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研究：《台湾日日新报》的中国大陆报道 ——以张学良相关报道为中心（1924—1933）

《台湾日日新报》作为日据时期日本殖民当局“最重要的御用报纸”，近年来颇受海峡两岸乃至日本学界的重视。该报设有专门的大陆栏目，且篇幅颇多，一般置于日本新闻或世界新闻之后、台湾本地新闻之前。这些报道偏重于民国政治人物与政局问题，但现有研究成果对中国大陆报道部分的考察较少。据笔者统计，1924—1933年间，张学良是该报最关注的新闻人物之一，其出现的频率仅次于蒋介石。而被誉为“台湾人唯一喉舌”的《台湾（新） 民报》则仅有40余篇涉及张学良的报道。为何远离东北的《台湾日日新报》如此关注张学良？比照相关文献可知，此现象背后隐藏着殖民当局的双重图谋，即利用新闻报道渲染并构建中国大陆政治社会落后的“乱局”形象，一方面借以美化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为日本在中国大陆的侵略扩张制造舆论基础。

塑造张学良的“亲日”形象与抵制东北易帜

一般认为，张学良最早在日方报纸上出现是1925年7月23日，但《台湾日日新报》至少在1924年9月即刊载过《张学良氏归去》的新闻:

去七月二十一日，由千叶陆军步兵学校毕业张作霖氏公子张学良氏，年二十二，与五名……留学生，继续研究战术。其后全不登校。消息不明，大概为奉直开战。张中尉与其他将校，年少气盛，将以其修得之战术，应用于战争。即经归国，亦未可知……

然而，张学良并无留日经历。《台湾日日新报》选择刊登这则来自东京的消息，或是别有用心。该报道发表之时，张学良因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表现而一战成名。当时，日本陆军方面不仅暗中扶持张作霖，还要求张学良娶第四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孙女为妻，并承诺给予贵族待遇赴日留学。因之，《台湾日日新报》的消息或与日本陆军的设计有关。不仅如此，之后每逢张学良成为新闻焦点，该报即强调其留日背景，以渲染“亲日”形象。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背负国恨家仇，甫任奉天督办，即与蒋介石联络，推动易帜。日方并没有放弃拉拢、控制张学良的努力。田中义一内阁认为“宛若‘白纸’”的张学良易于操纵，表示“日本政府准备尽十二分的努力提供援助”。据张学良回忆，土肥原贤二曾引诱他，“你来当东北的皇帝，我日本捧你，我日本帮你”。大川周明在1930年仍以“满洲自主国”游说张学良。为此，《台湾日日新报》将张学良塑造为坚定的“东北独立论”者，声称“张学良一如既往地意图维持独立的态势，但常荫槐一派想要与国民政府妥协”。“他（指张学良）就东三省根本政策向亲信作出如下透露：东三省以历史为鉴，绝对不服从与南方妥协的命令……为了致力于‘满蒙’的经济发展，不得不与日本进行单方面合作。”

此时，《民国日报》等大陆南方报刊普遍督促张学良尽快与南方和解，达成统一。日方为了混淆视听，掩盖暗杀张作霖的真相，对外宣称奉系杨宇霆、常荫槐是事件幕后主使。为配合日方宣传，《台湾日日新报》报道指称杨、 常为凶手。该报认为，既然刺杀事件非日方主导，则张学良与日本关系不会 破裂：

张学良氏就任督办，内外人气俱佳，甚受一般欢迎。张氏亦恍然自以本年二十八，就任督办，其父三十八岁时，尚为马贼，全然无知，实较之甚伟。以是大吐气焰，豪语无所忌惮，其雅气亦实可爱。例如，列车爆破事件，及关东军司令部之奉天移动，一时彻首彻尾，对日本加以猜疑之眼。然今渐知日本真意，对日感情亦缓和。兹于东三省，已不见排日气分（氛） 。张学良氏与南方提携云云之报，为民国一流宣传。张氏到何处亦避与南方妥协，以南方青天白日旗之揭举，视为叛逆之事。大言东三省内，绝对不揭青天白日旗云。

