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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去上海，总感觉这座城市变得飞快。
出差住的酒店订在长乐路附近，半年前的评论称酒店斜对面有一溜小吃店，味美又实惠。到酒店一看，对面马路却是清一色新砌的围墙。唯有新拆下来的钢筋铁窗还提示着，动迁前这面墙原是成排的早餐店、小酒吧、面包铺。如今人去楼空，仅余下一角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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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前热闹的上海长乐路，不少年轻人会选择价格相对友好的街头酒馆。（图/视觉中国）
类似的废墟在静安也在徐汇，在闹市里也在城市边缘。比起复制粘贴的网红店，参差百态的废墟能让人更快跟这座城市混熟。
回溯城市发展的历史，废墟在中国经常被视作“伤疤”或者“城市暗面”。人们对废墟的态度，要么有意去回避，要么直接视而不见。然而，废墟却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必然的产物。
回看1990—2020年的规划数据，上海近一半的城市空间已改弦更张。以2021年的数据为例，上海外环以内存在着超过1000处的废墟，涵盖工业废墟、花园废墟或旧里以及旧村。从这个意义来看，上海已经重建，并且还在继续重建中。
上海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忒修斯之船，废墟此起彼伏，不断重构着这座国际大都市的面孔。结痂的会剥落，修复后等待新生，这恰好说明那是生命体的存在。不去刻意回避“伤疤”，才是一种面对城市成长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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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历史城区的废墟与工地。（图/受访者供图）
当人们摒弃对废墟的偏见，愿意正视废墟，也许能看见里面别有洞天。漫游在拆迁街区里，总能遇到一两家营业中的小店，卖着蔬菜水果和日常用品。废弃的楼梯下可能还有新开垦的菜地和豢养的鸭子。相对平坦空旷的空间，经常会被用作停车场、羽毛球场或者蹦野迪的好去处。
20世纪60年代，巴黎经历着翻天覆地的改造，城市公共空间陷入商品化和布景化。为了保卫多元的巴黎空间，《景观社会》的作者德波和伙伴踏上一趟充满想象力和勇气的旅程。
他们用漫不经心的脚步，重新丈量巴黎，将社区之间的微妙差异印刻在记忆里；他们忍受着冬夜的疲倦和凌晨的寒冷，等待观光客和小贩散去，用身心去捕捉古老广场上“枝蔓、混乱、平凡的世界”。迥别于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轨道式移动，德波把这种城市空间的探索，称为“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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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日落时分在广场上休憩的人们。（图/图虫创意）
对于20世纪热爱巴黎的青年来说，漂移是一种诗意的生活形式，因为“也许我们改变不了世界，但可能改变的是我们的小世界” 。在21世纪的上海，也有一群探索者进入到废墟里，期望用自己的脚步来拉近自己与城市之间的关系。
