栋梁 · 上海丨梁思成：从“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谈到传统与革新

文化 2025-01-20 19:13 北京

“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全国巡展上海站预计于2025年1月23日—4月18日在上海趣看美术馆展出。为配合本次展览，《建筑史学刊》公众号将联合展览学术支持单位之一中国紫禁城学会以“栋梁 · 上海”为栏目陆续刊发系列纪念文章。

今日推送梁思成1959年6月2日在上海住宅建筑标准及建筑艺术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从“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谈到传统与革新》。此次发言中，梁思成首次提出“新而中”的建筑创作思想，并指出“新而中”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风格。”

关于建筑的艺术问题，方面是很多的。自从维特鲁威（Vitruvius）写了他那十卷关于建筑的名著以来，将近两千年了，人们对于建筑的理解，特别是关于建筑的艺术，就如同哲学和文艺理论一样，从来没有停止过争辩。即使在今天，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唯物主义观点、方法的思想指导下，在共同一致的目的下，还是存在着分歧的意见。因此，我们这样的讨论，今后还要长期地继续下去。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之改善，生产力之提高，新材料、新技术之发明和使用，社会将不断地向建筑和建筑师提出新的要求，因而提出新的同题，又需要讨论、解决。尽管如此，在一定的时期中，在一定的地方和一定的条件下，我们建筑工作者，特别是设计人员，通过探讨、辩论，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对于我们的工作是有利的，而且是必要的。

问题既然是这样多，这样谈不完，所以我就想只谈谈其中少数个别的问题。我感觉到同志们对我最关心的，大概是我对于传统与革新的看法。因此，我今天就重点地谈谈这个问题。

（一）

但在谈之先，我还想通过我对“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方针的理解来谈谈我对建筑和建筑的艺术方面的一些基本认识。

从古以来，无数的建筑理论家就千千万万次重复地讲着建筑的三要素是“适用，坚固，美观”。在人类历史遗产中，我们的确也可以找到大量具备这三要素的建筑物。1953年我们的党中央提出了“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方针。这是建筑理论上一个伟大的创造。在这简单扼要的十四个字里，它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第一次指出了建筑物中几个因素的辩证的关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经济”两个字里，它就体现了我们建筑的社会主义因素。过去的建筑理论家所讲的“建筑”大多数谈的是为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和神权服务的宫殿、府第、衙署、教堂、庙宇以及其他公共建筑。当然他们也注意经济的问题。但是从他们看来，经济只是业主的钱包问题。对资本家来说，经济就是利润问题而已。假使要给资本主义的建筑归纳出一个原则，那就是：“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条件下注意适用、美观”。我想一般的说来，这个概括是符合事实的。

社会主义建筑事业的特征之一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而产生的规模巨大的建设。建筑事业成了全民的事业。我们的经济问题和旧社会统治阶级的经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突出地占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因此，“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所体现的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的建设方针。六年来，特别是从1955年批判了复古主义和铺张浪费以来，我们广大建筑工作者，其中包括建筑设计人员，对这个正确方针之贯彻已经做了巨大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很多位同志在发言中都提到了“适用，经济，美观”的辩证的统一。这当然是无可置辩的真理。但是我同时还体会到党的方针的提法本身就是一种辩证的提法，是一种政治性的提法。它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的。从立场、观点、方法上来看，它和过去两千年来无数理论家所提的“三要素”的提法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我想我们若是这样去进一步体会党的方针的提法所包含的深刻用意，对我们更好地贯彻这一方针是有帮助的。

我说这个方针的提法本身是辩证的，这首先体现在它的次序上。我们首先是为了某项需要而进行建筑。这需要就是建筑的目的。因此首先提出的就是“适用”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建筑要求以最经济的方法满足广大人民对适用的要求。因此“适用”就成了“经济”的前提。不适用的建筑物，即使造价很低也是不经济的。我们要求的是：既适用，又经济；既经济，又适用。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此外，我们还要求在这既适用又经济，既经济又适用的条件下注意美观。假使只做到适用、经济而不美观，我们就没有满足广大人民对于建筑的全部要求，就是未能很好地贯彻党的方针，未能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但是，假使我们像过去一段时期那样，脱离了适用、经济的可能条件而片面强调美观，那么我们除了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和国家之外，还要对不起自己，给自己戴上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帽子！