1928年7月19日，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向张学良提出警告，阻挠易帜。张学良反问：是否可将日本不愿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于日本干涉的情形向南京政府报告？林久治郎无词以答，只是说此系日本政府意见，希望予以充分考虑。双方不欢而散。《台湾日日新报》对此的报道则为：

张学良氏以口头回答容日本劝告。中止与南方妥协，并不揭举青天白日旗。但提出条件，要求大连置根据（地），图搅乱东三省内部之南方东三省政治分会，为之解散……盖奉侧最初以该结社，误认为得日本谅解，故急 欲对南妥协。今因日本警告，遂释然其为误解。

该报故弄玄虚，将张学良推动易帜的原因归为张氏误会日本在大连支持国民党，扰乱东三省，由此将报道重点转移到奉系与国民党的矛盾上，突出了东北与关内的对立。这类新闻刻画了一个只在乎东北而无国家观念的张学良形象。其实，日方的警告对阻止东北易帜没有实质性作用。林久治郎对此心知肚明，其电禀田中：“东北易帜乃迟早之事。”就此，《台湾日日新报》称：“在获知日本对南北妥协极其强硬的反对，奉天当局骤然非常狼狈……张学良暂时的下野已经变得不得不为之。”依此逻辑，似乎日本才是中国东北的实际掌控者。8月初， 田中义一派前驻华公使林权助为特使，借吊唁张作霖之名，继续干涉易帜问题。张学良“据理驳拒，决心以东省民意为主，民意渴望统一，不能中止妥协”。《台湾日日新报》故伎重施，声称“张学良感谢林男，妥协问题欲依日本劝告”，以此营造张学良唯日本马首是瞻的观感。

台湾学者曾对《台湾日日新报》的东北易帜相关报道做了定量分析，认为该报与《台湾新民报》一样，“整体呈现支持中国大陆统一的态度”。实际上，我们需要回到当时具体语境才能准确解读《台湾日日新报》在相关问题上的态度。国际舆论以及日本国内在野势力的压力，使得日本政府不敢公开反对东北易帜，只能声言“无意干预”中国东北的“和平行政”。 作为受官方资助的报纸，《台湾日日新报》当然不便大张旗鼓地反对易帜，但是从该报报道的用语及对张学良的态度变化，仍可见其对中国实现南北统一的失望。日本将中国东北易帜  统称为“南北妥协”。《台湾日日新报》严格遵照“妥协”的用语，甚至将张学良原话如“民意归向统一”的“统一”等词汇一律改为“妥协”。“妥协”一词暗示张学良并非主动“易帜”，而是不得已为之。东北易帜后，该报对张学良少有正面报道，着意报道张氏遭内外反对，导致东北变乱频发。张学良形象的急剧捩转，从侧面透露出该报的真正立场。

张学良形象的捩转与“变乱”的东北政局

东北易帜后不久，由于日方离间，张学良除去奉系要人杨宇霆、常荫槐。《台湾日日新报》随即以“杨宇霆、常荫槐是暗杀张作霖的幕后黑手，杨、常二人被枪决”为题，报道此事：

杨宇霆、常荫槐两人被枪决一事成为“满洲某重大事件”真相被揭露的重要转折点。据张学良自己的说法和来自政府内的部分情报透露，在杨、常被枪决的前日，张学良命军队逮捕了5名俄人 。调查显示: 5 名俄人持有  杨宇霆出具的备忘录，称若暗杀了张作霖，会给予其15万元 。且5人持有京奉铁路局长常荫槐出具的炸弹运输护照。（张作霖被杀一事） 一切真相大白，张学良在掌握确切证据后突然发难，杨、常二人无言辩解，坦白了一切事实，之后被张学良枪决 。张学良亦承认了这一事实。

《台湾日日新报》绘声绘色地叙述调查杨、常二人蓄谋暗杀张作霖的经过，并构陷俄人，既可以掩盖事件真相，也渲染了东北易帜后奉系内争的血腥激烈 。此后，《台湾日日新报》的报道重点落在奉系内外政争上，突出政治局面的混乱。

1929 年初，中央与东北间就权力分配等问题时有纷争。《台湾日日新报》故意添油加醋，企图制造南北矛盾的舆论。如于学忠对抗统一的报道:

滦东五县交渡问题，为南北妥协统一之一重要条件 。张学良氏对于学 忠氏，再三命令交渡 。于氏不肯容易，依然在山海关方面，不但妨害滦东五 县之交涉，至最近受张宗昌蹶起刺戟，对张学良氏有不服气色 。张学良氏以 此际，为奉天政府威严，且对国民政府示诚意，决 心行讨于学忠氏 。一两 日 前，对吉林军经下令准备出动 。于学忠氏将于事前屈服乎? 抑为第二张宗昌乎?  其前途之不稳，将有重大影响于东三省。

奉军在滦东五县驻扎多年，筑有大量军事设施 。张学良在易帜后不愿轻易将其划归河北，于学忠不撤军显然是张学良之授意 。最终中央地方互相让步，五县划归河北，但由东北方面任命县知事及公安局长。大陆报刊对于学忠不撤军之事，也有不少报道，但《台湾日日新报》声言此乃于学忠反叛，张学良将讨伐。于学忠与张氏父子有世交，深受张学良信任 。于氏甫围剿张宗昌，又怎会受其影响反叛? 张学良派吉林军平叛更无从说起。

1929年9月，张学良为收回中东铁路，与苏联爆发冲突，即中东路事件。《台湾日日新报》对该事件的报道中，又不失时机地将重点放到了对东北政局不稳的展示上：

中俄路事件发生以来，国民政府本其统一中国之方针，即乘机谋收东北  四省政权于中央 。……盖其手段，先行刺激，以长新旧两派之内讧 。藉分东北之势力，使之易于移管统一 。孙科、张继、何成濬其他诸要人，频赴奉天，与吉林省新派高纪毅、邹作华两氏接洽计谋，皆不外欲援之图旧派张作相、张景惠两巨头，而覆其势力。张学良氏从来与吉林旧派，感情不甚佳。遂与新派合作，今也，已成对峙之势刻刻危殆。…… 新旧两派之争，或即明目张胆。

张作相是地位仅次于张学良的奉系元老。杨常事件后，日人散布二张不和的消息，继续煽惑奉系内斗。《台湾日日新报》显然也热衷于散播此类消息。孙科等为处理中东路事件频赴沈阳，也被报道为挑拨奉系新旧矛盾，排挤张学良。该报将奉系的新旧之争，转换为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表面肯定国民政府“谋收政权渐见得力”，摆出支持中国统一之态，实则暗讽统一之下矛盾重重。10月9日，张学良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该报也将此事与国民政府诱导东北内讧相联系：“张学良氏为旧派所压迫，自知其无望归奉天，乃让东北边防司令于张作相，自为陆军空军副总司令，决滞在北平。近将赴奉，交代事务于作相，然后归北平。如得实现乃东三省大革命。闻其暗斗乃南京政府诱导。”《台湾日日新报》甚至声言“张作相二十五日，在北平为张学良直系之人 暗杀”。《上海画报》指出“近日外人消息，颇有东北新旧派水火之说，更有张作相代张学良之谣，究其实在、绝无此事……观此二张之沆瀣一气、诉合无间，不俟烦言”。

直至1933年张学良下野出洋，《台湾日日新报》充斥着东北内讧的报道，如“王树常与晋军提携谋驱逐学良氏”、“反对张学良的派别一致推举段祺瑞为盟主”等消息 。该报甚至断言“张学良势力逐渐崩溃”。同时，该报还散布张学良“暗杀张宗昌”、“枪杀汤玉麟”等毫无根据的消息 。此外，有关张学良本人的消息也不少，如1930年中原大战时张学良因“反对大总统，买蒋氏反感而起 ”因而“被禁”，1931年“中冯玉祥买收之计，张学良并非生病而是被卫兵手枪击伤”、“某国公使馆公报披露张学良死亡”，以及张学良“中毒”“下野”“辞职”“逃亡”等骇人听闻的报道。