同济大学建筑规划学院教授陈蔚镇和她工作室的学生在上海街头漫游，坐上开往历史城区的10号线，随意找一个下站的地点，然后迷失在布满历史偶然性的小径迷宫。他们遭遇废墟，也透过废墟这扇隐秘的窗，为我们写下了一部越轨的城市笔记《上海漂移：都市废墟中的漫游者与创生者》。
陈蔚镇并不是一位天然的“废墟探索爱好者”，然而，上海改变了她。1990年，陈蔚镇从外地前往上海念书。在她的记忆中，30多年前的上海有些脏旧，因为半个多世纪没有太多资金投入城市建设，城市风貌能看出这座城市有相当重的背负。这样的上海却给了她很温暖的感觉，就像王安忆说的有种“毛茸茸的光”。来上海的最初十年，她觉得上海离自己很近。进入新世纪的上海发展加速，变化快到令人晕眩。作为一个新移民，她开始对上海产生了一种地方依恋，想挽留住一些自己曾经熟悉的物象，哪怕只是一个很小的地点。在她的研究中，“废墟”并不是一开始就冒出来的。作为教学的一部分，她会组织工作室的年轻人进行都市观察。大部分时候，只是一群人游荡在街头，没有太清晰的目的地，有时会发生一些有趣的插曲，而废墟中的张园就是一次偶然发现的。△从张园阁楼天窗里向外看去，阳光洒在梧桐树上。（图/受访者供图）当时铁门虚掩着，张园的主弄堂里摆放着很美的绣球花，但是暗淡的室内地上躺着一束褪色的塑料花。建筑曾经的生活气息已经散尽了，建筑的躯壳留了下来。眼前废墟中的景致激发了陈蔚镇无限的好奇：“那些斑驳的墙面将来会被修缮涂抹，变得很高级；窗户都拆除了，像一个个巨大的眼睛。如果建筑也有生命，那一刻你会很恍惚：何为真实？已逝的历史是凝聚在无人光顾的废墟，还是存于博物馆中？”
站在改造前的张园，她强烈地感受到：“废墟是上海这座魔幻之城一个意义深长的存在。它像哆啦A梦的任意门，真的可以带我们回到过去，也去到未来。”偶遇的废墟不仅能让久居上海的人们重获一种穿越时空的亲近感，而且让初来乍到的人们发现实践另一种新生活的勇气。受老师陈镇蔚的影响，郑建文也在都市观察中走进了大大小小的废墟。2017年，他从深圳来到上海求学。头两年，他常去定海桥的棚户区附近闲逛，也喜欢逛老城厢、虬江路和二手电子市场。上海市2018年下半年开始旧改加速，2019至2021年期间进入“旧改三年攻坚”阶段。从老城厢到杨浦滨江一段，属于“一江一河”的改造核心区域。闲逛之中，郑建文迎头碰上一个空间剧变的时段。“我慢慢感觉到自己去过的一些地方在变成废墟，之前去的时候还有生活气息，当后来再路过就变成废墟了。一些原先珍贵的、有趣的东西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他回忆道。改造前的定海桥是一片棚户区。那些特别密集的自建房，最初可追溯到百年前难民涌入上海的历史。在郑建文看来，这里有更多殖民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烙印。到了21世纪，虽然它看着相当破败，但是里面有便宜的住房和新鲜的食物，本来在城市中生存艰难的人得以被包容其中，过着自得其乐的生活。当时定海桥互助社还经常举办一些活动，郑建文也会参与其中。据澎湃新闻报道，日本社会活动家松本哉在2015年曾来上海做调研，他觉得上海的定海桥和东京的高圆寺很像。在纪录片《素人之乱》里，高圆寺周边有许多古着店、咖啡店等独立小店，店家和附近学生不断用新派的方式来反对空间资本化，争取把街道变成自己的游乐场。松本哉把“素人”（日语里指业余者）分成3种，分别为有钱人、一般人(不大有钱的人)和第三类人。第三类人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把幸福的感受局限于金钱话语体系内。在郑建文看来，定海桥从表象看很像废墟中的棚户区，但它实际上是有很多缝隙的环境，给第三类人去实践自己对生活的另一种理解。除了爱好都市观察的师生，还有很多喜欢到废墟里闲逛的同好。透过一次读书会，陈镇蔚接触到“佛跳墙废墟探索”豆瓣小组。这个互联网小组创立于2018年，至今已聚集了国内外成员近4万人。