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人格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分析过不同政体下政治家和普通公民的“品性”，这可以说是政治人格研究的肇始。从此以后，在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不同的政体与不同的人的品性或品格相联系似乎成为一个共识。从政治家和民众的政治人格分析中寻求对政治的解释，也成了政治思想的一部分。到了现代，大众参与时代的到来以及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促使学者们更加关注国民性格、群体心理和政治人格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阿多诺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将政治人格研究带进了美国的政治学。
自20世纪60年代起，对政治人格的研究就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政治文化研究复兴，在政治人格研究领域也产生了一批新成果。有学者尝试将原有研究糅合的因袭主义与威权主义区分开来，也有学者对原有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希望通过区分因袭主义和威权主义来区别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和“伪保守主义者”。有学者引入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兴起的社会支配理论（Social Dominance Theory），这种社会身份的认识及其身份认同的视角极大影响了该领域其他研究对右翼威权人格的理解。有学者将“大五”人格结构研究方法融合到右翼威权人格的研究中来，利用规范的人格研究范式丰富右翼威权人格研究。有学者将右翼威权人格问题与政党、政策以及政治价值偏好联系起来。有学者将右翼威权人格理论运用到前苏联的政治文化分析，有学者在完善阿多诺等人的研究上继续努力，也有学者把右翼威权人格的研究领域延伸到国民性研究之上。
右翼威权人格研究在政治文化研究复兴的过程中举足轻重。首先，它提出了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议题，即政治人格在现代化过程中并不会自然而自发地成熟起来，右翼威权人格可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成为显性问题，而在其他历史阶段潜藏在社会之中。其次，右翼威权人格是一个内涵丰富且外在表现形式多元的研究对象，其宿主更是因为内含这种人格及受所在自然环境影响与人文环境而显现出各式各样的表象，其实质值得人们去挖掘。同时，乘着政治文化研究复兴的浪潮，右翼威权人格研究借鉴或提出了诸多新的研究范式，这些综合性的、跨学科的以及多视角的方法极大地推动了本领域研究的发展。
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关键，在于民众的个人权利与公共政治权力之间的界限和平衡。不过，这种平衡十分微妙。一旦天平的两端出现力差，原有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如果政治权力一端极端膨胀，而民众权利一端不仅不能对此制约反而出现自轻自贱的心态时，失衡的力量对比就会带来政治、社会乃至其他领域的剧烈震动。纳粹德国就是其中一个可借鉴的例子。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徒利用德国人受挫败、寻罪人、求翻身的强烈愿望，在民众中制造权力神化的幻象甚至权力拜物教的光环，借此为权力强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异化的社会认同和心理能量。然而，这无疑是饮鸩止渴。距离平衡的中点越远，社会的苦难越多，而苦难越多，人们就越渴求利维坦般的强权将之拯救于水火之中。美国学者将这种心理称为“右翼威权主义人格”现象，对这一现象的解读也是思考美国社会在走向现代过程中所经历过的曲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威胁现代民主的潜能：隐藏在普通人中间的右翼威权人格因子在西方社会的自我意识中，他们对权力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从霍布斯的“利维坦”概念提出以来，这样一种吞噬一切权利的权力怪物往往被视为危险的存在。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这个更大的恶，西方人不得不求助于政府这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恶。但是，他们往往只是勉强地、有条件地接受政治权力的规训，坚持对之保持怀疑与不信任，并设法通过制度与监督来加以控制。正因为这种审慎的态度，西方社会非常注重利用公民权利与政治参与来制衡政治权力。