东北易帜标志着中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也宣告了《台湾日日新报》建构的张学良“亲日”形象的破产。该报大肆攻击不愿受日人摆布的张学良，并以此渲染东北政局的“血腥”与“混乱”。东北易帜前后，中方报纸对张学良的态度大致由否定到颂扬，日方报纸则不遗余力地丑化张学良。《台湾日日新报》的言论转向充分暴露日人为破坏中国南北统一、左右中国东北局势而制造舆论的图谋。另外，日殖当局也借该报言论“反衬”日据台湾的所谓“安宁”，诱导台湾民众服从日本的殖民统治。

构建“暴虐将军”形象与粉饰日本侵略

学界对日据台湾时期日本的战争宣传研究常以七七事变后的“皇民化运动”为起始。“皇民化运动”意在促使台湾人民认同这场侵略战争，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并且隔断台湾人对祖国的情感联系，进一步撕裂两岸人民的血脉渊源。对于日本殖民者而言，这一任务并非全面侵华以后才出现，“九一八”事变时就已经开始着手处理。

为了掩盖“九一八”事变真相，《台湾日日新报》的报道采用了具体化策略，以绵密细致的报道强调中方挑起冲突。1931年9月20日，该报新闻版即整版报道事变，并称“满铁线路，有华兵侵入。我军应战，寻占奉天城”，声称事变是东北军挑起。21日，汉文版头条解释了事变的起因：

据可靠消息，此次中国军队破坏“满洲”铁路道路是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预谋协商的结果 。南京政府讨伐共产党军队失败，徒耗了2 亿美元军费。而为了筹措之后对广东军队作战的军费，为了应对水灾，财政已濒于崩溃，因此发动此次事件，以对抗日本军队保卫国家为由（筹措军费）。事件曝光后，南京政府陷入极为狼狈的境地。

《台湾日日新报》描述的事变缘起为：蒋介石由于“剿共”等导致财政濒临崩 溃，因此与张学良协商在东北挑起事变，以抗日为由，筹措讨伐广东反蒋派的军费 。蒋、张为内争蓄意挑起反日，关东军行动为“避免事件扩大而行”。

《南宁民国日报》24日才刊登来自广州22日的消息，寥寥数语提到“日本军  十九日攻占长春、沈阳……”，且有一半内容是“促蒋下野”。可见，事变伊始，即便在中国大陆，不少官方报纸也未能及时披露事变真相。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日日新报》抢占了先机，使得不实信息迅速传播。

我们可以将《台湾新民报》有关事变的首篇报道来与前述新闻作对比。《台湾新民报》直言事变是由日本军部势力一手策划的，并且对军人势力的恶性膨胀及胡作非为进行了猛烈抨击。但该文刊出之时，事变已发生一周之久。在这段时间里，《台湾日日新报》凭借日报的出版频率和发行量大的优势，已经在社会上散播了大量颠倒黑白的消息。

面对事变真相在社会上的流传，《台湾日日新报》频频“辟谣”，并寻找“证据”证明日方“无辜”：

…… 一、据中华要人于天津方面所查，奉人约一礼拜前，关本事变，已发指令（与王以哲豪语合）。二、观北大营战迹，兵舍窗下，打壳药荚，及手榴 弹，浑如山堆 。事前小铳弹，及手榴弹，分配多数证迹历然 。三、点检北大营 附近东四省无线电台，各室门户把手俱有应急电气装置，不知而触之感电至死 。四、长春兵营，以如北大营，豫修警备 。证据亦明 。五、其他机密文书中 所言渐次发现……

关东军制造的炸路之说，措辞十分模糊。《盛京时报》仅20日简要提到炸路之事，随即转移话题。但《台湾日日新报》则费尽心思地搜寻各种所谓“奉人事变计划证据”，不仅把挑起事变的责任强加给中方，更将事变指为中国政府层面的“暴虐”行动 。张学良也因而被《台湾日日新报》冠以“暴虐将军”之称。

在该报的报道中，“暴虐将军”张学良不仅挑起了“九一八”事变，且在事变后继续“谋乱满洲”。除东北军的军事行动消息外，该报专文报道张学良“谋乱满洲”的活动有近百次。所谓“张学良谋乱满洲”，实为东北民众的抗日爱国行动。该报将东北抗日组织泛称为“匪贼”，张学良则被指为背后操纵者。如张学良“20万资助马贼”、资助“耿继周子弹6万发、别动队老北风迫击炮4门、子弹50万发”，并称伪政府曾转告张学良不要资助义勇军，然“竟无消息”等。