这些废墟探索者用照片和文字记录下废弃的工厂、学校、古宅、游乐园、剧院等，足迹主要集中在国内的京津冀、长三角和东三省。△上海董家渡，一片已被动迁的废墟。（图/视觉中国）在《上海漂移》的写作过程中，陈蔚镇和学生们对40位废墟探索者进行了访谈。她发现，多数探索者起初是出于打卡式的视觉猎奇，后来渐渐更加关心废墟背后的历史，注重空间中“人的故事”：站在废弃的婚庆公司里，探索者畅想准新人如何热切商讨婚礼细节；穿越于楼与楼之间，拨开接近腰际的野草，他们切身体会到自然的野蛮；流连在废弃的学校图书馆，无意中却看到一场玻璃球映照下的晚霞……在陈蔚镇看来，废墟就像我们小时候的迷宫，没有导视，路径不明，植被和构筑物的重重遮蔽。废墟中事物时空信息的模糊和复杂，没有确凿答案的历史情境想象……这一切都令探索者的经历曲折而丰富。这些个人的探索行为和记录，传递出渺小的自我与经历洪流巨变的城市之间的满满张力。“19世纪末巴黎的游荡者、1960年代的情境主义者和1980年代东京的路上观察者，以及今天佛跳墙豆瓣社群的小组成员，每个世代，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踟蹰流连于都市，找寻着‘别样的大陆’。”她在《上海漂移》一书里写道。陈蔚镇与她的学生郑建文，近日接受了新周刊的采访，聊起废墟里如何藏着秘密，如何令一座城的集体记忆突如其来地降临，而我们也得以穿越景象的迷雾，触碰到网红滤镜之外原真的上海。△陈蔚镇，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历史性城市景观、城市设计。新周刊：提起“废墟”，人们常会联想到残垣败瓦、了无生机的画面，觉得里面没有什么值得看的。你们在废墟里有什么神奇的发现吗？郑建文：废墟并不是一个纯粹空无的空间，它里面其实还有好些生活。去年我曾去正式施工前的杨浦Z村，当时里面还有几户居民。住在里面的小孩带我去废墟里玩，把乱七八糟的石头想象成了城堡，随手捡的东西都惊喜得像发现大宝藏。相较于春游去迪士尼玩的孩子，他们很骄傲地说：“那有什么可以玩的？你这个玩过吗？”其实可能就是块泥巴地，或是旁边工人新村拆迁后荒废的院子。这片小自然在孩子的触摸中变成一个大世界。陈蔚镇：工作室进行都市观察时，发现过一处“秘密花园”——在宝山中外环之间高境镇的一个地方。它本是沿街门面房后面，做货物堆场的三角地，一直非常隐蔽。2017年彻底废弃后，又被几位货运商改造成了一个“临时社区”。用简易集装箱搭建出小两层，一个床铺的租金每天6元，单独一个格子间大概是每月400元。△2017—2020年期间，上海宝山高境镇临时集装箱村落。（图/受访者供图）这个非正式，甚至是非法的地方却异常干净整洁，“社区”居民连自己的晾衣架、电动车都摆得很整齐。在上海这个有些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都市里，这样的空间给了人们一点点短暂容身的缝隙，而在此居住的人同样如此珍视它。在疫情期间的严格排查下，这个像野草一样生长出来的集装箱小区又重新成为一个没有生活、只有草木枯荣的地方。新周刊：除了市郊的拆迁工地，上海市区里也有不少城市更新项目在进行中。市区里有没有哪个废墟让你印象深刻？陈蔚镇：复兴SOHO附近合肥路的一处历史街坊也让我印象深刻，里面有一幢衡复历史风貌保护区边界内的文保建筑。第一次去的时候，锈迹斑斑的铁门虚掩着，推开是破败的前院，整个建筑像废墟般寂静，但里面仍住着11户人家。上海的历史风貌区划定是阻挡资本介入再开发的一个很强力的界墙，但也正因为一界之隔，衰败颓圮爬满了这幢历史建筑的外表。相较于高境镇临时社区中的生命力，你会觉得这里才是彻底被遗忘的废墟。新周刊：你在书中引用王澍的话，要从城市“废墟”中重新找回时间。这跟在博物馆、历史街区里了解城市的过去有何不同？陈蔚镇：我喜欢“place”（地方）这个词。place里面有静静的时间。