然而，这种自我意识可能会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偏离，出现一种既自轻又自傲，既恐惧权力又过分崇拜权力的矛盾状态。20世纪初，在经受战败挫折后迫切希望国家恢复发展、民族复兴的德国与意大利出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呼唤一个以强权和苛政为孱弱国家注入一针强心剂的极权主义领导者的出现。这群人似乎忘记了他们好不容易才享有的自由与民主，也忘记了自己引以为傲的理性与智识的传统，接受暴戾者与狂徒们的洗脑与煽动，不仅任由其践踏祖国的宪法与民主建制，还自觉不自觉地充当帮凶与刽子手的角色。即使暴虐者的谎言和虚伪被拆穿，这些人仿佛还念念不忘往日的“辉煌”。如果以为这些人是一些十恶不赦、居心险恶之人，那就错了。在耶路撒冷的审判庭上，阿伦特敏锐地发现，类似于艾希曼的人不过是平庸得不能再平庸的人，可能他们最大的恶就是过于平庸。这些人追随被害狂想曲的鼓点，推动了开往奥斯维辛的车轮，折磨被视为疾病、肮脏、罪恶以及危险来源的那群可怜人，甚至扳动释放致命毒气的开关批量化地“解决问题”，最后漠然将之堆放填埋。然而，这些人“既不异常地具有虐待性也不异常地狂热。可以假设，他们都本能地反对身体折磨的痛苦，也更普遍地反对攫取生命”。如何解释极度平庸与极端残酷之间的联系？有人认为，这些人只是“病了”。在反法西斯主义战争胜利之后，许多学者开始研究这种“病了的人格”。20世纪50年代，阿多诺及其合作者最先系统地研究这样一种隐藏在普通人之中、怀揣着歪曲的自由民主想象的人格。在此之前，已有其他学者涉足这一研究主题。20世纪20年代晚期，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学者就发现，魏玛工人阶级存在着“威权主义特性”，而这种特性并没有加强他们的组织性和战斗性，反而在权力崇拜中内耗了蓄积的力量。后来，领导阿多诺等人进行威权主义人格研究项目的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以及弗洛姆、马尔库塞等人在研究中指出，童年经历了扭曲的家庭教养模式会在个人的思维与行为中留下深刻的烙印，进而都会影响他们往后的生活、工作以及其他方面。这种解释基本上沿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方法，把成年人的扭曲人格归咎于童年早期未能形成完善的“本我”，也就无法实现本我、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协调和平衡，逐渐形成一种难以逆转的缺陷型人格。如果要再往前追溯，柏拉图早已基于古希腊城邦政体建制发现了一种过分崇拜强权甚至将其拥有者追奉为僭主的人，并认为这些人会因僭主的出现而变得更加肆意妄为。孟德斯鸠在考察“法的精神”时，指出与专制相匹配的政治人格就是一种对之畏惧但又趋之若鹜的人格，从根子上的奴性是其最高的美德。托克维尔在思考美国民主问题时，发现“民情”有着培养和强化专制的潜在倾向，而类似于威权主义人格这样的病态人格恰恰是构成民情的内容物之一。勒庞从社会学角度入手，强调所谓的“乌合之众”具备吞噬个人理性、智识和判断的能力，并且能够利用人的本能和集体行为的惯性产生强大的破坏力20世纪初，拉斯维尔以精神病人为研究对象，率先融合社会学、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等理论与方法来剖析法西斯主义心理病征，指出盲目推崇法西斯主义正是威权人格最为显著的特征而希特勒及其党徒就是法西斯主义心理病征的典型案例。弗洛姆与拉斯维尔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认为所谓的法西斯主义信仰并非精神病人的专利，而是许多“正常人”共享的心理状态。这些人在所有的发达工业社会都可能存在。面对外界的压力，这些人渴望逃避自由而接受规训，畏惧他人力量而对自身的存在与地位有着矛盾感受。“二战”后，本尼迪克特等学者研究了日本人、德国人和俄国人的“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试图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解释类似于威权人格这样一种社会心理现象。阿伦特基于历史主义视角，从艾希曼的审判中敏锐地看到了一种“平庸的恶”，这种恶从政治人格角度来看就是一种“极权主义人格”（totalitarian personality）。从某种程度上看，阿尔蒙德和维巴笔下的村民—臣民型政治文化也具备威权人格的特征。阿多诺及其合作者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得更远。阿多诺等人试图将德国哲学思考与美国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充分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及方法，批判地观察现代美国社会变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扭曲型人格类型。他们认为，这种人格类型实际上是资本主义衰败期的产物，受到汹涌的拜金主义、萎靡堕落和极权崇拜泛滥的裹挟，意欲向自由民主转型的社会政治人格却沾染了资本主义暮年的浊气，成为进一步腐蚀资本主义机体的精神因子。