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四季如春，是孕育和宝藏爱情的风水宝地，独具风格的“爱情样板房”可以列出一大串。其中极具代表的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自己设计建造的昆明棕皮营旧居，近年已成为“文青”排队打卡的网红建筑。昆明本土气象学家陈一得和夫人刘德芳居住和工作的昆明钱局街“一颗印”旧居，不仅体现了传统的“夫唱妇随”之爱，还体现了夫妻对科学事业的志同道合之爱，更是独一无二的“爱情样板房”。两处“爱情样板房”一“文”一“理”，组成了昆明特有的文化风景。梁思成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的长子，在美国完成学业后回国，先后在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开办建筑系，成为中国现代建筑学教育的奠基人，在中国古建筑和古建筑史的研究上尤有建树。他的夫人林徽因也是建筑学家，而在世人心目中，更是一位才女、诗人。1938年，中国北方领土沦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随中国营造学社迁到昆明，先住在昆明巡津街的“止园”，后又搬到昆明北郊10多里外金汁河边的龙头街棕皮营村。这里长堤古柏，田畴水池，景致极佳。梁思成夫妇决定倾其所有，在这里借地建造私宅。这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自己设计建造的唯一的房屋，于1939年中开工，到1940年春建成。新宅面积80平方米左右，共有两大间平房，主屋为正房（住房）3间，坐西向东，对面一间为附属用房，坐东向西，高度较低，包括柴房、厨房、佣人房等。两屋相对，中间隔一通道，自然形成一个小院。梁思成夫妇参与了营造的全过程，自行画图纸、做设计，还亲自动手干活儿。他们设计了大木窗，以便通风采光，又以菱形木格构成窗棂，显得简洁而古朴，住房还装上了木地板，客厅则有壁炉，又有西式风格。林徽因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出乎意料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的高三倍的价钱。所以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在建房的最后阶段事情变得有些滑稽，虽然也让人兴奋。所有在我们旁边也盖了类似房子的朋友，高兴地指出各自特别啰唆之处。我们的房子是最晚建成的，以致最后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乃至每一根钉子而奋斗。为了能够迁入这个甚至不足以‘避风雨’的屋顶之下，我们得亲自帮忙运料，做木工和泥瓦匠。”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村宅幸运地留存到了今天。这是两排瓦顶土坯房，远看就像一所普普通通的农舍，但小院的恬静、门窗的高阔，木地板和木顶棚的气质、壁炉和壁柜的典雅，又显示了主人不一样的文化品位。建盖此宅，尽管窘迫，林徽因仍对它的“美丽和舒适”的“内在质量”颇为自得，期盼“真正的朋友来赏识它”。![]()
人们还注意到，紧贴着正房的南侧，还并排建有一间矮小的偏厦，那是另一位学术大师、西南联大哲学教授金岳霖的住所，据说是梁思成、林徽因为金岳霖而特意加盖的。两屋相依，又验证了一段爱情佳话。梁思成和金岳霖年少时就是同学，后来又都到美国留学，交谊很深。在北京时，梁思成夫妇和金岳霖就是邻居，一墙之隔而一门相通，过往密切。据说交往之余，金岳霖和林徽因竟坠入情网。林徽因向梁思成坦陈了心迹，梁思成彻夜未眠，最终决定让林徽因自由选择，并祝福她。那边金岳霖得知，深为感动，更郑重宣言“退出”。金岳霖为此终身不娶，而三人来往如初，毫无芥蒂，光明磊落，从北京到昆明，又从昆明到北京，至死不渝，传为美谈。棕皮营的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旧居至今仍在，并整修一新，被后人称为“爱情样板房”。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棕皮营仅住了8个月，就随营造学社“极不情愿”地离开昆明，离开棕皮营新宅，前往四川李庄。