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沙历史上的今天。
作者：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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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中国有外科手术吗？1865年8月12日：英国外科医生约瑟夫·李斯特进行了第一次抗菌手术。
很多人不知道，西医的抗菌手术只有100多年的历史。
在1865年之前，西医不知道手术要抗菌，导致手术的死亡和致残率很高。
大家看过电影《与狼共舞》吗？
为什么邓巴中尉如此畏惧外科手术，宁可选择故意骑马冲锋而被敌人一枪打死？
除了不愿意被锯掉一条腿以外，邓巴中尉深知截肢手术后的存活率很低。
南北战争中，共有75万士兵死亡。夸张的是，其中三分之二士兵不是被子弹当场打死，而是死于后续的伤口感染。
更可怕的是，很多枪伤根本就不致命。野战医生外科手术取子弹，却要了这些可怜伤兵的性命。
当年军医这么回忆：我们的手术用的是血迹斑斑的旧外套，通常还带有脓液，我们使用的器械来自未经消毒的箱子。如果海绵或工具掉在地板上，他们会把它放在一盆水里清洗并挤压，然后就像它是干净的一样使用。手术都是一个挨着一个，期间我们根本不会洗手。
另一个医生在多年后回忆：缺乏经验的医生和协调的护理系统，许多医生进行了未经消毒的手术。当时，医务人员没有认识到卫生的重要性。因此这导致坏死性筋膜炎的增加，称为“坏疽”，而这可能是由链球菌感染引起的。它使缝合的伤口充满脓，周围的肉变黑并死亡。几乎一半感染坏疽的病人，都死于该病。
这些军医被士兵们愤怒的称为“屠夫”“刽子手”，其恐怖程度远超过敌人！
在中国古代战争中，这种事情也常见。
如蒙古骑兵喜欢在作战前，将箭头浸泡在污物中，比如马粪和马尿。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弓箭射中敌人未必会致命，但肮脏箭头造成的感染却更为可怕。
《三国演义》中，关羽的儿子关兴和张飞的儿子张苞是蜀汉将二代中比较出色的代表，也是诸葛亮非常倚重的未来将星。谁知道，北伐期间，张苞因为追杀魏将郭淮和孙礼，连人带马，跌入山涧，摔伤了头部。这个伤势本来不重，以张苞的身体只需要休养一段时间就可以恢复。
谁知道，张苞头破血流后，竟然感染上了当时不治之症破伤风，没多久就死了。诸葛亮听到哀嚎后，伤痛到吐血的地步：“孔明一听到消息，放声大哭，口中喷血，最后昏迷在地。”
约瑟夫·李斯特在多年的外科手术中，发现皮肤完好的骨折病人一般不会发生术后感染。
李斯特由此推论，这些感染很可能是外部因素导致的。
当时英国外科医生普遍意识到这个问题，尤其在1年前的1864年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发现微生物的存在，为莱斯特的设想提供了理论依据。
李斯特直接提出手术前后必须进行消毒，在8月21日一次手术时使用石炭酸作为消毒剂。
接着，李斯特又根据经验推出了一些措施，比如：医生应穿白大褂、手术器具要高温处理、手术前医生和护士必须洗手、病人的伤口要在消毒后绑上绷带等等。
事实证明，这些手段大大降低了术后感染率。
1867年，李斯特将消毒手段应用到输血和输液中，降低了败血症的发病率。这一系列措施立即降低了手术术后感染的发病率，大大提高了手术成功率，术后死亡率自45%下降到15%，使得外科手术成为了一种有效、安全的治疗手段。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西方在160年前才解决手术感染问题，中国古代又是怎么做的？中医有外科手术吗？
