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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江宁知府
民国时期，中国大学比较强的学科主要集中在文科和理科，工科相对薄弱。以清华大学为例，正式成立工学院是在1932年秋，梅贻琦校长在原有土木工程系的基础上新建了机械工程系和电机工程系，勉强凑了一个工学院。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自清末开始中国工程类学科的起步就比较晚，发展也比较慢。不同于文理学科，工科更侧重于应用，必须以各种实际工程场景为依托，而直到五十年代初中国的各种工业家底都十分薄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因如此，今天一提“民国大师”，大家想到的首先是文理领域（特别是文科）大师，工科是比较少的。
仅有的几位，如詹天佑（耶鲁大学土木工程专业铁路方向）、茅以升（康奈尔大学桥梁专业）等，均为早期留学归来的人才。总而言之，那个年代工程技术类专业在中国是非常非常吃香的，只要从海外学成回国，就可以开山立派。![]()
钱江一桥始建于1934年，完工于1937年，完工89天后为阻滞日本入侵而主动炸毁。该桥是中国自主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座双层式公铁两用桥，也是1992年之前钱塘江上唯一的桥梁。1950年6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讨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建设方向问题。“我们要在统一的方针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或其某些院系，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在这次大会上，教育部顾问、苏联专家阿尔辛杰夫发表了日后影响深远的意见讲话。阿尔辛杰夫认为，中国以前的大学体现的是半殖民地的依赖性，把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集中于研究一般的自然、历史、文学以及所谓的社会学，这对帝国主义有利。按照苏联的经验，十月革命后苏联的高等学校不再培养“大而无当”的博学通才，而是培养具体的专门人才：工程师、医师、教师、经济学家、农业专家、统计专家、采矿专家等。中国此时面临同样的任务，那就是大学应按照专门化的方向发展。出于当时的国民经济现状和“以苏为师”的指导思想，教育部于会上迅速统一思想，决定按照苏联模式重建高教制度，于是便有了轰轰烈烈的1952年院系大调整。![]()
今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中院，是典型的西式建筑。五十年代“大屋顶”被认为是封建主义的象征，“大廊柱”被认为是是资本主义的象征，而简化后的苏联建筑造型才是“社会主义新风格”。![]()
今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新上院，与上图的中院紧邻，是典型的苏联风格建筑。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工程类学科成为重点扶持对象，许多大学名字里都带个“工”/“工程”字样。从1952年到1953年，全国综合性大学从55所减少至14所，工学院校由28所增至38所，师范院校从12所增至33所。基于迅速实现工业化的热切愿望，院系调整使旧的“通才教育”为新的“专业教育”所替代。当时四年制本科毕业出来的大学生，专业技能和技术功底可以做到非常深厚（除高强度、专一的培养模式外，客观上也是因为当时大学生本身即优中选优）。不过在迅速培养大批专才的同时，这种极端实用主义的做法也造成了学人群体、治学精神和学科生态的拆分瓦解。![]()
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大连工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华南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和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是院系调整诞生的“四大工学院”。方方正正的苏式建筑和白色领袖雕塑，是这些大学共同的时代特征。院系调整后，除保留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外，中国的高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按行业归口的特征，新设了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等专门的学院和专业。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北京海淀区“八大学院”就兴建于这一时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和中国农业大学。据亲历的老教授回忆，当时一旦决定高校哪个系哪个专业与谁合并，实施进度很快，扛起行李就出发，限期上课。不少学生是在某大学入的学，却在另一大学毕的业，这为后来一系列的校友之争埋下伏笔。为配合院系调整，国家成立高等教育部，原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改任高教部部长，此后高教部逐渐对各类高校的任务和培养人才的目标进行了明确，统一招生与统一分配毕业生。全国高校制定统一的教学计划，用苏联教材，大学遂丧失了相当部分的自主权。![]()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俗称“哈军工”）是一五计划国家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它仅招生13届，但校友中的两院院士多达40余人，诞生的省、部、军级领导干部300多名，其中超过200人被授予将官军衔。从1950年代一直到1990年代初，大学生都是非常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参照干部分配思路安排就业。基本流程是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根据自身需求提报指标，通过教委/教育局下发给各大高校，高校再根据需求表推荐合适人选。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浪潮的袭来，这种模式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各行各业蓬勃发展的需求。九十年代中期，国企改制使得大部分国企不可能像之前那样大规模接受高校毕业生，于是1996年启动了双向选择、自由择业试点。到1998年，大学生由国家分配工作的制度基本取消，当年70%以上的大学毕业生是自主择业的。从1999年开始，高校招生人数开始爆发式增长，至2003年，中国普通高校本专科生在校人数首次超过1000万（2023年的统计数据为4763万）。