正是因为它记录了我探索、讨论和观察的过程。目前,我认为自己仍处于探索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植株的死亡,每一次的损失都促使我深入研究其原因,并据此调整养护策略。正如庐山植物园某位前辈所言,引种就像一条河流,旧的随波逐流而逝,新的又源源不断地涌入。




 田军院子里的杜鹃花盆栽苗床




4.您认为国内外杜鹃原生种盆栽培育养护有怎样的差别?该如何看待这种差别?




在植物养护这一领域,尤其是杜鹃花的养殖,我们面对的是一项系统性极强的工作。其基础在于对每一类群、每一物种生理学特征的深刻理解,以及对气候、环境条件,乃至灌溉水源等外部因素的综合考量,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养护方法的选择。


首先,气候是决定养护方式的最大影响因素。西方的主要栽培区域,如欧洲部分地区,享有温和的海洋性气候,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夏季远离副热带高压,全年气候波动较小,因此养护难度相对较低。这些地区的园艺体系,往往在成本约束下采用了最适合当地气候的养护方法,而并无条件和动力深入探索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养护策略。因而,这些体系并不完全适用于东亚地区,尤其是我国,这里的冬季严寒、夏季酷热,加之年降水量波动大,气候条件对杜鹃花的生长构成了巨大挑战。




 树形杜鹃

R.arboreum,西藏错那县,2023)





在介质选择上,欧美园艺界倾向于使用有机物含量高的介质,如以泥炭为主,混合腐木和珍珠岩等。这种介质在原生生境中并不常见,而我国野外观察到的杜鹃花多生长在风化沙质土壤上,根系对排水要求极高,依赖土表覆盖的枯落层供养。若直接应用西方的介质配方,很容易因水分控制不当而导致根系腐烂。


相较之下,日本的养护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日本与我国同处一个纬度带,在夏季受西太平洋副高的影响,潮湿炎热、夜温高。日本园艺界经过百余年的研究与实践,倾向于使用颗粒状介质,并采用高频次的肥料添加策略,以确保夏季根系的呼吸和排水。他们深知,只有在根系健康的前提下,植物才能茁壮成长,对病害的抗性也更强。


日本园艺界对介质中氧气含量的关注,体现了他们对养根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他们甚至发展出了用温水清洗根系的方法,以溶解土球内的二氧化碳,提高氧气含量。这种对细节的专注,对自然的模仿,以及对养护方法的不断探索和创新,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然而,养护杜鹃花并无一成不变的公式。即便是采用了日本的介质配方,如何合理添加肥料,以避免肥害、控制夏季最头疼的二次生长、或减少疫病等喜肥性病害,仍是我们需要自行探索的问题。此外,浇水方式也需与介质和盆器选择相匹配,以适应不同地区气候条件的差异。




 深山雾岛杜鹃

R. kiusianum sp.)盆栽




在国内,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差异巨大,从北京到上海,养护方法也需因地制宜。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其他地区的做法,而应结合本地的气候特点,不断试验、学习和调整。养护杜鹃花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我们勤于思考,勇于实践,同时也要准备好付出必要的代价。总之,无论是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还是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进行创新,我们的目标都是寻求最适合自己地区的杜鹃花养护之道。



5.调研国内外文献资料的过程中,您获得的最深的感触或启发是什么?



在杜鹃花的养护过程中,辨别植株的树势强弱是一项至关重要却难以量化的技能。树势的强弱直接关联到植株的萌蘖状况。在园艺界,这一概念虽然常被提及,却鲜有明确的评判标准。然而,通过细致的观察和经验积累,我们仍可以掌握一些实用的小技巧。




 团叶杜鹃嫁接苗

R. orbiculare




个人在养护杜鹃花的过程中,发展了一种称为“树势圈”的概念,用以评估和辨别杜鹃花的树势。这个方法的核心在于,以植株主干的基部作为圆心,假想一个圆形区域。当杜鹃花的枝条因为病害或其它原因需要进行大规模修剪时,观察其萌发新枝的位置与圆心的距离,可以作为判断树势的一个重要依据。




