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与重构：社交媒体时代乡村社会的亲密关系变革——基于昭通市L村的个案研究

作者：李宇峰 刘燕红

来源《传媒观察》2023年第7期

亲密关系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两个个体间的社会合作关系，或是具有不同目标的个体通过相互妥协为实现他们共同的目标而建立的关系。(8)其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强调关系双方的相互依赖程度，范围包括情侣关系、夫妻关系、死党关系等，狭义则仅指情侣关系和夫妻关系。(9)本文倾向于将亲密关系的概念框定在夫妻关系内。在对传统婚姻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很少将目光投射到夫妻间的情感上。在这一点上，中西方有相似之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个体意识的觉醒，亲密关系在婚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评价婚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10)由此，不少学者从亲密关系的变化角度来讨论夫妻间的婚姻关系，以便为当前居高不下的离婚率提出新的解释路径。社会学侧重于分析家庭结构、(11)国家制度和群体等因素对亲密关系产生的影响。(12)有学者注意到，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不仅影响着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实现，而且对婚姻等亲密关系的构建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3)台湾地区的心理学者的研究发现，社会文化因素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亲密关系的维持与分解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如择偶时周遭亲人的影响、对“缘”的认知、夫妻恩情等。(14)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亲密关系性质的转变会削弱夫妻亲密关系，影响夫妻感情和婚姻生活，进而威胁家庭稳定。(15)在社会学领域，少数学者对互联网对夫妻亲密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互联网普及率对离婚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上网行为引发的婚外情是‘中国式离婚’的诱因之一”。(16)

相对而言，传播学研究者更为关注社交媒体对夫妻亲密关系的影响。这些研究更多强调社交媒体对亲密关系的积极作用。如有研究者认为，在互联网的中介互动下，陌生人之间也能建立并维持有意义的、真实的亲密关系。(17)在恋人或夫妻关系中，社交媒体使得亲密关系更加牢固。(18)这种对亲密关系的强化作用来自于社交媒体（特别是微信）所具有的丰富的传播符号、更长的传播时间和更高的传播频率等特性，(19)也与社交媒体的可供性（如匿名性、可及性、移动性与储存性）有关。(20)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交媒体所构造的网络社区中，亲密关系的选择生态发生了改变，(21)并产生了暧昧这一亲密关系的变种。(22)不过，这些改变依旧介于自自由与安全之间。(23)

贝克尔认为，人们对婚姻的选择是对结婚所获得的预期与单身效用进行比较之后作出的，其中，寻找伴侣的搜索成本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互联网则降低了这种成本。(24)实际上，互联网不仅可以降低搜索伴侣的成本，且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家庭的诞生。但对该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00年左右，而当下社会环境与之前有较大差异，特别是电子信息时代，技术会带来一系列复杂的影响。基于此，有学者认为：社交媒体的出现，击穿了传统婚姻生存的土壤，出现亲密关系的内爆现象，这种内爆表现为婚外恋和“一夜情”的增加，婚姻内的亲密关系和语词激发的异性亲密关系含混在一起。(25)

总体来看，在夫妻亲密关系的研究上，社会学的研究较少关注社交媒体这一要素，而传播学更加强调社交媒体对亲密关系的正向功用。部分传播学研究虽然注意到了社交媒体给亲密关系带来的负面效应，但因为忽略了中国社会转型这一重要的现实语境，并未合理解释社交媒体在亲密关系变革中的机制。同时，社交媒体除了“强化”亲密关系外，是否还存在“强化”之外的作用？虽有学者注意到社交媒体所带来的亲密关系的变化，但是未能深入系统地对亲密关系的变化进行“深描”。此外，在前述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到，熟人关系或偶遇关系逐渐发展为亲密关系的情况越来越少，(26)而这与笔者所观察到的情况有较大出入。在笔者观察的乡村，恰恰是在熟人基础上发展为亲密关系的现象呈现越来越多的趋势。基于上述考虑，本文以云南省昭通市L村为田野考察对象，讨论社交媒体是如何影响乡村社会中夫妻亲密关系，并进一步影响乡村婚姻关系的。