在迅速扩招的同时，高校专业学科设置和培养模式的学习对象也从苏联变成了西方，讲究“综合性大学”“通识教育”，先前的实用主义被无情抛弃，颇有些矫枉过正的意味。渐渐的，大学本科阶段成了“通才教育”，在“重科研、轻教学”的风气下，本科生在学校里除了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等基础性课程外，掌握的专业知识十分有限，只能算初步扫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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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自“探索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的大学人才培养模式”一文，《中国高教研究》 2022年第11期，作者王希勤是清华大学校长。文中分析了四种大学培养模式，其中，美国大学侧重研究生教育、研究性大学建设，苏联专注本科生培养，强调与职业、专业技能的接轨。经济大环境好的时候企业急需人手、愿意花费时间精力培养应届生，本科毕业尚能到就业市场搏一搏。待到经济大环境发生改变，本科毕业生几乎是“赤手空拳”的进入到就业市场。他们惊讶的发现，大学并没有给他们任何谋生的“武器”，甚至还不如一些专科生能够掌握一技之长，自己除了考研、考公外根本没有什么好的选择。现阶段，相当多的大学里已经出现考研“高考化”趋势，与此同时，学历提升所能带来的经济回报正越来越低。![]()
民营企业是中国就业市场的主力军，提供了八成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民营企业对市场更加敏感，反应更快，一旦面临经营困难或嗅到不利因素，便会第一时间控制用工成本，减少工作岗位或薪资福利。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高考生规模庞大，中国的大学始终处于“皇帝女儿不愁嫁”的优势生态位，一些随意组建、临时搭台的学院和专业也可以招满学生。
然而随着最近几年大学生就业问题日渐突出，关于高校专业设置和培养模式的讨论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在经历过七十多年的探索发展后，未来中国大学将不得不寻找一条“实用”与“理想”、“专才”与“通才”、“速成就业培训”与“人文素养熏陶”相平衡的前进道路。中国的大学很多创办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历史悠久的可以追溯到1949年之前。
当时的老师数量、学生数量以及专业配置远不能跟今天相提并论，相关统计显示，1949年全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在校大学生人数仅有11万，其中工学院每年毕业生连1万人都不到。
关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其核心思路就是高等教育服务于国家工业化进程，把大学往专业化发展，把学科向工程领域倾斜。
在1950年代适应国家工业建设方针的指引下，工科类大学招生数量开始明显上涨，比如清华大学1949年的学生总数仅2300余人，1952年院系调整后增至5078人，1960年在校生总数超过12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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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的清华校园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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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张铁路改线为清华大学东扩提供了巨大空间，扩建后的校园高达6000多亩。
为了适应院系调整和招生扩大带来的校园使用者规模变化，这一时期不少大学被迫进行了“应急建设”。
相对其他学校来说，位于京城北四环到北五环之间的清华大学显得尤其幸运。
五十年代中期，清华校园东侧以京张铁路为界，再往东为大片农田；从1955年开始，经过蒋南翔校长的奔走和请求，清华东扩的建议获得了上级领导支持。
1957年，在清华大学与铁道部、教育部的共同努力下，将当时的京包铁路正线自知春路北侧至箭亭14号桥间线路东移800米，完成了清华大学校园东扩最为关键的一步。
如今回头看，单就最初的校区位置来说，清华比人大、北航、北理工、北邮、北交大、北师范等很多高校都要靠“外”，然而恰恰是“偏僻”让清华获得了宝贵的扩展空间，形成今天十分罕见的单一大型校区。
根据过去几十年的经验看，越早遇到发展瓶颈，越早思考新校区建设的大学，往往越占便宜。
八十年代外迁的地脚好于九十年代外迁的地脚，九十年代外迁的地脚则好于2000年后外迁的，假如到地价高涨的2015年之后才开始物色新校区，难以想象会搬到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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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高校分布图。除清华、北大、人大外，其他学校的新生大都要到遥远的昌平、房山度过本科生涯（至少是一二年级）。与文理科类院校相比，工科院校的一些大型实验室非常占空间，两三千亩的校区属于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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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仙林大学城，越往东北方向越远离市区。当中最著名的南京大学是最晚启动新校区建设的，因此位置最靠外。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上海。
交通大学的老校区位于上海内环寸土寸金的徐家汇，占地只有300多亩。
五十年代西迁工作实施后，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彻底完成，最终于1959年调整为两地办学——西安部分成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部分成立上海交通大学。
1980年代初，校区空间不足的问题成为制约上海交大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在扩大校区面积这一关键问题上，学校面临两种选择：原处扩建或在郊区征地建新校区。
交大徐汇校区周边被密集的居民区包围着，根据粗略估算，如果要动迁出周围200亩面积，所花代价接近1亿元，且周期至少三年；而学校当时每年拿到的基建拨款仅500万元，堪称杯水车薪。