从这个方针的提法，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我认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经济”条件下所得到的“适用”，就是建筑物的内容；“美观”是我们对于由这个内容而形成的形式对我们观感上所引起的反应的要求。这个形式是在满足了内容的条件下所形成的形式。假使它引起我们美感的反应，那就是在适用，经济的条件下所得到的美观。它们是辩证地统一的。因此，党所要求于建筑形式的是与内容统一的形式：形式和内容是要统一的。很多同志都讨论了建筑的内容问题。也许我把问题简单化了。我认为一个建筑物的内容干干脆脆就是它的功能；功能就是满足生活的需要（广义的“生活”包括生产、起居、文娱活动等等一切活动的需要）。除了满足生活的需要而外，一座建筑物还有什么功能呢？但生活是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能够完满地满足这两方面生活需要的设计，就是一个有美好“内容”的设计。但是这还不够，我们还要求以美好的形式把这个美好的内容表达出来。那就是在“内容”所允许或内容所要求的条件下创造美好的形式，也就是“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

有一种论点，认为只要功能结构合理，就自然而然地“美在其中矣”。这等于否定了建筑的艺术性和建筑师在艺术方面的一切作用。那么，党提出“注意美观”就是多余的了；只要“适用、经济”就可以了。党之所以指示我们要“注意美观”，就是因为“适用、经济”不等于“美在其中矣”。“美观”是要“注意”的，不注意它就很可能不美观（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不“注意”就绝对没有偶然而产生美观效果的东西）。至于怎样“注意”法，那就必须“在可能条件下注意”。不“注意”是错误的；但是脱离了“可能条件”而片面夸大地“注意美观”也是错误的。“功能结构合理，美在其中矣”的论点，无疑地将导致片面强调功能或结构，很有走上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的道路的危险。

不用说，我们都知道适用、经济、美观不是等同的，不是可以等量齐观的，不是各占三分之一的：在不同情况下，不同条件下，三者的重要性是可以转变的。在一些特殊建筑中，“美观”可能被突出地提高到重要地位，“经济”的可能条件就可能放得比较宽些。有些建筑物，例如纪念碑，“美观”就是“适用”，因为“给人看”就是它唯一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美观和适用就合而为一，而经济就有可能被降为次要的要求了。有时我们感到何轻何重不易捉摸，那么，我们就应该从政治上考虑，从六亿人民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应该经常意识到我们的建筑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是共产主义物质和文化建设中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并且经常深入群众，体会群众对建筑的要求，经常记住“全国一盘棋”。换一句话说，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就能比较正确地体会和贯彻党的政策、方针了。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经常意识到：“适用，经济”的标准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活和生产方式之改变，生活之改善和日益丰富，“适用”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多样化。随着社会财富之增长，“经济”的水平也会不断提高。那就是说，“可能条件”也是永远在改变着的。在不断改变的“可能条件下”，人们对“美观”的要求也将不断地改变。“美观”的标准也将改变，要求于建筑艺术也必然越来越高了。

总而言之，由于事物在不断地发展，我们必须根据当时彼地的不同情况，恰如其分地求得“适用、经济、美观”的辩证的统一。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乃至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仍然将是我们建设的方针。因为它不是由某一个人主观地提出来的，而是我们的党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得出来的原则性、指导性的方针。

以上是我对“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方针的一点体会，也是我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的基本出发点。同志们几年来在工作中对党的方针都已经有深刻的体会，并且以具体的工作证明了这点。但是由于我具体工作做得比较少，尤其因为自己的水平低，又不好好学习，因此到今天才稍微有了一点点领会。特意提出来请同志们指正。

（二）

我刚才已经说过，关于建筑艺术的问题既然这样多，要谈也谈不完；而且，同志们也已经谈得很全面、很透彻了。我要再谈起来，可能有许多重复相同的话，所以也不预备再讲什么“建筑概论”了。不过，我愿意先提一提，除了上边我所谈关于党的方针的体会之外，总的说来，吴良镛、汪坦两位同志的联合发言也代表了我的基本论点，不再谈了。现在，我想重点地谈一谈传统与革新的问题，作为我个人在这一问题上对吴良镛同志的发言的一点补充。