在谈论网上聊天与亲密关系二者互动之前，有必要对该村的通讯媒介使用情况进行简单说明。因其他媒介不是本研究的重点，故不多做赘述。20多年前，该村只有一台电话座机，外出务工的人和家里人联系的方式就是把电话打到该座机上，座机主人站在自家二楼阳台高声喊他人接电话。2005年左右，该村外出务工人员已经几乎人手一台2G诺基亚手机。为了联系方便，他们通常也会给留守家里的妻子买一部手机。到了2014年，智能手机在该村得到了普及，成年人（除60岁以上的老年人）几乎人手一部智能手机。在社交软件的使用上，18岁以上的成年人几乎都会使用微信聊天，而未成年人则通常使用QQ来聊天。除此之外，抖音和快手在该村也备受欢迎，且用户群体越来越低龄化。

（二）研究设计

本文以昭通市L村为研究对象，采用观察法对村民的离婚事件或婚内冲突事件以及村民对事件的讨论进行记录，并采用深度访谈法对相关成员的婚姻冲突过程以及离婚的动机和原因进行访谈。具体来说，本文的观察对象包括两种类型：一是经常出没在L村内麻将馆、小卖部和牌馆等场所的村民。在艳阳高照的冬日或者农闲之时，许多村民会聚集在此，婚姻大事是街谈巷议中长盛不衰的话题。第二类是长期做帮工的村民。LDE是村里种植烟草的大户，每到烟草收种季节，通常要雇佣同村十多个村民帮忙，这些村民几乎都是女性，年龄从35―50岁不等，她们中有的是受访对象，有的是被观察对象。笔者与她们一起劳动，观察、倾听她们的讨论，与她们交谈，这成为本文分析和提炼观点的重要事实依据。此外，本文访谈对象共15人，其中，女性9人，男性6人；41―60岁的村民6人，他们是长期生活在村庄且未离婚人群；22―40岁的村民9人，他们是离婚和家庭重组者的家属、邻居或朋友。之所以将村民分为22―40岁、41―60岁两个年龄段，是因为在我们的统计当中，两个年龄段的村民对待婚姻的态度以及离婚或家庭重组的情况有着较大的差别。这样的划分还有利于对比在社交媒体进入L村前后村内夫妻亲密关系的变化。

稀释与冲突：社交媒体对亲密关系的多重影响

20多年前，该村以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为主：男性外出务工赚钱，女性留守家庭，照顾老人和小孩。大多数夫妻的婚姻是“父母-媒人”式婚姻，夫妻之间也少不了争吵和打闹，但家庭的责任感促使夫妻二人齐心协力，同甘共苦。夫妻之间虽缺少激情，但不乏温情。随着个人财富的积累，许多村民成为个体户，办养殖场、砖场等增加了村民收入。加之周边务工机会增多，村民也逃离了一亩三分地的束缚。农业不再是家庭的主业，村民的闲暇时光也越来越多，村民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了社交媒体的使用上。社交媒体具有空前的同步互动性、移动性与多媒体性，使得人际之间实现了虚拟的共时共在。(27)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作用，而人际传播是维持传统亲密关系的核心所在，(28)当“同时在场”转向“虚拟共时”，依靠面对面交流维持的亲密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一）被稀释的感情：中年一代夫妻亲密关系的消解

夫妻吵闹乃至打架在L村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之前，这类冲突的源头多集中在打牌输赢问题上，但现在的矛头又多了一个：手机聊天。该村41―60岁的夫妻中，男性识字率通常高于女性。该年龄段的村民因所处的年代相对贫苦，加之农村盛行的重男轻女思想，男性多数上过学。于是，L村女性在社交媒体特别是微信的使用上属于弱势群体，识字水平的高低也直接影响了该年龄段村民的聊天方式。男性聊天语音和文字输入两者兼备，而女性则主要以语音聊天为主。通过观察和访谈发现，不论是年轻夫妻还是年长夫妻，只要一方长期沉迷于社交媒体，势必会导致夫妻双方产生嫌隙，吵闹在所难免。

“我识字少，手机也不太会玩。我家那个天天拿着手机和别人聊天，有时候还会笑。有一天我叫孩子偷偷翻看他的手机，才知道原来他在网上和其他女性聊天，甚至私下里还送了礼物、发红包。为了这事，我们几乎闹到离婚的地步，后来他再三保证，加上孩子的劝说，我才把这口气忍下来的。但只要他拿着手机聊天，我心里就会不舒服，但是我又不识字，只能任由他去了。”（受访者LDF，女，41岁）