怒江州福维公路沿线的凸尖杜鹃植株

(2024)




具体来说,树势较强的植株,在修剪后萌发的新枝会距离主干基部较远,表明其生命力旺盛,恢复能力强。相反,若修剪后新枝仅在基部附近萌发,这可能意味着植株的树势较弱,生长势态不佳。例如,如果一株杜鹃花在修剪后,新枝在距离主干基部30公分处萌发,而没有在更远的地方生长,这通常预示着植株的树势可能已经衰弱。而如果新枝在修剪后迅速在远离基部的位置萌发,这表明植株具有强健的树势。




怒江州福维公路沿线的凸尖杜鹃植株

(2024)




这种“树势圈”的观察方法,虽然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却是基于植株生理机能的科学道理。树势强的植株,其维管束和免疫系统更为发达,能够更有效地支持新枝的萌发和生长。这种自我调节的能力,使得植株能够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选择最佳的萌发位置。


通过这种方法,园艺爱好者和专业人士可以更准确地评估杜鹃花的生长状况,从而采取合适的养护措施。无论是修剪、施肥还是病虫害防治,了解植株的树势都是制定合理养护计划的前提。这种对自然生长规律的尊重和顺应,正是园艺艺术的魅力所在。




6.调研国内外文献资料的过程中,您获得的最深的感触或启发是什么?



首先,国外的植物学资料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关于杜鹃花的研究,西方的植物猎人在我国各地活动了超过一个世纪,积累了大量珍贵的资料。然而,这些资料大多仍以纸质形式保存,未能实现数字化,使得我们在使用时不得不从头开始,甚至需要远赴海外取经。这不仅限制了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阻碍了知识的传播和应用。


在我看来,促进中西方文献交流,加强资料的共享与利用,已成为当务之急。许多外国人对我国植物类群的记录,尽管版权或知识产权属于他们,但这些记录毕竟是关于我国的自然遗产。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也不能简单地直接拿来使用。如何通过合作,将这些资料转化为对双方都有价值的资源,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许多西方园林和研究机构的馆藏文献,由于缺乏维护和更新,逐渐被遗忘,而这些对我们来说却是宝贵的知识财富。虽然已有一些部门和机构在努力,但我认为这还远远不够。




 墨脱嘎弄曲峡谷

 中山带针阔叶混交林及林下的沼泽地形

(2024)




其次,植物调查方法的局限性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有的调查方法大多是点状和现状的,覆盖度有限。以墨脱公路沿线为例,虽然众所周知该地区的杜鹃花种类繁多,但实际上,在嘎弄曲峡谷,许多杜鹃花生长在难以接近的林下沼泽中。这些沼泽地看似草地,实则隐藏着或浅或深的积水,进入困难,应用传统的样方法,覆盖面积和微生境的多样性较为受限,使得人们难以深入探索。即便是历史上众多植物猎人和官方研究者到访过的地方,对物种的观察和统计仍然非常有限。我在野外考察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在历史档案中未有记录或未数字化的存疑物种。这些发现不仅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也提出了新的问题:这些物种是如何分布的?它们与其他已知物种有何关联?




 在片马风雪丫口附近发现的疑似杯毛杜鹃

R. falconeri)开花株

(2024)




此外,英国和美国的现代植物猎人在印度发现了一些通过排除法确认的新物种,这些发现启示我们,即使在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仍可能在野外有新的发现。这些发现可能是新种,也可能是已知物种在分布区之外的新发现,或是新的形态差异。这些发现不仅丰富了我们对植物多样性的认识,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在福维公路沿线发现的疑似强壮杜鹃

R. magnificum)植株

(2024)


 受访人特别说明:2024年2月在社交媒体上发现网友贴的开花株照片,标记为大树杜鹃R. protistum var. giganteum 但根据之前的文献和外网的植株照片疑为强壮杜鹃,照片为同年4月亲赴怒江州求证所摄