过去，我们建筑界曾经刮过一阵复古主义的歪风，我自己就是这一股歪风的罪魁祸首。1955年建筑思想批判以后，这种偏向得到了纠正。复古主义的谬论也已经被粉碎了。在党的关怀教育下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自己对承继遗产的看法也有一些改变，我愿意在这里摆一摆，请同志们给我进一步帮助。

复古主义理论的错误，首先在于它把建筑的形式同内容割裂开来，又把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各地方创造出来的各种建筑形式认为是种种永恒不变的东西，可以任意套在任何内容上。这样把一件事物看作静止的不发展的东西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是唯心主义的。其次，复古主义者之所以恋恋于古建筑的形式，表面上表现在他对于古代建筑遗产的迷恋，对古代东西无批判地抄袭搬用。事实上，这正是他自己的阶级意识、思想感情的忠实反映。由于过去的家庭出身，教育的影响，在解放后这种旧意识还根深蒂固地存留在人们的脑子里。特别是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脑子里，这种思想意识更是不容易清除干净。同我这一辈的建筑师，大多数是官僚、地主、资本家的子弟。他们做学生的时期所受的建筑教育大多数是以巴黎艺术学院为中心的折衷主义的教育。这一种折衷主义的建筑是15世纪文艺复兴开始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没落而发展到一个没落阶段的建筑流派。折衷主义者把建筑的形式和内容完全割裂开来，随着业主的爱好把任何一种古代的形式生吞活剥地套用或是把若干种古代的形式七拼八凑在一起，贴在建筑物的外表上。每一个建筑师一般的都熟悉若干种建筑风格和特征，犹之乎一位大师傅会做各种中西大菜一样。顾客要吃法国大菜，他就可以开出法国大菜来；顾客要吃俄式大菜，他也会开俄国菜。业主要一个高直式，他就会把建筑用高直的风格打扮起来；业主要法国的文艺复兴，他也会遵照他的愿望去做。在1930年前后，在南京曾经盛行了一阵“宫殿式”的建筑，事实上就是在当时建筑师的“菜单”里添了一项“满汉全席”而已。

解放以后，一部分的建筑师看不见社会起了本质的变化，看不见国家当时的经济情况，还是静止地着待一切事物。他们错误地理解了甚至歪曲了毛主席所提出的“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的文艺方针，并且错误地学习苏联，又把他们“菜单子”里的“满汉全席”端了出来，想把它塞给人民，并且说它就是“民族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当然，人民是不接受的。这些建筑师的“菜单”里，不但有中国的古建筑以及西方的古建筑，同时还有西方的所谓现代建筑。所以复古主义被批判之后，他们又把“菜单子”里的其他“大菜”开出来。无论是这一种或是那一种，人民都不接受。建筑师就陷入了苦闷的境界。搞到他们又怕大屋顶，又怕西洋古典，又怕方盒子，真是左右为难。其所以如此，正是由于他们把建筑的形式同内容割裂开来，单纯从形式出发；而所谓形式，又仅仅是许多框框。换一句话说，他们已经是各种形式的奴隶，他们已经被这些框框束缚住了。当然在这期间也有些建筑师并不如此，但这是一般的情况。

1958年党号召我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我们敢想、敢说、敢干。干部下放了。我们贯彻了洋土并举，大中小相结合，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了。广大人民的创造性发挥出来了。在党的领导下，许多尖端技术和科学有了飞跃的发展；土专家们创造了奇迹。这一切对于建筑师思想的解放、迷信的破除、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我们建筑工作中，北京的国庆工程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用武之地。在这些工程里我们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在交代任务的时候，党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些建筑是为政治服务的，并且提出了要六亿人民共同设计；同时党还要求我们在建筑中要表现民族风格。过去许多建筑师对于“民族形式”这四个字连提也不敢提一声，现在就感觉到胆子大了些。但是什么是民族风格，建筑师们还在彼此你问我，我问你。当然，有些人又马上会想到斗栱、雀替、大屋顶；更多的人对这种看法并不同意。正是由于党号召我们六亿人民共同设计，所以这个问题很快就得到明朗化了。设计人员走了群众路线，其中特别是青年建筑师和高等学校的学生们，他们从建筑的功能一直到建筑的形式都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对使用上的需要、在形象上的喜爱。我们可以说是初步摸到了门儿了。从群众的要求中，我们可以理解到群众是一致要求建筑具有民族风格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到群众所要求的民族风格并不是古建筑的翻版。对于不同的建筑他们有不同的要求。例如在天安门前他们就不要大屋顶，但是在美术馆上他们又要。这说明群众是按照建筑的内容而要求不同的形式的。