可能是某种气味、痕迹或者其他东西，它们整体唤起人们某些记忆，给人一种整体场域的氛围感觉。而space（空间）就只是最浅表的物理空间，只是静止的、没有生命的建筑躯壳。当下大量空间生产都太过追求高效，哪怕是如梦如幻的场景也有它清晰的目的，而无用的空间却是很宝贵的一个状态。一个地方的时间价值是否被小心翼翼地尊重，其实每个人都能感知，不管你是游客还是本地居民。那些修缮过的历史街区，如果被投射了太多“功利的目光”，就容易过于商品化，可能会远离之前历史的原真状态。怀旧是一种面对历史城区“最安全”的情绪。摧毁历史街区，然后在云端或者以符号化的方式“怀念”它——这样的怀旧看似为了溯历史之源，实则是缺乏对未来的想象力。这不是真正的地方之爱。新周刊：昨天碰到两个外地朋友，他们专门来上海网红点打卡。他们尤其喜欢武康路一带，认为那边都是小洋房小商店，精致有序又出片。如何看待上海成为网红打卡地这件事？陈蔚镇：我的一位朋友曾住在离武康大楼特别近的地方。她定居海外多年，去年回来她说自己完全不理解武康大楼现在是怎么了。因为之前那就是非常普通、日常的一个地方。里面住着孙道临、王文娟这样的艺术家，他们早晨起来，就在一街之隔的淮海中路1857弄的弄堂里练练功课。而现在只有在人潮退去的深夜，她才能找到那个依然还在的地方感。我能给的一点解释是：巨变中的都市，一切都在崩解，无论是物理空间还是社会结构。而记忆的汪洋大海中我们总需要一些历史的礁石，踏着它们，也许我们还能回到往昔。这些历史的礁石是一个被选择后留下来的东西，借它去放置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感，这就是被铺陈与排列的历史。选择之前的那幢寂静中的老洋房可以吗？我想一定行。我相信在历史叙事的放大镜下，一定也有它的动人之处。郑建文：在武康路之前，来上海必去打卡的应该是外滩。外滩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集体记忆中地标般的景致。一江两岸的当下与历史形成碰撞，成为了上海发展溯源最精彩的故事开头。我试过带一些外地朋友去外滩，他们会觉得挤、无聊，而后对上海产生了失望之情。后来路过武康大楼一带，他们更是完全无感的。所以武康大楼可能是专属于某些特定审美品位的意象传播。能去欣赏这样子的地方，并且觉得它是有趣的，还争相去打卡，一定是有阶层属性的。新周刊：为什么说“网红打卡”具有阶层属性？可以描述那是什么样的阶层吗？郑建文：它可能不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以个人财富或资产去论的阶层，而大致是共享某种文化品位的群体。这个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拥有闲暇，哪怕具体的文化偏好不同，却共享相似的文化消费习惯，并通过文化消费来确认自己在参与城市生活。陈蔚镇：从今天全球竞争中城市营销的语境来说，网红即是地方IP的塑造。就像19世纪初巴黎的拱廊街意象和21世纪上海的石库门意象。“同一时代的文化意象具有相似性和特定的可辨认性，这些意象总体上构成了这个时代的辩证意象”，这是本雅明很经典的概述。上海都市意象中总有“摩登、繁华、现代性”这样的关键词，布尔乔亚式的生活方式依然是今天都市精神中很光亮的一个部分。然而，它可能只是上海都市文化的一个面向，不应该湮没其他更基底的一些面向。新周刊：除了精致摩登之外，上海还有哪些更基底的面向？陈蔚镇：外地朋友可以试着从上海的世情小说感受这些基底的面向。比如，王占黑和张怡微是我很喜欢的、写上海的作家。他们的小说描写了许多工人新村或细民的生活。又比如，王安忆写老城厢的故事《天香》，上海气韵是“杂在俗世里的清雅” 里的。上海的都市文化只有雅，而缺了俗世，便没了生气、不真实。时间必然是粗糙的东西，日常不可能像《小时代》或《繁花》那样，但日常也绝对不只是匍匐于尘埃。精致有没有尽头？光鲜的永远有多远？