面对我国植物分类学所遇到的挑战,国家植物园的首席科学家马金双老师提出了一些深刻的见解。他在2014年的科学通报中指出,不仅海外文献交流存在问题,本地的地方志书、地方材料以及标本的数字化保存和维护也同样重要。这些资料是植物分类学研究的基础,但目前大部分尚未得到有效的整理和维护。马老师强调,单纯的文献研究或野外研究都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两者需要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为我们指明了研究方向,也提醒我们在植物学研究中,要注重基础资料的积累和利用。


 西藏错那县麻玛乡的

(R. kesangiae)开花株

(2023)


 受访人特别说明:2016年田军即提出, 之前被认为仅分布于不丹的R. kesangiae很可能沿娘江区河谷分布至我国西藏境内,图为2023年亲赴错那县求证所摄








7.您有很多亲身考察的经验以及野外生境的见闻,能否为我们讲述这些过程中一次令您难忘的挑战?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出门在外,属于科学范畴的,还属于玄学范畴的挑战都遇到。1999年,我与导师及团队成员经历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探险之旅,目标是山西关帝山的主峰。尽管海拔2800多米的山峰并不算高,但这次经历却充满了未知与危险。


为了更好地了解地形,我们在关帝山脚下的庞泉镇(也是我国褐马鸡的保护区所在地)聘请了当地的向导。在出发前,我们多次询问向导是否熟悉路线,他自信地表示没有问题,声称自己经常上山。然而,下山时的情况却出乎意料。向导似乎忘记了归途,我们被迫沿着一条没有道路的山沟下山。沟壑越来越深,最终我们来到了一个V字形的陡坡前,坡度接近垂直,高度约20米。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滑下陡坡,而草丛中隐藏的荨麻更是增加了难度,一旦触碰,便会引起剧烈的疼痛。




在山西关帝山针叶林上限附近

做样方统计

(2000)




夜幕降临,雨声淅沥,我们陷入险境。溪流深不见底,山坡陡峭,唯有一条模糊小路指引前行。黑暗中,我们找到灌木丛避雨,尽管雨衣湿透,但向导因无雨具而身体不适,一度失去理智,企图点火取暖。出于安全考虑,我们费好大的劲阻止了他,并紧紧相拥抵御寒冷。接着夜里,突然传来沉重脚步声让我们警觉,重到仿佛有重物夯砸在地上,但好在并未构成威胁。天亮后,我们继续前行,绕过山头,找到小路回到停车处。保护站工作人员告知我们,山中有12只豹子,幸亏雨夜,豹子未出,我们逃过一劫。在镇上的餐馆里,我们与向导再次讨论了路线问题,他的回答让我们哭笑不得——他声称自己并未上过山,只是他的父亲曾去过。


野外工作充满不确定性和挑战,尽管准备周全,微小疏忽或意外都可能使情况复杂。但正是这种不可预测性,让探险充满刺激和新鲜感。对于热爱自然和探险的我来说,这些经历是宝贵的财富。




8.一直以来是什么因素持续维系您的植物观察和研究?外界和合作伙伴是否向您提供有效的支持?


在高山杜鹃这类植物群的研究领域,国内的爱好者们形成了一种互补合作的模式,这种模式基于地域和资源的优势。例如,某些爱好者居住在川渝,对川渝地区的杜鹃花就比较熟悉、出行也方便。也有很多base在远离分布区的爱好者,由于地理位置的不便,他们可能更倾向于研究西藏的杜鹃花——这样三个主分布区的资源就能更有效地流动和交换。这种地域性的互补,促进了不同地区花友间的种质资源、花粉和种植经验的交流与共享。


 片马风雪丫口附近的夺目杜鹃花序特写

(2024)