由此，威权人格作为生成于资本主义晚期的病态潜能，反过来又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败。这些人以为自己继承了资本主义最优秀的品质，又担负起纠正自由民主生长偏差的使命，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由于对权威过于信任、对情境过于沉溺以及对思考过分轻视，这些人还会为了达成权威者不合理的要求而愿意或者强迫自己实施伤害无辜的行为，因为权威认可的规则即为绝对的真理和必行的范式。不难看出，这种病态人格的假设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在20世纪前半期，西方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而战后的几十年里，世界政治格局剧烈变化、经济发展出现危机和滞胀、社会情势动荡不定，而人们对现状与未来都充满了不安。这个时候，社会总体上显现出对权威的渴望并非异常，即希望有掌握着权力和资源的人能够拯救其于水火之中。即便在今天，当某些国家或地区处于危机状态时，这种心理需要也会表现出来。在某种程度上看，这可以算得上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在自力救济难以克服预期内的危险时，他们就会求助于外力。然而，这样一种人格之所以被认为是异常的、病态的，恰恰是因为其生成与程度超过了应有的限度，变成了助长威权和压制自由民主的作用力。历史地看，未成熟的政治人格在社会现代化中始终是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因素，总是无法很好地适应现代化过程所提出来的新要求。这个问题在许多右翼威权人格研究学者的笔下都有触及。不过，笔者认为，这仍符合政治人格发展的基本规律。因为这纵然是一种尚处于学习和适应阶段、暂时无法按社会现代化规则出牌的政治人格类型，但仍然是一种试图摆脱旧有体制束缚、希望适应新要求的人格类型。因此，尽管它存在侵蚀和破坏自由民主机体的潜能，但它仍然是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种存有偏差的形态，而非完全而绝对的返祖倾向。需要承认的是，这种人格是成熟政治人格形成过程中的一种初级形态，它对于现实有着错误的想象，对于未来有着消极的展望，而对于同行的他者缺乏基本的信任，自始至终诱使持有者偏离历史发展的轨道，向往甚至追求独裁专制。不过，威权人格宿主往往又比任何人都希望在自由民主社会中“活得像普通人“，这些小人物因各种顾虑和恐惧，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利，让威权者及其制度代替他们思考，对威权的恶保持沉默，并美其名曰扮演了维护秩序和推动历史车轮的螺丝钉。如埃特米耶认为，拥有这样一种人格的宿主已经拥有自由民主的浅层体验和初步感受，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并接受了自由民主制度的游戏规则，甚至以为自己已经完全理解了自由民主的价值和本质。然而，这无疑只是错觉。当行恶的链条足够长，这些人根本无法意识到自己在其中的角色和功能，因为他们的“文件夹”式思维使其断裂地、跳跃地、片面地认识周围发生的一切。这些人无法从狭隘的自我认识中抽离出来，各有理由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带着这种狭隘而偏执的想法，这些人逐渐偏离自由民主的轨道，表现出对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甚至极权主义的偏好。从形式上来看，希特勒的上台符合大众选举的“程序正义”，在当时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合法性。这对浅尝自由民主之果实的德国人来说是一种引以为傲的成绩，而希特勒出色的演讲和动员能力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感觉。凭借对自由民主的粗浅解读，怀着对自由民主的想象和欲求，机械而僵硬地搬弄自由民主的制度，粗暴地以其所谓的自由民主精神碾压他人的权利和选择。早期威权人格研究者将这种气质看成一种“病态人格”，因为它实在难以嵌入西方人自我想象的形象的格子。然而，后继者埃特米耶并没有继续这种界定，因为在他看来，这种范围的划定会让很多“普通人”成为漏网之鱼。相对于病态人格来讲，埃特米耶认为威权人格更应该视为西方社会在向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初级和不成熟的政治人格形态。因为这种人虽然固执而僵硬，但他们缺乏自我思考力和自我驱动力，所以推动其想象和行动的是外来力量。不过，也有人对这种人表示同情，即在乱流涌动的年代，选择一种信仰往往比那些完全没有信仰的人更值得信任。右翼威权人格宿主的危险潜力就在于，这些人会吸收别有用心的逐权者的所有谎言和诱惑，将自己看成浮尘般卑微，任狂风席卷着破坏一切。埃特米耶认为，右翼威权人格宿主之所以追随这些威权者，恰恰是他们害怕心无所依、飘零无着的状态。实际上，个人意识也并非从来就有。