即使事件当事人最终容忍了丈夫的行为，但双方产生信任危机，感情出现裂缝。社交媒体虽然加深了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了解，但也减少了夫妻之间面对面交往。(29)面对社交媒体带来感情危机以及由此造成的亲密关系的裂缝，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深感无奈。社交媒体侵入她们的婚姻生活，从改变夫妻间互动的整体环境开始，减少了夫妻间互动的频率，进而影响到夫妻感情。不少学者注意到亲密关系中的性别不平等，(30)却鲜有学者进一步阐释性别不平等所带来的受教育的不平等以及由此进一步加剧的女性在亲密关系中的不平等。面对不平等，作为受害者的女性也用“离婚”“冷战”“闹”等方式反抗，但对于年龄较大的女性而言，她们最终往往选择了妥协。翟学伟认为：“中国人在婚姻中最喜欢说的话是‘过日子’。夫妻发生争吵后，要解决的往往不是争吵的问题，而只问这样的日子还能不能过。何谓能不能过？就是能不能彼此维系住基本生活关系。它是一种对姻缘底线的坚持，是指有一种双方都认为‘必须如此’（也就是‘婚姻可以凑合、大家都是这么过的’）的价值系统，而这样的价值系统对稳定婚姻是极为重要的。”(31)

社交媒体为人们发展关系提供了潜在的更加私密的空间，在其中，人们受到的监督要远远少于传统乡村社会。(32)在传统的乡村社会，基于人际传播而形成的对村民越轨行为的舆论压力或道德谴责会导致越轨者的顾忌，因为村民之间属于熟人关系，一旦越轨者得不到其他村民的接受和认可，可能面临被排斥的命运。而在社交媒体中，不识字、密码解锁、指纹解锁、人脸识别就能把另一半隔绝在隐私大门之外。面对朝夕相处的伴侣，异样的举动可能被放大，一旦猜忌和怀疑得到证实，一场家庭风波在所难免。只要另一半过多使用社交媒体，猜忌和怀疑就会一直存在。在这个过程中，夫妻感情被稀释，亲密关系被消解。

（二）破裂的家庭：青年一代亲密关系的重构

如果说41―60岁年龄段的婚姻中，女性只停留在追问“日子能不能过”这一问题上，那么，在22―40岁年龄段的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则用实际行动做了回答——不能过，就离婚。这类村民在一段亲密关系中，如果女性发现男方在网上与其他女性聊天，作为报复，女性也有可能在网上聊。随着乡村开放程度越来越高，男性不再是主导婚姻的决定性力量，女性也影响着婚姻的存续，甚至决定婚姻的走向。

“我们老人都是在黑处（暗处），她在外面打工做了啥，我们也不知道，两口子不在一个地方。听我娃说，她在网上聊天认识了新的人，就瞧不上我们这个山旮旯了。”（离婚者WFS的母亲ZDM)

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女性的文化水平逐渐提高。这一年龄的女性村民，在使用手机的熟练度上和男性没有太大的差别。年轻一代女性地位的提升也解放了她们的思想，她们不再甘于仅仅扮演孩子母亲的角色，也试图通过在外打拼来实现自我价值。一些年轻夫妻之间甚至出现“反向依赖性”的特征。“反向依赖性”是裴谕新在《“反向依赖性”：女性创业与亲密关系实践的个案研究》一文中提出的概念，是指丈夫在家庭经济中依赖于妻子，过上高于自己收入水平的生活，有些在事业上也因为妻子而得到较好的发展或较髙的地位。除此之外，女性对于婚姻关系中男性的要求提高，对爱情的渴求逼迫她们主动或被动地选择在社交媒体上与陌生人、同村人、邻村的熟人抑或一面之缘的老乡，建立一段新的、平等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延伸到现实生活，冲击原有的亲密关系。

不仅仅是经济地位高于男性的女性有可能重构新的亲密关系，与男性地位相当的女性也可能会提出离婚的要求。婚姻中的个体不仅追求物质上的富足，也渴望彼此能达到精神上的契合。而一旦无法满足其精神上的要求，她们可能会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寻找，以期找到知音或同频的灵魂适配者。