与《台湾日日新报》不同，祖国大陆报刊称抗日武装为“义勇军”，强调“东北义勇军，纯为民众之武力”，甚至以义勇军的顽强抵抗与“军人政客误国卖国”做对比。这类关于民众自发抗日的报道，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民意，符合义勇军兴起的事实：另一方面，蒋介石一厢情愿地寄望于国联，“自卫而不宣战”，既向国际社会塑造中国“死力一拼，惟期不扩大”的受害者形象，也尽量避免给日本侵略者扩大侵略的借口。为此，张学良只能在暗中支持义勇军抗日。因而，义勇军与张学良在祖国大陆报刊中常是对立的关系 。日本对此心知肚明，故将义勇军称作张学良的别动队。

作为日本殖民当局的“御用报纸”，《台湾日日新报》刻意掩盖真实的民意，极力配合日人塑造、传播虚假“民意”，即欢迎日军“解救”东北脱离蒋、张“军阀残暴统治”以及“民族自决建国”。该报积极报道“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司令凌印清反蒋张通电”等汉奸行径，同时将东北民众抗日活动污蔑为威胁良民、破坏治安、排外等，建构出日本之“东北秩序维护者”的“正义”形象。“九一八”事变后，该报这些粉饰日本侵略的报道为“皇民化运动”中的战争宣传、征兵动员做了铺垫。

结  语

近年来，有台湾学者片面强调《台湾日日新报》的大众媒体属性，甚至宣称其内容丰富多面，不应冠之以“御用报纸”。但无论办刊方式有多少新颖之处，其本质仍是日本殖民统治的宣传机器。正是凭借丰富的内容，该报才能吸引读者，从而更有效地输出殖民宣传。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关注政坛新星张学良，显然与其在中国东北的图谋密切相关，而台湾殖民当局本与日本军方关系密切，如此重视张氏，或在为日本的侵略扩张做准备。

《台湾日日新报》相关报道中，张学良从“亲日”且受欢迎的宠儿到备受诋毁，再成为“暴虐将军”，其形象经历了彻底捩转。与此相关联，日本侵略东北的行径，被粉饰为帮助东北人民摆脱张学良统治的“义举”。其间，《台湾日日新报》采取歪曲、编造的手法来误导台湾民众对东北情势的认知。该报首次对张学良的专门报道即编造了其留日经历 。该报也曾专门宣扬其他军阀与日本的关系，如“阎锡山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第六期毕业，同期有孙传芳君……云南唐继尧君”。可见，渲染民国政治人物的日本背景，是《台湾日日新报》惯用的新闻叙事框架，隐喻了日本与中国的先进与落后、新与旧的差异 。借由张学良的“亲日”形象及将报道置于日本国内新闻栏等方式，该报意在将东北剥离出中国、纳入日本势力之下。日据时期，由于受殖民当局的宣传影响，一些台湾人漠视日本在祖国大陆的侵略扩张，如吴新荣曾在日记感叹：“日本占领了‘满洲’，屈服了中原；德国则合并了奥地利，征服了捷克斯拉夫。毫无疑问，这两个国家可说是将世界分为东西两方，支配明日世界之强国。我们生在这时代，以一个旁观者来看，也该自足了。”还有人甚至为日人辩护，称“莫怪‘满洲’被日本占领，即其重要之土地，外国为之联盟保护，不然亦被人瓜分矣”。“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曾从台湾招募了不少人员赴东北从事技术工作，企图收“以华治华”之效果。由此观之，《台湾日日新报》向台湾民众灌输的近代中国大陆图景，目的在于进一步割裂两岸关系、同化台湾民众，《台湾日日新报》直接充当了战争动员的工具。

陈忠纯，男，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台湾研究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本文引用格式：陈忠纯，李婷.《台湾日日新报》的中国大陆报道——以张学良相关报道为中心（1924—1933）[J].台湾研究集刊，2023，(03)：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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