尽管早在古希腊就出现了“个人”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萌芽，但直到中世纪末期，“个人”才真正被承认。例如在古希腊城邦中，个人仍然是城邦的有机组成，每个人的志趣、职能和追求必须尊重和服从城邦的需要。鉴于这种需要，女性、儿童、奴隶和外邦人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更谈不上参政议政的权利。这个时候，城邦成为其公民的情感支撑和精神寄托，普通公民也以依附和服从城邦为荣。不过，右翼威权人格宿主与古希腊城邦公民的“依附”也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意识到自己作为城邦的一分子，治理城邦就如同治理家政一般需要他们在时间、精力和情感上的投入，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其存在的意义所在。但前者选择借助外力是迫于孤独和空虚的压力，以及伴随着工业化与现代化过程而来的物欲消费、关系疏远和精神贫乏。后者所希冀的并非你我平等和共享共治，而是渴求强权维护自己的既有利益和压制他人的利益空间来满足自己的欲望。随着美国学者对右翼威权人格研究的深入，相关研究已经扩展到狭义人格研究以外的领域，囊括了态度、价值观以及行为的范畴。有的学者认为右翼威权人格是其他研究的根基，从其主干延展出其他的研究主题，也有的学者认为右翼威权人格是承上启下的环节，向下内化为价值观，向上外化为行为。为了提高研究的适应性，实际上更多的学者已经选择在传统人格研究的基础上，引入社会态度和价值倾向的测评模型，或者结构方程模型与中介变量分析来量化右翼威权主义态度研究。这种方法避免将宏大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旨趣化约为难以验证的心理学结论，通过现象观察、动力解释和因果关系来推敲社会现实与个人态度之间的逻辑联系。
随着城邦生活的衰败和公民身份的稀释，西方人精神中留存的公民德行、公共风尚已经逐渐消散，而美国的建立与发展更是让这种公共精神消融在个人权利和自我实现的潮流当中。其实，大多数现代美国人都不太关心政治，也很难理解政治的复杂。尽管在美国大选中，候选人如娱乐明星般卖力表演和互相指责，选民们也会如追星族般欢呼和追捧，但选民对于政客们相似度颇高的提案与政策并不能很好地分辨，主要判断标准或许只是候选人的形貌以及作风。个人化的政治偏好和简单化的判断标准使得很多人更关心自己有没有工作，能不能养家糊口，有没有机会飞黄腾达，而哪个候选人的承诺更接近这种愿望就赢得了这一部分人的选票。因此，美国大选往往成了口水战和撕伤疤的闹剧。人们不禁惊讶，有着两百多年民主共和经验的美国人竟会在政治参与中表现出如此匮乏的政治积累、如此单薄的判断能力，是他们忘记了国父们精心设计的蓝图，还是被物欲与骄傲蒙蔽了双眼？埃特米耶试图用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的动力学解释这种偏离。他认为，现有的美国社会尚未完全具备培养自由民主人格的环境，包括家庭、学校和工作场所在内的所有社会环境都潜移默化地让人“习得”一种“右翼威权人格”。埃特米耶还借用了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提出环境与人格的相互作用让潜藏在社会当中的右翼威权人格因子得到加强和巩固。这种人往往满足于对所处文化的概念式或抽象式的简单学习，容易受到“权威”或者“领袖”的吸引，总是简单地模仿崇拜的偶像。阿伦特将之看作是“思考”能力的丧失，以致这些人懒得去深究和反思，也没想过要把各种观点加以联系和辩证判断，而是囫囵吞枣僵硬照搬。也因为如此，这些人根本不具备理智判断的能力，他们试图运用权威所灌输的说法去解释世界也不过是生搬硬套，谈不上逻辑和体系。这就让掌握“发声”能力的有心人能够充分调动起这群人的情绪并获得他们的支持，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加工、裁剪或拼接各种说法，反正这些人“文件夹式”的脑袋无法有效判断这些说法相互之间是否一致。这样，想要让这群生活在新时代的人有力地反思、挑战甚至反抗权威，可以说仍然是有些勉为其难。当然，任何社会都需要必要的权威来产生威慑力和影响力，借以维持社会基本秩序和社会运转的动力。阿伦特提醒人们，权威有好的权威也有坏的权威，人类不应该因噎废食，让良善权威为坏的权威背黑锅，致使良善权威式微淡出公共德行和个人信仰领域，留下能够让邪恶力量侵入的空白。但在右翼威权人格宿主的眼中，他们所信奉的权威产生了神化的美、权力和地位，不仅可以看作全能神、智慧神和道德神，而且有必要推举为所有人都应该尊重和服从的神，“错信”了其他神灵的人应该尽早“改邪归正”。与独具个性和事事辨清的人相比，右翼威权人格宿主相信顺从和规训更符合权威信仰的主观意愿，因此，他们常希望“权威者”能够以强制力在国家范围内推行统一的宗教、统一的教育、统一的语言、统一的法律以及统一的习俗。由此可见，右翼威权人格宿主所信奉的权威缺乏必要的善恶区分，只要是占据社会力量主导地位的“权威”在他看来都是一种应该推崇的力量。这也就是为什么希特勒垮台之后，仍然有不少人为之辩护，认为他们的领袖没有错，他们不过是被卑鄙下属欺骗了。神化权威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压制他人的个性和信仰，希望将之置换为权威的意志。