“我和他无法沟通，聊不到一块儿去，现在他求着我回去（复婚），但我怎么可能回去呢？我一个人想谈恋爱就谈恋爱，多潇洒。”（受访者LDJ，女，28岁）

社交媒体给婚姻带来危机，给个体提供了建立新的亲密关系的可能。在L村，男性通过社交媒体重新建立一段新的亲密关系的现象并不少见，还可能会成为本人向同伴炫耀的资本。甚至有个别男性在网上和多个已婚或未婚女子建立亲密关系，由此带来亲密关系泛化(33)和伪亲密关系增多。LEK和LDQ经历四次家庭重组。他们在网上建立亲密关系，不仅仅是为了寻找现实伴侣，也为了凸显个人魅力，以此作为炫耀的资本。已婚男性在社交媒体上建立的亲密关系一旦被其伴侣知晓，婚姻则面临“破产”的风险；未婚男性则会从众多的亲密对象中，选取其中一个作为自己现实的伴侣。

“人家厉害得很，跑了一个又聊到一个，这已经是第四个了，他的‘老婆’就没断过。”（LEK的朋友，男）

手机等现代传播技术使现代亲密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出现了另类情感——暧昧。(34)在L村，与异性之间的暧昧关系成为了夫妻亲密关系之外的常见关系。当个体使用社交媒体时，自律性以及他律性随之降低，一些在现实生活中不会说出的话，在社交网络上则可能因为聊天表情符号表意的模糊性而得到了表达的空间。

转型期的乡村婚姻观与社交媒体使用

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在L村，社交媒体对夫妻亲密关系变迁的作用存在差异，特别是在两个不同年龄段的群体中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对社交媒体在夫妻亲密关系变化中的作用进行考量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不同年龄段婚姻观念进行分析。

（一）姻缘婚姻、爱情婚姻与社交媒体使用

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一种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转型”表征的是一种非此亦非彼的状态。在转型社会中，不仅仅是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急剧变化，而且价值观念也处于过渡阶段。转型期的过渡特征在婚姻观念方面体现为传统婚姻观与现代婚姻观交织在乡村社会中。这种观念的交织表现在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对待婚姻的态度差异上。

翟学伟对比了中国和西方的婚姻，从关系角度提出两种婚姻模式：姻缘婚姻和爱情婚姻。中国传统婚姻无疑属于姻缘婚姻，讲求“门当户对”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是为了家族结交和传宗接代，并非因为爱情。(35)从亲密形态来看，传统婚姻是角色中心型婚姻，即按照社会角色的要求行事，缺乏真正的亲密体验。(36)费孝通说，“在农村里，娶媳妇是雇一个不付工钱的女工。夫妇相敬如宾，使他们之间永远隔着一层亲密的障碍。”(37)在L村，41―60岁年龄段村民的婚姻可归入传统婚姻的范畴。在网络不发达的年代，多数夫妻年轻时候聚少离多，男性四处务工，女性在家，夫妻间几个月见一次面。女性扮演母亲、妻子的角色，男性扮演父亲、丈夫的角色，不同的角色担负不同的使命。女性要照顾家里的老人、孩子，侍弄家里的薄田，男性要赚钱养家，除了家长里短，夫妻间很少有情感交流，也很少表达想念、相思之情。挂断电话的前一句，妻子也往往只会急匆匆说一句“注意安全”。平淡、稳定是传统婚姻的底色。

社交媒体进入村庄后，给亲密关系双方画出一条界限，频繁使用社交媒体的一方站在现代社会的那头，而不识字、也不怎么使用社交媒体的另一方站在传统社会这头。频繁使用社交媒体的一方，给仍处在传统社会的另一方以陌生感和危机感，进而造成双方感情消减、亲密关系的消解。不过，虽然社交媒体消解了亲密关系，但41―60岁的夫妻离婚率并不高。从关系向度来看，“姻缘婚姻是固定关系起步的，发生于传统规范之内，它表明了人们对关系牢固度、外在条件及他人评论的看重，却不强调个人的内在魅力。”(38)维持婚姻的并不是亲密感和双方的爱意，而是社会传统、价值观、孩子等外在条件。传统婚姻中，亲密关系并不占据显著位置。它可以是炒菜时的一味调料，菜可以不香，但有味道就行。传统婚姻也像一盘不香的菜，可以凑合着吃，人们也并不过高追求其质量。