也许有人会问：国庆工程所表现的民族风格和过去的折衷主义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可以概括地说，折衷主义和我们的民族风格主要的不同是在思想内容上的不同，在本质上的不同。折衷主义是把古代遗产抄袭搬用，拼拼凑凑；而我们是承继并且发展古代的优良传统。传统和革新是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其中主要的一面是革新。我们不是抄袭搬用，而且批判地吸收，是在传统的基础上革新。在革新的过程中，旧的有所破，新的有所立。在破与立的过程中新的就产生出来了。在这些国庆工程中，我们所看到的民族风格的表现很少是能够在古建筑里边找到完全一样的东西的。但这也不等于说我们在一定情况下，不可以采用一些改变得少的乃至没有改变的形式。假使我们改得比古人好，当然我们就用我们改变过的形式；但若改得不太满意，那么适当地采用一些古人的形式也不是绝对不可以的。例如美术馆门前的抱厦，清华建筑系的同学们就认为戴念慈同志设计的那个不够劲，想要改它，想改得它更新鲜更明快一点。我也跟他们在一起作了一番努力。但是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们没有能够把它改到满意的程度。因此我对于现在比较“老”的抱厦也不反对。历史事实证明，大屋顶以及我国古建筑的各个部分和各种构件就从没有停留在一个固定的形式上。我们几千年来就在不断地改进它。在汉阙中，敦煌壁画里，我们看到从两汉南北朝以来，唐、宋、元、明、清各个时代的大屋顶和各构件的样式都是在改变的。每个时代都有所不同。到今天，材料结构已有所改变，而美观上又有需要，我们就可以改它。但是，由于日前我们自己思想水平、业务水平的限制，不得已而模仿一些旧东西；也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这样的采用，态度是积极的，是和折衷主义的不假思索的抄袭搬用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在文学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毛主席的文章里就用了不少的古词汇，但它所表达的却是崭新的思想内容。毛主席的诗词，也大多是用旧形式，但是它们的内容却是充满了革命的新精神。我相信，假使我们进一步努力，进一步发挥群众的智慧，特别是那些青年人敢想敢干的智慧。今年还是比较“老”或者不成熟的东西，明年就有可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我们在传统的革新上是可以取得进展的。

我们承继传统的办法，应该是怎样的呢？对于遗产是应该怎样批判吸收呢？遗产和传统又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特别是就建筑来说，遗产是前人给我们留下来一些具体的东西；而传统则是一些精神、风格、技巧、手法……等等。遗产具体地反映了传统，而传统则通过遗产而表达出来，留存下来（当然，传统也通过世代相传的匠师的手或者书籍，不断地改变，不断地发展而留存下来）。我们今天承继下来的建筑遗产和传统，无例外地都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不可避免地都打上了阶级烙印；同时这些遗产和传统，又都是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也必然包含着许多具有人民性的东西。那些具有人民性而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东西就是遗产和传统中的精华。遗产和传统中有无人民性应该是我们批判的标准。

我们对于传统的认识，不应局限于个别建筑物的形体和细部上，而且应该在平面和空间处理上去寻求那些建立在生活习惯上的东西。例如昆明的房屋，大多是向东的；天津附近塘沽、汉沽一带的居民，都有南北通风的穿堂；广东的临街建筑都有骑楼，那都是在当地的气候条件下，由广大人民在生活中摸索出来、创造出来的。这些都是具有人民性的传统，而且是具有科学性的东西。

我们承继传统和吸收遗产的另一方面，是古代匠师在处理建筑中的艺术规律，从总体布置到局部的处理手法。在总体布局方面，过去我们只注意到宫殿，庙宇的轴线和对称，而忽视了民间无数结合地形，因地制宜的灵活布置。这种结合自然规律的布局，在浙江、四川、山东、山西、云南、贵州等省山区，就有无数的例子。不在这里列举了。这些手法，不仅见于民居，而且无数寺观、府第也都如此。这种善于利用地形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建筑设计中很好的借鉴。