今年我从片马风雪丫口采集到了带有条纹的夺目杜鹃(R. arizelum)和肉粉色花朵的银灰杜鹃(R. sidereum)的花粉和枝条,以及从墨脱的嘎隆拉山带下来的樱花杜鹃(R. cerasinum)的两种不同花型的个体——被国外称为“火炭”(R. ‘Coal of Fire)的红花个体和名为“樱桃白兰地”(R. ‘Cherry Brandy)的白底粉边渐变花型个体。


重庆的花友在峨眉山采集了芒刺杜鹃

R. strigillosum)、圆叶杜鹃(R. williamsianum)的花粉,在金佛山采集凉山杜鹃(R. huanum)、峨马杜鹃(R. ochraceum)和阔柄杜鹃的花粉和种子,在古蔺采集睡莲叶杜鹃(R. nymphaenoides)、大钟杜鹃(R. rirei)花粉和种子。


昆明的花友在川西采集的树生杜鹃(R. dendrocharis)、在独龙江地区采集的黑红血红杜鹃(R. sanguineum var. didymum)……这些珍贵的种子被分享,花粉通过冷冻保存并与花友手中的开花植株进行杂交,这不仅是对民间育种工作的一次尝试,也是对种质资源的一次丰富。




 R. 'Maxine Childers' × 峨马杜鹃

R. ochraceum籽播苗


 受访人注:母本是三种重要的红花原生种亲本芒刺杜鹃(R. strigillosum)、紫背杜鹃(R. forrestii var. repens)和朱红大杜鹃(R. griersonianum)的杂交后代父本峨马杜鹃也是红花但在西方杜鹃花育种实践中较少出现籽播苗真叶叶缘锦化但随着幼苗的生长,锦化消失




此外,通过个人公众号等平台,我能有幸够吸引一些专业人士的关注,包括有幸接触到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为核心的自然史和植物学研究圈子等。这些圈子的成员多年来致力于研究香格里拉的自然和文化,他们的工作往往基于对文献的深入研究和对自然历史的探索。例如,一位研究者在看到我的文章后,分享了Frank Kingdon Ward13本英文著作的电子版——这种非官方的、非商业的支持,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目前,我尚未与任何基于商业动机的外部机构进行合作,在条件允许时,我也愿意尽绵薄之力,为研究课题贡献自己的经验和资料。这种合作超越了商业利益,更多地基于对知识共享和科学探索的共同追求。








受访者介绍


田军


田军,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自然资源与环境生态专业,曾参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植物地理专业组高山林线系列研究的山西关帝山、五台山和新疆天山等部分,华南过渡热带埋藏古木群与历史时期气候突变事件研究等。


毕业后虽不再从事专业研究工作,但仍将观察植物和植被生态系统作为业余爱好,并倾注了巨大的热情。2016年开始接触高山杜鹃,主要兴趣聚焦于常绿杜鹃亚属中的红花原生种、滇西-藏东南原生种和大叶杜鹃亚组原生种。


将野外生境观察与本人北京、上海等地的养护经验相结合,以国内外文献资料为辅助,致力于探索“高颜值”原生种盆栽养护的系统方法论。个人运营微信公众号“Rhody Fan Notes”,旨在向公众推广普及高山杜鹃的知识、见闻和经验。


学术论文:

1.山西关帝山森林上限附近植被的性质与空间格局,田军、 刘鸿雁、田育红、戴君虎,山地学报,2003,21(1)63~67;

2.山西五台山高山林线的植被景观,刘鸿雁、曹艳丽、田军、戴君虎、田育红、崔海亭,植物生态学报,2003,27(2)263~269;







新西兰的一个作者叫Glyn Church。她写过一本书Big Leaf Rhododendrons: Growing the Giants of the Genus。我早年在亚马逊上买到二手,但现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绝版了,新书只有在新西兰的普盖提基金会的书店里还有一些存货。




 Big Leaf Rhododendrons: 