如果说传统婚姻观念遇到现代媒介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极限拉扯，那么当前的婚姻模式和现代社交媒体的相遇则使得夫妻冲突异常激烈。在近些年，该村离婚率和家庭重组率飞速上涨，22―40岁年龄段的离婚率约占离婚总数的80%左右，离婚呈现低龄化倾向。22―40岁年龄段的婚姻更接近现代婚姻，也即爱情婚姻。爱情婚姻是指由个体自主性与彼此的吸引力所建立的夫妻关系，爱情婚姻中，更强调自身对爱情的追求和探索，讲求浪漫与激情。(39)爱情的产生可能是一次偶遇、一次会话、不经意间的动作、甚至一个回眸，总之爱情婚姻强调吸引力。在本村22―40岁年龄段的婚姻中，多数是基于爱情建立的夫妻关系。村庄里，并不缺乏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结局大多以男女私奔而告终。他们的婚姻因为爱情而结合，也因为不爱而破裂，而社交媒体的使用，增加了吸引力的不确定性。

从关系向度上看，爱情婚姻是从松散关系起步的，它体现了一个人的内在冲动、自由与偏好等倾向，爱情婚姻有高度的内在性和紧张性，由此带来了婚姻质量的提升，但也很容易导致离婚率的上升。吉登斯认为：伴随着晚期现代性的不确定感和社会变迁，传统习俗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式微，亲密关系朝着“纯粹关系”的方向发展，不再依据外在的规范来建立和维持，其存在的唯一依据是双方从关系中获得的满足感，而维系关系的关键在于双方进行自我坦露式的沟通，并在此基础上欣赏对方的个体独特性。(40)而相关研究也表明，相互吐露个人烦恼在为此而建立的网络环境中，确实给人们提供了情感支持。(41)结合村庄的案例，可以发现：经常在网上彼此倾吐烦恼的两个个体，能透过语言获得精神安慰和情感支持，而这些支持，是传统亲密对象所不能提供的。

值得注意的是，年轻夫妻的婚姻冲突事件中，父辈持有传统婚姻观念使得事件本身出现了较为复杂的状态：冲突不仅仅发生于年轻夫妻之间，也发生于父辈与子女之间。LQS(28岁）与其妻子WL(25岁）之间的离婚拉锯战僵持了一年。据村民反映，LQS在网上和其他人聊天，很大程度造成夫妻间关系淡漠，形同陌路，最后婚姻难以维系，双方想要离婚。但LQS的父亲LDE(57岁）坚决不同意，认为离婚是件丢人丢脸的事情，只有无能的家庭才会走到离婚的地步。为了维持家庭的稳定和儿子的婚姻，LDE曾试图用自杀来阻止二人离婚。然而，LQS本人并不认为离婚是件丢脸的事情，甚至认为当前离婚现象如此普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迫于强大的父辈压力，两人的离婚搁置了将近一年。迫于无奈，LQS和WL两人悄悄签了协议，结束婚姻。但没过多久，LDE还是得知了此事，不断逼迫LQS向WL低头求和。三个月后，两人只得复婚。可见，年轻夫妻婚姻关系是否持续，往往是在与父辈的博弈中决定的。如果父辈仍然在家庭中占据权威位置，年轻夫妻的婚姻则会受到严重干预。

（二）社交媒体对夫妻亲密关系的影响

在面对面交流为主的传统社会中，由于缺乏共同在场机会，建立亲密关系的可能性相对有限，因为亲密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自我敞开的语言或文字。通常情况下，需要一系列的亲密行为以创造“浓厚的”亲密性，且维持亲密关系的长期稳定。(42)王小波的《爱你就像爱生命》一书根据他和妻子李银河1977年到1997年的书信往来汇编而成，信代表着王小波对李银河的思念之情，信维持了他们之间的亲密感，是彼此亲密行为的印证。在农村，中老年夫妻维持亲密关系的方式相对简单和质朴。在经济相对宽裕时，丈夫带着妻子买衣服或是项链以表达亲密，同时感谢妻子这些年为家庭的辛苦付出。

“我家那个（他的老婆）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这次我给她买件好衣服、贵衣服，但不能告诉她价格，她晓得价格还要和我吵。”（受访者LDM，男，48岁）