右翼威权人格不仅要求自身进行苦行僧般的修为，也要求周围的所有人都同样向权威敞开心扉和为权威奉献所有。在任何判断中，权威被视为一根标杆，去高补低地让所有人都符合权威的需要。这时，个人及其权利、诉求和意愿就变成次要之物，甚至为了权威的任性都可以抛弃。在对上过分崇拜和对下竭力压制的矛盾中，右翼威权人格宿主呈现出“踩单车人”般的姿态；对上点头哈腰，对下又蹬又踩。在埃特米耶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处于末期的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具备自我清除或修正这种右翼威权人格因子的能力。哪怕在最经常宣扬个人自由与权利的美国，其社会环境和个人成长也很难摆脱这种右翼威权人格因子的影响。纵观个人的自然生命周期，最容易感染右翼威权人格的时期并非阿多诺等人所主张的幼儿—家庭教养时期，而是青少年—逐渐脱离家庭但又尚未完全融入社会时期。在这一阶段，个人正处于意识到自我但又未能真正发现自我的朦胧之中，他们渴望摆脱父母的束缚，因而总会寻找机会舒展自己的个性。然而，世界并非总是美好的。对于很多人来讲，尽管脱离父母的管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但是暴露在没有父母荫庇的环境下总是一段难以忍受的适应过程。尤其是对右翼威权人格宿主来讲，这个过程让他们感到这个世界充满着“危险”和“不安”。眼看着新兴大国的崛起、恐怖主义活动猖獗以及战乱地区的苦难，他们越来越害怕人类世界会再次陷入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之中。这种“危险世界观”（Dangerous World Beliefs）如幽灵般困扰着右翼威权人格宿主。这些人既对自己所处的不利现实状态产生了过度反应，又因为自我想象的相对剥夺感而强化了自己的弱势与被动地位。这两条不同的思维进路都让右翼威权人格宿主变得神经质。弗洛姆曾描述了类似的心理困境，他发现德国工人在面对伴随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不确定性、不安全感和无方向感时选择了逃避自由。持有相似观点的还有赛尔斯。鲍曼揭露了一些人以危机之名肆意释放其破坏倾向，而科学技术和官僚制度非但没有阻止反而起到了鼓励这种破坏潜能的作用。有些人甚至为了尽情享受破坏的快感，对希特勒之辈趋之若鹜。追随坏的权威有其懦弱和无知的原因，也在于其对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缺乏基本的认同。当“危险”真的来临的时候，这些人丝毫不会反对与其自由权利相背离的做法，例如在“9·11事件”之后，不少美国民众坚定地支持布什政府“必要而恰当”的反恐政策，即使允许联邦调查局不经法院授权即可对私人通信进行窃听和监视，也允许在拷问有嫌疑的恐怖分子时使用“难以避免的”暴力。右翼威权人格宿主所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资本的分散性和个人利益的差异性，这使得他们的政治看法和政治行为经常是保守的，害怕社会急剧变革会吞噬其为数不多的财产和收益。他们似乎坚信，只要给社会稍微松绑，它就会陷入《1984》那种极权主义深渊。这种担忧逐渐演变为深藏心中的恐惧。当他们看到周围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多元、越来越个性的时候，他们更是感到强烈的亢奋和惶恐，害怕这种“不羁”会让人不再守规矩、不再守传统，也不再听权威的，为了压制人心中涌动的暗流，这些人越来越希望通过制度强制、思想洗礼以及仪式沿袭来统一社会的步调。因为相对于今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们更怀念人人安分守己、愚昧朴实的“过去”，尽管这种“过去”也是他们一厢情愿地想象出来的。面对现实中的“疯狂”，他们一再地质问着世人，为什么就不能听权威的话，好好生活，好好工作，非要用独树一帜来彰显所谓的个性，“当今的社会太自由了，太民主了”，相比过去的高压统治来看太难控制了。意识到现实不可能按照其意愿发展，由此带来的强烈挫败感让这些人产生了过度反应和过度补偿，将逃避自由与服从权威上升为一种至上原则和道德，而对他人遵从的愿望也会逐渐转变为强烈的攻击欲望，即以强制甚至暴力迫使他人守规矩、守传统和听权威的。埋藏于心的恐惧与不安使得右翼威权人格宿主变得异常敏感，从本能上就有超乎常人的“危机”发现和反应机制。一旦其危机意识被激发，他们就从“臆想家”摇身变成“圣斗士”，以权威与神的代言人自居，实施审判和惩罚的权力。但这些人的敌意也没有太多创新性，往往还是针对原已边缘化的族群、标新立异的人群或者与主流意识相区别的群体。怀着这种诡异的逻辑，右翼威权人格宿主认为“我认同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我认同的权威才是真正的权威”，而“我认同的自由需要通过我认同的权威才能够实现和维护”。