Growing the Giants of the Genus封面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非常尊敬我的本科导师刘鸿雁教授。他不仅引导我步入了植物生态系统的世界,而且在与他共同学习的过程中,我获得了宝贵的知识和经验。尽管在本科毕业后我离开了植物学领域,但最终我能够在兴趣和精神上重新回归这一行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刘教授的影响,他对我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导师。


我还记得在新疆的一次难忘经历。当时我们在石河子进行项目研究,刘教授因为开学的原因需要先行返回,而我们一些研究生则留在了那里。我向他表达了想去西藏的愿望,因为那里离我们的项目地点不远。我记得那是2000年或2001年,我从乌鲁木齐乘火车出发,在柳园(敦煌)换长途车,到格尔木后拼车……五天内辗转三次,生平首次到达拉萨。刘教授说,他其实也很想去拉萨,但这次无法同行,又慷慨地提供了一笔资金,支持我的这次旅行。我对此深表感激,并认为这是我一生中非常宝贵的经历。这次经历不仅加深了我对植物学和野外研究的热爱,也让我对刘教授的支持铭记在心。







爱丁堡皇家植物园(Royal Botanic Garden Edinburgh,简称RBGE)给我留下的印象比较深,他们将杜鹃花融入了岩石园中,这种布局并不常见。更令人注意的是,许多杜鹃花并没有明显的标牌,这使得识别具体种类成为一个挑战,需要访客自行辨识。我访问的时间恰逢国庆期间,那时大多数杜鹃花已经过了花期,只剩下了果实。



 爱丁堡皇家植物园 




这次访问让我深刻体会到了RBGE造园艺术的水平。RBGE采用了一种较为自然生态的方式来展示植物,将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按照自然的群落形式组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自然感极强的人工群落,营造了和谐的自然林景观。


此外,RBGE对于杜鹃花的管理也体现了其对自然感的追求。园丁们会根据杜鹃花的生长情况,不定期对植株进行移栽和位置调整,甚至在必要时进行修剪,以保持其自然的生长状态和形态。这种管理方式不仅让游客能够体验到走进野外森林的感觉,而且能够在有限的空间内展示数百种杜鹃花。


RBGE的这种做法,将100多年的野外收集成果凝聚在一个小小的空间内,这不仅是植物园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也是对科研工作的极大支持。在野外,要观察到300种杜鹃花可能需要花费五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在RBGE,这些丰富的植物种类被集中展示,为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学习和观察平台。




 爱丁堡皇家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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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yw

图/本文所有图片均由受访人田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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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蜜植鹃行-华西园高山杜鹃保育计划

West China Rhododendron Conservation


作为蜜植生境公益基金项目的首个计划,蜜植鹃行-华西园高山杜鹃保育计划将定向支持华西亚高山植物园的高山杜鹃保育科研。我们将通过公益倡导提高公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推进高山杜鹃生态价值贡献的科普教育,同时提倡社会机构和商业品牌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共同助力华西园于十年内引种新的原生种高山杜鹃80种以上,使原生种高山杜鹃总收藏达500种以上,野外回归3~5种,培育新种10种,并持续推动我国高山杜鹃低海拔驯化的进程。


West China Rhododendron Conservation


Being the first project of Maze Fund, West China Rhododendron Conservation Project will be targeted to support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of West China Subalpine Botanical Garde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alpine rhododendron. 


We are committed to enhancing public awarenes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hrough public welfare advocacy, promoting general literacy on the ecological value of alpine rhododendron, and advocating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commercial brands to shoulder thei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inally collectively facilitating West China Subalpine Botanical Garden. Specifically, we plan to introduce more than 80 new initial species of alpine rhododendron, establish a collection of more than 500 species of alpine rhododendron. Meanwhile, 3~5 rhododendron species will return to the wild, and more than 10 new rhododendron species will be cultivated and domesticated. Due to all the effort, we do believe it is available to continue promoting the low-altitude acclimation process of alpine rhododendrons in China.




高黎贡山独龙江地区大树杜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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