在社交媒体时代，传统亲密关系建立所必须依托的时间的持久性和地域的限制性被打破，甚至社交媒体成为建立亲密关系的媒介。(43)集文字聊天、语音输入、视频电话等功能为一体的聊天APP问世，使得沟通更加快捷和便利。这种便利性同时也给乡村夫妻亲密关系带来了可能性：对于相处异地的夫妻而言，社交媒体无疑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维系亲密关系的可能。

“当我们相隔两地时，他几乎每天都会打电话回来，而且平均一天两次。他还说不打电话浑身难受，总要听听家里人的声音、我的声音才能安心。要是他打电话回来，没人接听，长时间也没有给他回电话过去，那他就会心慌，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还会分心。那时候，很多人都说我们感情好。”（受访者SQM，女，55岁）

对于识字率并不高的年长一代来说，分隔两地时，打电话就是最好的联络方式，可以随时了解家里的情况，和妻子谈论当前的工作，通过聊家常的方式来维系夫妻间的情感。对于年轻夫妻来说，维系彼此间情感的表达则显得更加热烈。在村庄里，随处可见年轻夫妻们借助社交媒体表达相思之情，把对方的照片作为QQ、微信的头像，或者当作手机壁纸；在朋友圈互动、公开表白，晒幸福、秀恩爱等。社交媒体为夫妻提供交流、沟通的可能，是维持夫妻亲密的重要中介，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此前已有不少学者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进行了讨论。这样的情况在本研究的访谈中也得到了验证。在L村，社交媒体确实给相对比较封闭的乡村带来了相当积极的效应。然而，因为社交媒体对夫妻亲密关系的负面效应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因此，本研究需要重点讨论的是，在乡村社会夫妻亲密关系消解、重构时，社交媒体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社交媒体在相当大程度上降低了夫妻之间的交往频率，导致共处现实空间的夫妻相顾无言，而在社交媒体上表现却异常活跃，这降低了夫妻之间日常交流的频率并将双方亲密关系推进更深一层的可能。一种特殊形式的共处本身就是一种亲密的实践，这是在选择花时间耗在一起并享受在一起的乐趣。“在一起”既可以表达亲密，提供时间上的优先次序，又可以提供专属时间和寻求“高质量的时间”。

其次，当夫妻之间日常生活产生矛盾时，双方往往会产生争执、争吵等冲突行为，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冲突行为无疑是一种双方面对面的互动，有互动就可能产生沟通、理解乃至忍让；而在社交媒体时代，冲突行为产生时，社交媒体往往成为注意力转移的方式，从而使得夫妻间面对面互动的机会降低，导致矛盾处于僵局，也就使得夫妻间矛盾悬而不决，产生累积现象。在此情况下，与其他人在虚拟空间中建立亲密关系就成为了可能。

再次，社交媒体多样化的传播形式赋予传播内容生动性、形象性，增加其可视、可感的同时导致亲密式微。“社会渗透”理论认为，人际关系是有层次的，既有广度，也有深度。如前所述，社交媒体丰富的传播符号有利于维持亲密关系，但传播形式的多样化也能无形中改变传统人际关系的层次感和渐进感，促使双方关系“超市化”。当聊天对象情绪不佳或遭遇烦心事时，人们可以发送“抱抱”的表情包以示安慰，无形中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农村，关系一般的两个个体是无法做出“拥抱”这个动作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不允许双方做出如此亲密的动作，他们安慰的方式最多仅限于拍拍对方的肩膀，而不会像表情包“抱抱”那样亲密。通过访谈也发现，相较于社会现实，人们在网上聊天时用语更加开放和灵活，网络空间中的界限感更低，这也是为什么社交媒体能更快、更容易建立、发展和维持亲密关系的原因。亲密关系被社交媒体裹挟向前，带来传统亲密关系式微，使得亲密关系流于表面，随时进入、退出、删除，虽像购物一样友好但却快速而肤浅、急促而短暂，无法形成真正的情感联结。(44)

