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AI取代真相，大模型如何一步步诱骗了人类的文明？| 追问观察

如今，人们选择餐厅，多半会打开app搜索一番，再看看排名。然而美国奥斯汀的一家餐厅Ethos，社交媒体instagram宣称它是当地排名第一，拥有7万余粉丝。但这家看起来很靠谱的餐厅根本不存在，食物和场地的照片都由人工智能生成。可它家发布在社媒上的帖子却得到了数千名不知情者的点赞和评论。大模型通过视觉形式误导公众认知，这样的例子在今天比比皆是。

大语言模型（LLMs）传播虚假信息，人们或已司空见惯。但这一现象背后的机理我们却不甚了解。大模型究竟如何改变人类的心理机制，让人们越来越难以判断一件事情真实与否，并失去对专业机构和彼此的信任？

2024年10月发表的一篇名为“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misinformation（大语言模型与虚假信息的制度化）”的研究^[1]认为，大模型和虚假信息的关系，比我们所了解的更为深远与复杂。它正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如不警惕，它将改变我们的文明。

类似开篇提到的虚假餐厅的例子，现实生活中发生了不止一次。2023年11月，搜索引擎Bing曾因为爬取了错误信息，而针对“澳大利亚是否存在”的问题，给出了如下图所示荒谬的回复。（事后官方很快对该问题进行了修复。）

上面的例子，还可视为程序的bug，而普林斯顿的一项研究则系统性说明了AI生成数据的影响不止如此^[2]。该研究发现，截止24年8月，至少5%的英文维基百科页面是由AI生成的，相对而言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文章的占比较低。

维基百科（Wikipedia）是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的重要来源，且被普遍视为权威的信息来源。尽管AI生成的内容并不一定都是虚假信息，但该研究指出，被标记为AI生成的维基百科文章通常质量较低，并具有较明显的目的性，往往是自我推广或对有争议话题持特定观点。

虽然虚假信息被发现后很快会被纠正，但如同小时候听过的“狼来了”的故事，一次次的接触虚假信息，会让磨损我们彼此间的信任。

我们判断一件事情是否为真时，有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一是启发式，另一种则是费力的思考。启发式思维所需的认知资源更少，依赖直觉，属于丹尼尔·卡尼曼所说的系统一。对个体来说，判断是否是虚假信息，启发式的判断标准包括是否声明清晰，是否吞吐犹豫，是否有熟悉感；而费力的思考则多基于逻辑：“不应该只相信互联网来源，我是否在学校或是书本中见过类似的？”

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用到两种启发式方法判断信息真实与否：一种是观察发言是否流畅自信，另一种是言论是否熟悉。然而事实证明，这两种判断基准在人工智能面前都会败下阵来。

然而，大模型生成的文章，往往会显得自信且流畅。一项研究对比人工智能生成的和人类撰写的大学入学论文，发现人工智能生成的论文与来自特权背景的男性学生的论文相似。人工智能论文倾向于使用更长的词汇，并且在写作风格上与私立学校申请人的论文尤其相似，相比真实的申请论文缺乏多样性^[3]。这意味着当我们面对大模型生成的信息时，之前用来判断真假的第一种启发式——“表述是否自信”——失效了。

而对于第二个判断机制——是否熟悉，由于大模型产生信息的速度远远大于人类，它可以通过高度重复同质化的信息，人工创造出一种真实感。当大模型不加区分地向“思想市场”输出真假参半的同质化信息时，判断信息真伪的第二个启发式机制“熟悉与否”也失效了。

当然，批评者可能会辩称，检测和纠正不准确信息是人类一直面临的问题。但区别在于，大模型的出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虚假信息激增风险。当人们或大模型控制的账号在网上发布和转发类似的虚假信息时，这些内容会逐渐变得熟悉，从而被误认为真实。更糟糕的是，这些信息还会被反馈到用于训练下一代大模型的数据集中，进一步加剧这一问题。

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我们的对话伙伴是真诚的、合作的，并会为我们提供与话题相关的有用信息。在与大模型对话时，人们也会不自觉地将其拟人化，忘记自己面对的是代码而非真实的人。这种拟人化倾向让人们更容易依赖启发式思维，而非进行更深入的批判性分析。

大模型的训练目标是与用户持续对话，这样的对话特征可能会引发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趋向于输出我们想看见的，我们愿意相信的。例如，当用户询问大模型“股市会涨吗”，大模型会给出若干长期看涨的理由，而当用户询问“股市会跌吗”时，大模型同样能找出对应的论据。

这样的回应可能会强化人们已有的信念（或偏见），并可能增强人们对大模型整体回复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太可能进行批判性的信息评估，反而倾向于默认快速启发式判断，更加坚信自己的初始判断：“我知道这是真的”。

在向大模型寻求帮助时，通常会遇到短暂的延迟，在此期间模型解析用户的请求，并预测一个看似经过认真思考的回应。当ChatGPT回应时，它不会模棱两可或不确定。它从不说“我不知道，你怎么不问问你的朋友 Bing？”即便在拒绝回答时，它也通常会给出其他方式的帮助，而不是直接承认自身的局限。例如，“我不能帮助您从YouTube下载视频，因为这违反了他们的服务条款”。

这样，大模型赢得了人们对其的信心、准确性和可信度的认可。即使大模型发出了“可能会出错”的警告，而这种警告类似于人们在对虚假信息的普遍警告，其效果大多是有限的。

按照目前大模型产生信息的速度发展下去，生成文本的遣词造句风格，将变得比人类自己的内容更为人熟知。那么，它就有能力大规模地生成看似真实但却严重误导的消息，从特定社区扩散到主流社会，让人类社会的信任问题再升级。

这正是研究中提到的虚假信息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过程。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也用到了“Institutionalized”这个词——最初，囚犯讨厌监狱的牢笼，但几十年后，出狱的他们却发现自己无法适应没有围墙的生活。

类似地，最初我们可能认为大模型产生的虚假信息只是遮挡视野的灰尘，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信息逐渐被接受，其与新闻、政治和娱乐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连制度性的事实监控机制也会被侵蚀。

想象一下，为了掩盖侵略历史，政府使用大模型生成虚假的历史记录；或是不相信进化论，相关人员也可以使用大模型来生成反驳进化论的文章与书籍......如此一来，特定群体的集体记忆会被重新塑造。

不止于此，更深远的影响是，虚假信息会成为我们用来规划、做决策的新基础，而我们也将失去对权威机构和彼此的信任。

除此之外，大模型产生的虚假信息，还可能对群体智慧的涌现产生负面影响。在一个多样化的群体中，不同观点和背景的信息碰撞，会产生超出个体智慧的结果；但如果虚假信息充斥讨论，哪怕只是大家都依赖大模型获取信息和想法，群体智慧的多样性和创造力也会受到抑制。

人类应对虚假信息的方式，与自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只是大模型的出现，让我们传统的启发式应对机制失效了。要应对大模型生成的虚假信息，需要多方合作，可以通过大模型智能体以及众包协作来进行事实审核，也需要向公众科普大模型的运行机制，使其不再拟人化大模型，并习惯采取非启发式的方式去判断信息真假。

我们需要创立优化的虚假信息监控制度，并重建大众对机构的信任。我们需要加深对真伪信息判断机制的理解，无论是个体层面、人际层面，以及制度层面。我们需要对每个解决方案的有效性进行心理学研究。缺少这些，迎接我们的，不是后真相时代，而是不可避免的虚假信息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