新周刊：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可以如何丰富上海的城市文化呢？陈蔚镇：从历史性城市景观的时间层积性角度来说，都市文化需要丰富的异质性。无论是老城厢、提篮桥，还是我所在的五角场，每一个空间片段都有自我个性。它们从建筑的样式到居住的人群，再到生活样态都有各不相同。所有空间片段拼贴在一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上海。上海的城市文化也不是某种占据道德高地的历史叙事，不是单一话语，它只能是每一个“素民”的切身感知和声音的累加。新周刊：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你觉得比起伊斯坦布尔或者北京，上海跟巴黎更相似。两者相似之处在哪里？陈蔚镇：上海常被称作东方巴黎。无论是作为19世纪首都的巴黎，还是追逐卓越全球城市梦想的上海，现代性或现代主义进程都给这两座城市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奥斯曼男爵的巴黎大改造令“巴黎的样子比人心变得还快”，而今天上海外环内大约1000处的废墟同样也喻示上海正在重建。由于一切都变得短暂易逝，巴尔扎克把巴黎称作“美味的”怪兽，他用一种爱恨交加的态度报道巴黎精神风貌。波德莱尔和本雅明一边被巴黎的辉煌灯火所诱惑，一边反思它的堕落与精神空虚。我能感觉到他们既犹疑绝望又无比热爱巴黎。新周刊：现代化过程中，巴黎出现过本雅明那样的漫游者，又有德波这样的漂移者。他们在城市里步行，又不单单是步行。可以介绍这种城市探索的特别之处吗？陈蔚镇：游荡者或漫游者的精神起源于巴黎。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的另一位哲学家德波以“漂移”之旅反抗陷入商品化和景象化的巴黎。这一切都是有内在关联的。“漂移”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经典的旅游或散步的幽默嬉戏的情境建构行为。德波他们当年忍受着冬夜的疲倦和寒冷，等待雷阿勒区古老的市集广场上观光客和小贩散去。他们用身心去捕捉古老广场上曾经“枝蔓、混乱、平凡的世界”，将空间中微妙的差异印刻在自己的记忆里。新周刊：德波的“漂移”和当下年轻人热衷的city walk之间有关联吗？陈蔚镇：对于上世纪热爱巴黎的青年来说，漂移是一种既身陷复杂的都市文化的现代性图像，又始终保持一种紧张与抗拒的生活方式，因为“也许我们改变不了世界，但可能改变的是我们的小世界”。今天的上海也是一个享乐主义的巨大温床，充满消费者的驯化，舒适与物欲的召唤，可爱的无知。人群的激情如涂满油的松枝，很容易被点燃。在无力改变的“现实”中，上海也成为一个非常先锋和多样的步行主义实践场域。很早上海就有各种好玩的城市探索或漫游者群体，他们只是没有今天city walk这么出名。而上海不只有梧桐区、石库门和武康大楼，上海还有无数在空间褶皱里折叠着等待发现的地方。新周刊：如果普通人将漂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可能从中收获到什么？陈蔚镇： “漂移”这个词本身表达了某种漂泊、居无定所、悬浮或无法扎根的现代人的困境。即使今天的上海被景象的迷雾裹缚，但依然是一个很真实的、很迷人的上海。她有相当多的缝隙和褶皱，只不过需要身在其中的人们多花一些心力去抗争，去游荡、漫游、漂移。真正的都市历史记忆会打开，熟知的一切会去除景象的面纱。作为都市人，应该把城市中一切的感知作为生活有意义的物料，尝试从流淌在大街的生活中吸取养料，把握自我的内在经验世界。要是像蜜蜂采蜜一样，去采集城市生活中那些“你”以外的时间经验，也许就可以找到一种独立于年华流转之外的真实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