对于研究右翼威权人格的学者而言，批判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人格或态度本身就是非常困难的工作，而试图从批判中找到一种适应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人格类型则是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有不少学者认为，社会其实不存在纯粹而单一的人格结构，而是多元人格结构共存与相互作用。如埃特米耶认为，从资本主义生发的自由民主本身就潜藏着右翼威权人格的机制，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无法自我修正的缺陷，但可以通过其他客观条件和主观意愿来压抑这种躁动。此前，希尔斯就明确指出，很难想象一个完全由纯粹的自由民主人格组成的社会，如果有的话，那这个社会也离极权主义不远了，因为这样的社会缺乏抑制其走向极端的因子。弗洛姆也指出，现代社会中的权威可能不止一个，每个人都有自己所认知与信仰的权威，有的人或许会在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权威。因此，不管是文化与结构之间张力尚未完全消除、典型结构尚未稳定之时出现政治文化混合状态，还是当复杂社会高度发展后呈现的众数人格多峰极结构分布状态，现代社会最可能的总体发展趋向是多元化，而不会是某种纯粹的社会态度或倾向长期独占鳌头。相对于比较成熟的社会而言，转型中的社会将会呈现出更加复杂多样的社会态度集合。不过，人们仍然有着找到一种适应现代自由民主走向的人格结构、态度倾向以及行为偏好的愿景，因为在寻找并与之靠近的过程中，现代社会能够更自觉地修正和巩固其自由民主的追求。例如，拉斯韦尔提出了“民主人格”的理论，阿多诺及其合作者认为需要培育一种与右翼威权人格相对的“平等人格”，而埃特米耶则坚持“自由民主人格”是现代人需要学习的一种良好品质。埃特米耶认为，在一国范围或更小的政治单位之内，推进其成员接受和分享有关自由民主信仰的观点仍然是可能的，但当这项工作需要扩展到世界范围时，这就需要从新的意义上进行阐释。首先，所谓的世界公民需要对人类产生积极的认同。埃特米耶认为，对于个人来说，他首先会对自己的家庭、小群体乃至国家形成认同感。对于不同的对象，这种认同感不仅存在程度上的区别，而且相互之间或有排斥。通常，某种事物的范围越大，包含的内容越多，人们对它的认同感构成就会越复杂。就家庭来说，个人的认同感往往来源于血缘、亲缘或姻缘，这种认同感相对单一，因而也比较稳定和牢固。随着个人由家庭进入社会，他所遭遇的社会关系就趋于多样化，例如个人与教会、个人与学校、个人与老板以及个人与公共服务提供者等。同时，他所扮演的不同社会角色也会影响其认同感的结构。当认同感的范围一再扩展到国家以外、立足于世界，就要求人们能够从全人类的高度来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促使较小的单位与更大的整体保持基本平衡，使各个层面的认同相互协调。其次，世界公民还需要以开明和宽容拥抱多元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讲，世界范围的认同危机常常来自价值追求的分歧。例如，在埃特米耶看来，所谓的左翼威权人格和右翼威权人格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们同样遵循着威权主义服从性、威权主义攻击性和因袭主义三维因子共变力场的动力学。但是，这两种人格类型却指向了不同的威权主义领导者，右翼威权人格宿主以希特勒为元首，而左翼威权人格宿主则以斯大林为领袖。如果这两种人有机会对调立场，如崇拜希特勒的右翼威权人格宿主出生在了俄国，他一睁眼先看到的是斯大林而不是希特勒，那么他就有可能会成为斯大林的“铁杆粉丝”，成为不折不扣的左翼威权人格宿主。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斯大林的忠诚者身上。埃特米耶认为，这种所谓的意识形态偏袒不过是对价值序列的狭隘理解和歪曲排序，把自己喜欢的过分抬高，而把自己不喜欢的拼命踩低。因此，要想形成一种友好的价值关怀，就需要构建一个自由、尊重与共享的理念框架，让所有价值都能平等、和平和持续地共存，同样地便于人们获得和传承。最后，除了信念上的认同和共享外，还需要世界性公民对共同事务保持适当程度的活跃和参与。相较之下，冷漠往往比愤怒更可怕。对于违背国际规则和原则的恶性行为，沉默就是一种放纵和怂恿。至少对于违背者来说，沉默完全不构成实际上的障碍。从这一方面来说，世界性公民首先要树立起主人的意识。尽管提倡一种“地球主人”的概念有些超出常人的理解范围，至少大多数人无法真正插手其他国家的事务或者所谓的国际事务，使之看起来似乎是空头口号，但这种主人意识却是人类尊严目标和共和世界价值的前提条件。从历史来看，尽管在缺乏主人意识的情况下，国际社会也能够在较长时间内维持相对的和平和稳定，但它始终是一种缺乏灵魂支撑的制衡状态，实际上也是一种十分脆弱的平衡。进一步地讲，世界性公民还需要在实践训练中获得思考、观察和管理社会的基本技能。特别是在危机情况下，冷静的判断和理性的作为是控制和解决危机的最好方法。在国内政治上，政治选举与选民选票被认为是阻止右翼威权主义政权上台或者对其统治进行制约的主要途径。有学者认为，在比较成熟的自由民主社会中，例如美国就需要充分利用这一手段。