他们留下的这幢小院如今已成为昆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得测候所”是中国第二个私立气象站、云南第一个私立气象站和天文台，创建于1927年，旧址在昆明钱局街上段“一颗印”民宅内。“一得测候所”是个很“理科”的名字，但它建在私宅之中，和主人夫妇之爱、科学之爱密不可分，成为昆明传统民居的“爱情样板房”。“一得测候所”的创建者是陈秉仁，号一得，云南盐津县人。陈一得自幼好学，少年时参加科举童子试，县考成绩名列前茅。后科举被废，陈秉仁被保送到昆明的高等学堂学习法语。后来陈一得考入云南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后任省立中学数学教师，同时以课余时间观测、记录昆明气象，自修天文和气象学。在此期间，陈一得和同是教师的刘德芳相爱结婚。1926年，陈一得赴南京参加全国教育会议，访问了中央观象台、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和中国的第一个私人气象站——江苏南通军山气象台，深感气象、星象测量关系国计民生，非常重要。为圆自己的科学报国梦，陈一得决心以一己之力，创办私人测候所。他自掏腰包，在上海购买了气压计、雨量器、温湿度表等气象仪器和简易天文望远镜等。他的决定得到了夫人刘德芳的大力支持，夫妻同心协力，在昆明钱局街的家里创建了“私立一得测候所”。那是位于钱局街北坡的83号院，是昆明传统的“一颗印”四合小宅院，藏在临街楼房的后面，普普通通，貌不惊人。陈一得住的是两层楼的正房，当时钱局街楼房不多，此楼又建在街西侧的坡头，坐东朝西的二楼仅27平方米左右，但高出一般民宅，东、西、南三个方向的视野都很开阔，这三个方向都开有窗子，为旧式的木棂支窗，可以用木棍从下面撑开。陈一得带着刘德芳和自己的弟弟将横向开窗改造为5尺见方的竖向对开大木窗，安装上自费购置的气候观测仪器，又拆下二楼屋顶的部分瓦片，架好简易天文望远镜。测温、测湿的百叶窗等露天设备则设置在小院里。经过一番改造，这里就成了让人叹为观止的“家所合一”的宅院了。1927年7月1日，陈一得的测候、测天所正式“开工”。陈一得自任所长，工作人员是刘德芳和陈一得的弟弟和义子。他们轮班上阵，每天早6点、下午2点、晚上9点定时观测昆明的气压、气温、湿度、蒸发、雨量、风向、风速、云、能见度等气象要素，白天观气象，夜间则观天文。这样一干就是10年，所获气象实测资料免费送给政府、学校等机关使用，同时还为当时昆明报时的午炮定时、为街钟校时。一得测候所建成后影响越来越大，参观者络绎不绝。1934年11月，中央大学地理系考察团的中外专家也慕名前来考察，对测候所严谨、规范、科学的工作十分惊讶，称之为“科学化之家庭，硬干苦干的机关”，并题写在为“一得测候所工作人员”所拍的“全家福”照片上。照片上的刘德芳个子不高，端庄贤惠，是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形象。1928年，陈一得首创天文观测仪器“步天规”，并绘制出第一幅“昆明恒星图”，参与其事的刘德芳用丝线把它绣在一块宽1.5米、长2米的蓝缎子上，以利保存和展示。1945年冬，刘德芳随陈一得返回故乡盐津修《盐津县志》。她帮助陈一得设立简易测候站，将实测气象资料编入县志。她跟随陈一得翻山越岭、涉滩过水，实测黎山顶寺庙等高度，更访民情、考古迹，废寝忘食，往往工作到深夜，还要摸黑走山路回城，整理数据及当天见闻等。在盐津时，她和陈一得坚持自己做饭，平时不赴宴不请客，一心工作，帮助陈一得完成了盐津第一部完整、系统的地情资料书。1937年，陈一得受命在昆明太华山建起了省立昆明气象测候所，钱局街测候所完成历史使命。此后，刘德芳继续参加太华山测候所的工作，常年在太华山顶观测气象。20世纪40年代，陈一得根据刘德芳的观测记录写下《大块文章·云霞变幻的文章》一文，如诗如画，堪称夫妻合作的长诗。如今太华山原“昆明气象测候所”楼房尚存，成为云南气象博物馆和昆明太华山国家基准气候站，陈一得和刘德芳的墓并排立于太华山测候楼后，但钱局街一得测候所旧楼已被拆除。据陈一得的老邻居回忆，抗日战争时期，陈一得曾在楼院门口的石阶旁立了块石碑，约一尺见方、两尺多高，上面清晰地刻着一条横线，并镌刻竖排三行楷书大字：东京湾海平面，在此线下，一八九一公尺。下面署名：一得测候所制。
来源：昆明日报、掌上春城
编辑：刘伸伸
编审：柴继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