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10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草案的议案。这意味着，延迟退休的政策体系已经构建完成，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具体实施时间指日可待。
延迟退休事关每一个人，这项工作酝酿讨论了若干年，却一直没有成形，足以看出对待这个政策的谨慎和深思熟虑。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个体寿命大幅延长和身体健康程度的不断提升，是时候对现行退休政策做出调整了。
虽然这个政策的施行，在短时间内看会挤占年轻人的就业空间，增加一些临退人员的压力，但从长远来看，延迟退休也是不得不走的路。既符合世界趋势，也契合我们的实际。
我们现行的退休制度起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规定了男性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0周岁，女性工人为50周岁，女性干部为55周岁。50多年过去了，这套退休办法还在沿用。但人口规模结构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截至2023年末，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突破2.97亿，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21.1%，且这一比例仍在持续快速上升。预计到2054年，老年人口将达到峰值，总量超过5亿，占比超过40%，我们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老龄化挑战。这一趋势不仅考验着社会保障体系的承受能力，也对劳动力市场的稳定与活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此背景下，延迟退休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一方面，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显著延长，继续维持原有的退休年龄已显得不再合理。以前人口的平均寿命呈梯次式上升，从最开始的四五十岁到六十岁左右，而现在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8.6岁。另一方面，延迟退休有助于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和世界其他国家来比较，我们的退休年龄也相对年轻。像美国、德国、法国、芬兰等一些国家，他们的法定退休年龄普遍较高，一般在65岁至67岁之间，而且已经实行多年，且近年来有逐步提高的趋势。
而和我们人体机能基本一致的日本、新加坡等亚洲邻国，他们的退休年龄也超过我们，像日本是65岁，新加坡是63岁，而且他们都有延迟退休的计划。
在延迟退休的安排上，虽然已经形成全球化的共识，但如何推进，以什么样的稳妥方式实施？还需要找到适合我们自己的路径。
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异，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流动性相对不高，同时社会保障体系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改革任务。因此，在制定延迟退休政策时，我们需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本土化改造和创新。
我们的延迟退休安排，有两个主题词：“自愿”和“弹性”。
这两个关键词考验延迟退休的实施智慧。“自愿”问题好解，难点是“弹性”，如何弹？什么条件下可弹？这个关键词里涉及一个公平公正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让那些投机钻营者的钻了空子。
弹性和自愿，无疑给延迟退休定了调子，那就是尊重个体的选择，而不是呆板的硬性要求 。因为不同劳动者的身体状况、家庭状况、职业特点等存在显著差异，“一刀切”的做法难以兼顾所有人的利益。弹性退休的好处在于它能够根据个体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权和自主权，避免了一刀切可能带来的不公和抵触情绪。
例如，对于一些从事体力劳动或高风险行业的劳动者来说，他们可能因身体原因无法继续从事原工作而希望提前退休；而对于一些脑力劳动者或专业技术人员来说，他们则可能因对工作的热爱和专长而希望继续留在岗位上发挥余热。弹性退休制度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使他们能够在保障个人权益的同时，也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延迟退休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它涉及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人口政策等多个方面。在推进这一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利弊和需求，坚持“自愿、弹性”的原则，尊重劳动者的选择权和自主权。
同时，我们还应加强宣传引导和政策支持，提高劳动者的认知度和参与度，确保改革的平稳推进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