不过，美国的两大党派为了赢得选举不惜模糊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策倾向以便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选民，这也使得右翼威权人格宿主容易对政治选举产生误读，认为这是在“选人”而非“选党”或“选策”，导致其更愿意相信自由民主的“个人代表”，而不是这个代表背后的民主原则和自由精神。当然，为了促进公民的政治人格发育与成熟，政治选举的过程必须坚持开放性和包容性。因为自由精神和民主原则想要落地，就必须让人们能够将之付诸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地了解、认知和调整。关于服从的限度问题，这是长期困扰学者们的重要问题。因为任何一种统治形式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服从，自由民主社会也不例外。有学者认为，这种服从早在家庭阶段就开始了。幼小的生命是如此脆弱，以致他们无法在哪怕最简单的世界中独立生存，因而他们必须依赖家长来获取生活供给和技能。在这里，幼小个体的命运就与家长紧紧联系在一起。那么，这种“依赖”是否就意味着服从？如果是，它是否赋予了家长不可动摇的权威？埃特米耶认为需要区别对待。从客观上看，幼小个体依赖父母是一种生存选择，它更接近于一种赠予关系。如洛克所言，人“不宜单独生活”，“加入社会”是一种更优的选择。但父母也不能要求孩子忘记自己和自己的一切，全盘接受家长的灌输与教化。将自我意识与需求置换成家长的意识与需求就是一种自我否定的过程，它造就的不是形肖相似的后代，而是家长的复制品。借助这种自我否定，家长的思想和喜好才可能长驱直入，更少地经历排异反应。卢梭认为，家庭主要承担两个方面的功能。首先，它要为幼小个体提供满足所需的生存条件。作为人生的第一站，它是个人生命得以延续的必要条件。其次，它要承担起培养幼儿社会性情的责任，但又不能让家长思维凌驾于幼儿之上。换个角度思考，孩子与家长之间并非对立关系，更不应是有我无他的矛盾。暂居相互关系的主动方，家长应该首先接受一种平等关系的假设，积极引导孩子约束自己不去作恶，但也不要因为害怕犯错而捆绑自己的手脚。埃特米耶实际上补充了第三种功能。这种功能强调，幼儿是独立的个体，有独立的思维，也有独立的判断。他们将从家庭中学到的技能作用于周围的人和环境，以个人化和个性化的体验获得进一步的经验。右翼威权人格并不应该被视为一种彻底的反自由民主人格，更应该被认为是社会在现代化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初级的、粗糙的以及可以完善的形态，它已经接受了部分的自由民主的开化并获得了一定的自由民主的体验。这种不稳定的“人类新物种”，“不同于以往的偏执，这种人似乎在非理性或反理性信仰中添加了高度工业化社会特有的理念和技术配方。（在二者的相激相荡中）这种人既开明又迷信，既以个人主义自诩又害怕沦为逐臭之夫，既唯恐失去独立又难耐盲从权力与权威之诱惑”。相比之下，自由民主是人类的理性选择，想要把自由的精神和民主的价值嵌入公民的感性世界本身就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在这一领域，人们更倾向于能够激荡情感、实现移情以及调动情绪的力量。尤其是对于在新生民主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而言，民主制度、民主运行和民主方式都是陌生的，它的现在和未来都充满未知。先驱们用巨大代价换来的民主意味着什么，这是当时所有人都想找到答案的问题。此时，有人想从民主进路中退却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人们需要认识到，普通大众的情感和动机大多是朴素而自然的，他们需要的并非大道理和大原则，而是沁入心脾的情感和动容。近两个世纪以前，托克维尔在游历美国之后，认为结社最有利于培养民主的社会环境、生活方式和心灵习性。因为结社本身就是一个找到志同道合、互有共鸣的他人的过程，这样的过程符合普通大众的心理接受过程，并且愿意通过这种过程消除自己的渺小感和无力感。在民主社会结构日趋扁平化和个人不断原子化之下，结社为志同道合之人、利益一致之人以及试图影响政治之人提供了力量、资源和智识聚合的渠道，借助此平台与民主建制发生频繁而密集的互动，无疑为民主人格的形成与巩固提供了契机。在一定意义上，结社也为个人与权威建立联系提供了缓冲。特别是在自发结社中，成员的个人诉求得到了很好的表达和倾听，经过协商和妥协的整体诉求更少尖锐和苛刻，而凝聚起来的利益表达更能对公权力形成有效的压力。当然，结社也需要有其约束条件。首先，群体成员对该群体权威在认同和顺服上的节制，保留成员退社、批判与限制该群体权威的权利。其次，群体成员需要为群体整体目标、基本原则和秩序稳定保持一定的一致性，但这并不能成为扼杀个性和自由的理由。最后，群体成员还需要对“外群体”保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减少对它的猜忌、敌意和抗拒。宗教问题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是一个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长期以来，人的宗教信仰自由被看作相对独立于肉体自由的另一种自由形式。尤其是宗教改革以来，个人信仰进一步从世俗政府和有形教会权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强调信仰是个人之事，个人仅凭自己内心对上帝的皈依和虔诚便可获得上帝庇佑和拯救。