又如在造园的艺术方面，我们也承继了一笔极其丰富的遗产，其中体现了许多优良传统。根据大自然的规律和人们审美的要求，历代造园的匠师也摸出了不少规律。他们知道什么样的山应该配什么样的水；什么样的地方种什么样的树；什么位置上宜于建立一个亭子；什么样的地方又该造一座楼，什么样墙上开什么样的窗；什么样的窗子配什么样栏杆；什么样的院子墁什么样的地；等等，等等……这一切一切，都很值得我们研究学习。但这一切又应该怎样才能够在今天广大人民几十亩，几百亩的公园里适当地运用。对于这些我都是外行，只好请教于各位同志，特别是我的老朋友刘敦桢教授和绿化专家余森文厅长了。

此外，建筑物造成的气质也是我们遗产和传统的一部分。这里最好用中国建筑和园林与日本建筑和园林为例，对比一下来说明问题。日本的建筑和园林，从南北朝起就不断受到中国的影响。从日本建筑实例上看，它的风格是跟着大陆上中国的形式发展的。日本的京都就是模仿中国长安城布局规划出来的。日本建筑也用斗栱、梁、柱、大屋顶。日本的园林也与中国园林一样，都是根据文人画家的山水画的构思的方法布置的。但是这两个民族所表达出来的气质又是多么不同！总的说，中国的气质是粗壮雄伟，日本的气质，就比较细腻纤巧；我个人还是很喜欢日本的建筑和庭园，像小盆景似的很乖很可爱。各时各地的创作都各有所长。不但我国古代的，就是日本或其他国家的东西，其中许多都是我们今天可以批判吸收的。

当然，上面所讲的几点只是遗产和传统中的几个方面，只是几个例子，由于时间限制，不预备再罗列讲下去了。总之，从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遗产和传统中的好东西都是劳动人民所创造。这些都是经过了历史的提炼和淘汰，集中了劳动人民所喜爱而留传下来的。我们今天承继并运用遗产和传统，是根据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在“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方针的指导下，从广大人民的风俗，习惯和爱好着眼，遵照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其他著作中的指示，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去做的。我们的革新就是对传统的革命。革新的目的就是使古为今用，使它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但是，由于我们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的限制，尽管我们的主观愿望如此，我们做出的客观效果肯定地还是不够的。不过比起前几年来，我们的确已经有一些进步；特别是去年国庆工程开始以来，我们的进步是很显著的。为了更好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在这方面还需要我们更好地学习，做更大的努力。

我们要体会建筑物或是建筑物的某一部分或是某一特征的人民性，那么应该怎样去找呢？我觉得首先要求建筑师要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建立群众观点，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同广大工农群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深入到群众的生活里去体会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群众所喜爱的一般都是具有人民性的，是我们今天用得着的。我们过去的错误就是在于把自己那种统治阶级骚人雅士的爱好强加于人民，不是做出咄咄逼人的宫殿庙堂，就是做出淡雅素静到贫血的程度的东西。用这样的思想感情去看待遗产，那就只能抄袭搬用，根本谈不上发展和革新，而只能是发展和革新的障碍。

很多位同志的发言中都提到地方风格的问题，我体会到这一问题的提出无疑地对民族风格之形成将发生巨大的、有利的促进作用。这是非常可喜的。广州的北园酒家是在这方面很成功的尝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再谈谈材料技术与艺术的问题。不可忽视的是，新材料、新结构和新的施工方法对于传统之承继与革新有着巨大的影响。一方面新的材料结构和技术已经使得原封不动地去做古建筑的翻版成为不可能；另一方面这些新的条件也为我们创造了革新和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广阔的前程。在国庆工程中，铁路车站和电影宫就是在传统风格上结合薄壳结构的尝试。一种新风格已经露出了苗头了。在这里，看看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筑师在这方面的尝试也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日本有一些住宅和大阪的一所学校建筑都相当成功的利用了钢筋混凝土框架支承的薄壳结构，表达了日本建筑的风格。大阪的学校很别致，没有装饰，只将在薄壳下挑出的梁头做成“绰幕”的样式，是相当成功的，与电影宫处理手法不无相同之处。墨西哥的一所剧院则运用了古代马雅（Maya）建筑的特征，在一面大墙上用整片壁画做装饰，下面开了一排的门。这和马雅建筑上面整个墙面用雕刻装饰，下面开门的风格很相似，我认为也是相当成功的也是可以为我们借鉴的。