当然是有的，只是手术种类极为有限。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人认为死了必须有全尸，任何人去解剖尸体都被认为是大罪，可以处以极刑。
很多西方人认为，如果中医没有足够的解剖学知识，也就不能了解人体基本结构，怕是不能进行外科手术。
不过，史书确实记载了中医的一些外科手术。
中医公认最早的外科手术，为东汉至三国时期名医华佗，公元三世纪在魏、蜀两国行医，发明让病患以酒服麻沸散作为麻醉，再施行“刮骨疗伤”、“剖肚清肠”等多种外科手术，在《三国志》与《后汉书》皆有记载。
另外，《史记·扁鹊列传》中提到黄帝时期有一名医俞跗的外科手术技术，“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藏”。
大名鼎鼎的华佗，还曾为司马师做了“目瘤切除术”。此时司马师不是魏国大将军，只是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手术非常成功。
根据今天推测，“目瘤切除术”不是复杂外科手术，而是切除肉瘤或者赘生物这种小手术。
明代有关于鼻痔手术的介绍，也就是手术治疗鼻息肉：“取鼻痔秘法：先用回香草散连吹二次，次用细铜箸二根，箸头钻一小孔，用丝线穿孔内，二箸相离五分许，以二箸头直入鼻痔根上，将箸线绞紧，向下一拔，其痔自然脱落，置水中观其大小。预用胎发烧灰同象牙末等分吹鼻内，其血自止。戒口不发。
显然，中医是可以胜任这些小手术，较为复杂的手术就没有什么记载了。
今天常见的阑尾手术、胆囊结石、腹膜炎、妇科剖腹产、肿瘤摘除等等，古代都是没有的。
另外，古代中医难以治疗较为复杂的骨折，尤其是粉碎性骨折。
萨沙有个朋友骑公路车跌伤了手臂，是粉碎性骨折。手术中，医生取出了很多碎骨，告诉朋友“你这个伤放在100多年前，只能做残疾人”。
中医确实记载过关于粉碎性骨折的治疗方法：《诸病源候论》这么说“夫金疮始伤之时，半伤其筋，荣卫不通，其疮虽愈合，后仍令痹不仁也。若被疮截断诸解、身躯、肘中，及腕、膝、髀若踝际，亦可连续，须急及热，其血气未寒，即去碎骨便更缝连，其愈后直不屈伸。若碎骨不去，令人痛烦，脓血不绝。不绝者，不得安。”
介绍归介绍，也没有实际手术的记录。
直到明清时代，绝大部分中医不推崇外科手术，认为内科服药可以调理一切，非到万不得已不能手术。
18至19世纪间，江苏青浦外科名医朱费元认为，元气运作正常与否关系着肌肉的病理变化，手术最大问题是可能伤及病人元气：“万其至一，或不慎，或损内膜，或伤筋脉，重则殒命伤身，轻则坏手损足。”
他认为手术直接伤及内脏及筋肉，甚至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导致患者病情加重。
朱费元留下的大量外科病案，毫无例外地都应用内科疗法。他直接表明手术等治疗毫无益处:“若论刀针诸法，敬谢不敏，窃恐非徒无益，反致弄巧成拙耳。”并总结外科治疗方 法云:“不用刀针之尚不失为王道也”。
这种观点是当时中医的普遍观点，大多反感外科手术。
出身河南固始县世医之家的王燕昌记录下目睹的外科手术，言辞凄惨激烈:“曾见患目者,任受刀割;臂腿疼者,任受百针。又瘰疬、喉疼、疮肿、噎食、臌胀、虚肿、心疼、小儿惊风、疸瘦等病,听其乱针、乱割丧命。”可见，王燕昌认为手术只会加速病人死亡，还会增加病人的痛苦。
即便是一些相对较小较容易的手术，比如切除乳房肿瘤，在古代也是到生命攸关地步才会去做：金石学者王懿荣之妻曾罹患乳癌，前后长达7年，死时只有37岁。王回忆，妻子动乳癌手术后因伤口无法止血而惨死,“为庸医所误,创血涔涔下”。
说来说去，这就是一个结论。
古代中医确实有服药和外科手术两种治疗方式，但外科手术被普遍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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