但是，宗教也总是逃脱不了由人来解释以及由人来践行的现实，此时就产生了由谁来承担这一解释与践行重任的问题。首先，为保障自由精神和民主原则，需要破除右翼威权人格宿主的第一个信条，即我的神才是唯一的神，它超越你的神成为终极力量，因此你需要放弃你的信仰来皈依我的信仰。这就要求，宗教不应该插手教育之事，更不能强制推行某种宗教；同时，别人不愿意背弃自己原有的信仰不能成为其遭受歧视或惩罚的理由。其次，自由精神和民主原则需要破除右翼威权人格宿主的又一信条是，我比任何人都虔诚，也更接近神的真义，因而所有人都应该听我的传道。制止这种干预他人信仰甚至强迫他人信仰的冲动是让宗教回归个人之事的基本，不管是世俗政权、现世教会还是其他信徒，都不具有代替神来决定他人的信仰的权力，更不能以此为理由代替神来惩罚不信之人。最后，在宗教上，还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即信教者和不信教者之间的尊重与宽容。最近几十年，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极大地稀释了美国的宗教构成，信仰多元化的趋向越来越明显，美国人的宗教热情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震荡。再者，社会科学研究的经验主义、生物进化学说和世俗人类学的传播，加速了宗教的现代化和世俗化进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堕胎、同性恋以及女权主义等也对美国的宗教产生巨大冲击，社会道德标准问题面临重新定义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宗教激进主义者的作茧自缚不过是信心不足的表现。考虑到宗教在现代人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需要在信教者和不信教者之间达成一种和解，而不是否定任何一方或让其中一方吞噬另外一方。西方文明自有其历史性和现代性的问题，现代社会更应强调智识的回归，对人类自身和生存世界形成自觉认识，而非让某一种思想碎片控制自己的头脑。但是，人类理智的不完善性决定了人类的概念和判断的局限和片面，这就要求他们在坚持主体性的前提下，始终保持否定的辩证法，在主观与客观的批判性反思中不断接近真理。如果迷失在信教或不信教的森林，个人的存在就丧失了个体性和独特性，很容易陷入某种集体主义、神秘主义或虚无主义的控制之中。从社会文化层面看，与自由民主制度相匹配的政治态度、情感归属、信仰依附和价值取向能够为自由民主制度建设提供重要的精神支撑。就个体层面而言，对自由民主和现代文明基本价值的认同与追求往往会沉淀为一种自由民主人格，成为指导个人思想和行为的内在动力。历史表明，自由民主人格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可能内生于特定社会的历史传统和人文传承，可能形成于现代化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精神结构，也可能经由外源性民主成功模式强势植入，但都要经历漫长的适应、调整和再创造过程，其间不乏曲折和反复。一般而言，较高水平的现代化建设是构建自由民主人格的硬件准备，而相对完善的现代建制是促进自由民主人格发育的重要前提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了这些硬件准备和前提条件，自由民主人格就自然能走向成熟，它的发展自有其规律和逻辑。当本应支撑自由民主制度建设的社会文化发展相对滞后时，它就有可能产生一种浅层的、粗糙的以及不坚定的“初级形态”的自由民主文化。有这种初级形态自由民主文化的个人即使在经历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开化和训练之后仍会有不同程度的不适应感，甚至会出现偏离这种制度路径的反向力。右翼威权人格就是初级形态的自由民主文化其中一种表现模式。综上所述，20世纪上半叶，许多西方学者致力于一种“人类新物种”的研究，这种人内生于西方自由民主建设的过程，虽然接受过自由民主制度的熏陶，但又没有完全理解和接受其价值和理念，反而意欲将高度现代化社会中的工具价值与反自由民主信仰结合起来，显得既开明又迷信，既想坚持个人主义又害怕异于常人，既渴望独立又盲从权力和权威。即使在北美这种自由民主制度比较完善且自由民主传统比较深厚的社会中，尚未发育成熟的公民仍然表现出某些威权人格的特征。这些人更容易被反民主的激流所裹挟，对民主制度发展和民主价值构建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国家遭遇危机的紧急状态下，这种人很可能会将其焦虑和激进的情绪传染给其他人，导致社会整体的威权主义水平升高。要想找到一种更符合自由精神和民主原则的人格结构，就必须承认自由民主人格在生成过程发生异变的可能，分析这种孱弱的自由民主人格的未成熟形态在现代社会中可能遭遇的困境，以及处于困境中的宿主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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