总而言之，我们强调的是革新，而不是原原本本的抄袭搬用。在徐水县，清华建筑系的师生在一些宿舍上就运用了当地砌砖的手法，做出了一些既有地方风味又很新鲜的檐口装饰，并且也就是那些建筑唯一的装饰。在设计过程中，我们参考了一些苏联的砌砖花样，但是主要的是去看老百姓民房上砌砖的方式。等砌到那个檐口高度的时候，我们就请公社的社员来一丁一顺地一齐摆。摆到他们看着满意了，就往上砌。可以说是富有地方风格又很新鲜的。同时我们也谈到过清华土木系、建筑系一起搞的“芦苇拱”。我们在白洋淀等地做了调查研究、发现当地群众有用芦苇做屋顶的传统，并且了解到芦苇具有相当的抗腐性能，同土木系的师生在一起搞出了一种“芦苇拱”，也给予了适当的艺术处理。这也是我们在传统的基础上革新，改造的尝试。当然，我们改造、革新的努力还是不够的。但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已经朝这方向努力了，而且今后要做更大的努力。

附带提提，有些同志对于“新而中”提出了意见。“新而中，中而古，西而新，西而古”是我在讨论国庆工程的一次会议上提出来的。当时在两三分钟的发言中没有作任何解释。我所谓“新”就是社会主义的，所谓“中”就是具有民族风格的。“新而中”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风格。”当然，这也是要“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要是有不对的地方还是请同志们指正。

（三）

最后我想，作为会议最后一个发言人，我可以占些时间谈一谈我这次来参加会议的感想。这次会议使我感到非常高兴。自从中国建筑学会成立以来，我们已经开过不少次会了，我也得到机会参加建工部所召开的一些会议。当然，那些会议都给我们很大的鼓舞。但是总的说来，就有这么个问题，在过去的历次会议中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那就是建筑艺术创作的问题，但从这次会议看来，每一位代表都解除了顾虑，解放了思想，摆出自己的观点，畅所欲言。我们之间也有争辩，也有分歧，但是每个人都是心情舒畅的。经过几天的座谈，我感觉到最基本的问题是解决了。我们的立场有了很大的转变。我们明确了建筑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从同志们的发言里可以看出我们也多多少少地学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虽然我们的水平有高有低，但是可以看出每个人都在这方面作了不少的努力。这是十年来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所取得的巨大胜利！

这一次会议又一次证明了党对我们知识分子、对建筑事业无微不致的关怀，对建筑事业的重视。党正在领导着我们一步一步地向过去几年来我们所攻不下的建筑创作这一堡垒进攻。我们可以说我们已得到了初步的胜利。这次会议的胜利也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走群众路线的胜利。事实证明：只要党一抓，事情就好办了。农民们常爱说：“听党的话，没有错”。我们这次会议所取得的这些胜利就是十年来我们建筑设计人员由反对党的话，不听党的话，逐步转变到学会听党的话而取得的胜利。学会听党的话也不是很简单的：首先，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立场，坚决地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听党的话就是在具体工作中坚决贯彻党的政策方针。但是学会贯彻党的政策方针也不是容易的。也许是老生常谈了，但还是要说：我们必须学会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去分析了解我们的任务，去解决问题。

那就是说：我们必须学会在不同的条件下，全面地、具体地、辩证地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不这样，我们虽然主观地要求去贯彻党的政策方针也不可能正确地贯彻的。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大力加强我们对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

我感到无比欢欣鼓舞。我相信这次会议对于全国的建筑界将要发生巨大的影响。它将推进我们的建筑创作向前飞跃一步。我们的会议就要结束了。我们每个人很快就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们建筑创作上成千上万朵的鲜花的苞蕾已经冒出头来了。让我们怀着兴奋愉快的心情回到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用百花齐放的具体行动来报答党对我们的关怀、教育和期望吧！

（本文是作者于1959年6月2日在座谈会上的变言，原载1959年6月《建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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