最后，社交媒体充当解压阀的同时也带来亲密关系危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个体一方面要面对社会压力和快节奏的现实生活，陷入时间危机和巨大的压力之中。生活充满焦虑与不确定感，人生体验碎片化；(45)另一方面，当个体被嵌入社会加速的现代化巨轮中时，人际关系和整个世界变得更具流动性，(46)这必然导致传统意义上亲密关系的式微：每个现代人的内心处于一种居无定所的漂泊状态——人们渴望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在互动中建构自我认同；但是不确定性使他们对长久和稳定的传统亲密关系愈发充满陌生感，甚至是恐惧感。(47)个体经常产生“你在我身边我依然想念你”的矛盾感与无所适从感，人们的情感呈现“荒漠化”的特征，衍生出强烈的交往需求，尤其是对亲密关系的渴望。(48)而社交媒体的出现成为人们情绪释放的阀门，利用社交媒体，个体的紧绷精神得以暂时放松；和朋友聊天倾诉、把陌生人当“树洞”，个体能从社交媒体背后的聊天对象中获得激励和能量，应对现实生活的压力和烦恼。

但正如迈克尔·茨维所说，“网络空间赋予人力量的同时，也可以使人虚弱。”社交媒体的使用并不总是产生正向能量，也可能滋生危机。

“一开始，我也没想到会发展到这一步，当时我们夫妻经常吵架，我自身压力也很大，我就和她随便聊了聊，我本来只是想发泄一下，找个人说说话而已，而我们也确实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但谁知道聊着聊着就变了味，还发展成今天这样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受访者LQS，男，28岁）

利用社交媒体发展的线上关系，能让人暂时获得快乐和力量，但挤压了维持现实亲密关系所需的时间和空间。原本只向亲密对象分享的话题，也开始在网络空间和特定的人分享；人们认为在网上找到了真正的知音，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种种困惑或问题有了倾听者，甚至觉得网络空间的人更能理解自己。怀抱被理解、被认同的想象，人们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网络空间，甚至试图将网络空间的关系复刻到现实世界，这就破坏了原有亲密关系间的信任、承诺以及双方间的不可替代和不分彼此等特性。

总体而言，社交媒体改变了夫妻亲密关系的互动环境和舆论环境，赋予了这种亲密关系以更多的可能性，这是乡村社会婚姻观处于过渡形态的体现。此外，在夫妻双方对社交媒体的使用能力和使用程度有差异的情况下，社交媒体的使用往往会成为引发夫妻争执的一个导火索。

基于共同体验和共同情感而形成的乡村文化共同体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价值观的混杂性和过渡形态使得乡村社会缺乏成员共同认可的标准，也就使乡村社会对成员的“越轨行为”缺乏足够的舆论压力。乡村社会中夫妻亲密关系的变化并不是由技术单方面决定的，而是在生活与技术的互动中产生的。微信作为社交平台的代表，在为乡村社会人际交往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改变了夫妻亲密关系赖以维系的互动环境和舆论语境。本研究发现，社交媒体进入L村后，消解、重构了亲密关系，造成亲密关系的泛化和伪亲密关系的增多。在乡土社会中，建立在熟人基础上的亲密关系的非正常扩散，使得该村离婚率或家庭重组率大幅度跃升，村民间人际关系遭到破坏，乡村家庭的和谐生态被打破。本文着重突出社交媒体进入后亲密关系的变化对婚姻的影响，并非秉持“媒介中心论”的观点，认为社交媒体就是导致亲密关系发生变化从而带来离婚和家庭重组的唯一因素。本文想要阐明的观点是：在原有乡土社会的基础上，村庄历经变革，婚姻观处于过渡形态，而社交媒体的进入，很大程度影响了该村亲密关系，由此带来离婚和家庭重组。不过必须说明的是，该村特殊的婚配模式也是造成该村离婚和家庭重组的重要原因。

综上，社交媒体对亲密关系的影响不仅只有多数学者秉持的“强化”了亲密关系的一面，它还消解、重构了亲密关系。就个体层面而言，这正是L村离婚率和家庭重组率大幅跃升的重要原因之一。与城市不同，村庄的熟人性质一定程度加剧了亲密关系的进一步扭曲和异化，而这已经突破了自由与安全的界限，且直接破坏村庄人际关系，使当事人双方势同水火，关系紧张，这对于村庄事务的开展和村庄健康有序发展必然是不利的，而这一事实未得到学界和相关部门的充分关注。尽管本研究仅是个案研究，但L村的情况在昭通市不少地方（尤其是L村附近的村子）均很普遍。至于本研究的结论能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乡村社会，尚需进一步进行探讨。这既是本研究不足之处，也是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加以讨论的问题。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