于是经上级部门批准，上海交大在全国率先异地办学，开启闵行新校区建设。
1985年7月2日，在新校区的东北角一个用竹席搭建的棚蓬里，举行了简朴而又隆重的奠基典礼。
联通闵行跟上海市区的道路叫做“沪闵路”，听名字我们也能感受到那种郊区的割裂感与距离感，不过以今天的视角看，“闵大荒”其实不算荒，毕竟后来许多沪上高校被迁去了嘉定、奉贤和临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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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1月20日，时任上海市主要领导同志参加闵行校区启用开学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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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闵行校区的一处草坪，给人一种很“大”的感觉。目前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凯原法学院和高级金融学院设在徐汇校区，其他学院均迁至闵行校区。
1998年11月，经济学家汤敏以个人名义向上级提交了一份建议书：《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
在这份建议中，汤敏认为扩大高校招生数量非常必要，应使高校招生量在三至四年内扩大一倍。
1999年6月，扩招政策正式出炉，当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即增加51.32万人，达到159.68万人，而这一数量在今天超过了1100万。
根据2023年统计数据，中国人数最多的十所大学分别为郑州大学72620人、吉林大学70850人、四川大学64930人、山东大学63520人、武汉理工58580人、中南大学58280人、浙江大学58000人、华中科大56460人、中山大学55730人和武汉大学55040人。
在校生人数的增长必然伴随着学校基础设施扩建升级。
高校校区统计结果显示，已经运行和拟建的985大学校区共计达140个，平均每所高校超过3个校区；普通院校虽稍逊色，但一校多区的现象也十分常见。
由于本轮新校区启动建设的时间跟房地产浪潮完全重合，地价问题成为绕不开的考虑因素，一些“偏僻”的新校区纷纷涌现，而且没有最偏只有更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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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陆亦可和汉东省某高校基建处处长相亲的片段。在大基建时代，高校负债率急剧升高，许多利益纠葛逐渐暴露。
最近这些年新建校区的共同特征是内部设施完善、条件好，但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发达、周边生活设施不完善。
以网络上热议的兰州大学榆中校区为例，它距离兰大位于市区的本部40多公里，因绝大部分教职工仍定居在城区，使得每天向新校区通勤成为难题。
其实类似兰大这种情况的国内高校新校区有很多，特别是随着城市化进程放缓，一些“偏远地区”或将永远“偏远”下去。
有朋友要说了，许多欧美知名学府不也是坐落在郊区小镇上吗？
此言不假，但去过海外知名大学的朋友想必都有体会，美国、欧洲的那些“村镇”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村镇”，其环境舒适度、居住适宜度、配套完善度丝毫不逊色于市中心。
很多大牌教授愿意留在这里教书，更像是追求一种远离喧嚣世外桃源般的惬意。
可中国的城市化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的市、县、镇、村在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是等级森严的，比如：万象城就配到二线城市，万达广场就配到三四线城市，乡镇里最多有个大卖场，村里则是小卖部和大集。
中国大学在校区内部设施方面已经逐渐赶上了发达国家，但城市、乡镇整体环境的提升仍任重道远（比硬件设施更难提升的是人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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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新校区坐落于人口约1.7万的夏官营镇，校内很漂亮，不过配上背景后就有“一片孤城万仞山”的感觉。兰大新校区和兰州机场分别位于城区东西两个方向，二者之间的距离高达11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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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奈尔大学坐落在一座小镇上，当地拥有两万多名学生和三五万居民。在国外留学住宿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多数学校的校内宿舍名额有限，且价格不低，使得学生只能选择校外自己租房，客观上增加了大学的开放程度。
新校区远郊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被广泛忽视的影响即“大学高中化”。
最近几年面临不尽如人意的就业形势，越来越多的同学选择考研或考公，导致本科教育出现“高考化”的倒退趋势。
而新校区的偏远使得原本熙熙攘攘的大学生活变得日趋封闭起来，学生走出校园的机会更少，进一步巩固了宿舍、教学楼、图书馆“三点一线”的生活。
毕竟周围都是村镇，封闭的大学校园已经是放眼望去最繁华、最高档的社区了，学生们除了偶尔进城之外并不愿意走出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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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大学所在城市跟就业水平是强相关的。2023年哈工大深圳校区共在24个省区市招生，其中在15个省区市的录取分数线超过了校本部。
高校是青年学子从学生角色向社会角色的一个过渡场所。
在这段时间里，青年学子需要尽可能地融入社会，多去从事一些社会活动，了解职场信息，以成人自居而不是以学生自居，从思想上摆脱对象牙塔的依赖。
按照世界公认的法律年龄，年满18周岁就是成人了。
多走出校门看一看，跟小商贩砍砍价，跟中介唠唠嗑，跟社会上的三教九流接触一下，总是好的。
来源：江宁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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