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先生是出色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值此开学前夕，让我们温习周有光先生对中国教育的思考，以此继续前行。原名周耀平，江苏常州人；早年研读经济学，1955年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
我自身不断思考的习惯和我所受的学校教育是有关系的。我那时的老师非常提倡兴趣，他们认为，如果对一样东西没有兴趣，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学好。我先是在圣约翰大学学习，那是一所教会学校，有比较好的教学条件，图书馆书报杂志很多。老师非常鼓励我们去图书馆广泛阅览，培养兴趣。另外，老师还教我们怎样阅读。大一时，我们每天去图书馆看报，有一个英国老师会跟我们讲每天应该怎么看报。他说读报时要问自己：今天新闻中哪条最重要？为什么这条新闻最重要？这条新闻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不知道就去查书。后来我们按照他的方法去看报，真的很有收获。以后我把这种方法用在读书、做研究上。这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1879年圣约翰学院在上海创立，1881年成为中国首座全英语授课的学校，1905年升格为大学
圣约翰大学的老师们始终执着地秉承一个信念：真理与自由密不可分。他们非常强调培养学生的兴趣，鼓励学生自主选择。因为兴趣只能是自然产生的，是勉强不来的。现在的孩子们没有一丁点自己的空间，兴趣也就没有了生长的土壤。我上的中学、大学都是当时最好的学校，但我们的学习非常轻松，中学时9点钟才上课，上午上正课，下午是游艺课，包括图画、音乐、写字等内容，不考试不计分数，很轻松。我们那时没有任何家庭辅导，学得很快乐。我还利用课余时间读了不少语言学方面的书籍。兴趣就这样慢慢产生了。我们当时的老师强调兴趣，认为没有兴趣是学不好的。兴趣是自己产生的，不是外来的；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一个人一定会对某事或某物产生兴趣。必然的兴趣同偶然的机会结合，就能成就事业。
那时的教育方法有好的一面在于，学生有时间从事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有时间从事勤工俭学活动。现在的教育给家庭和孩子的负担太重了，孩子没有自己的时间。小学、中学不能学得太多，要给孩子们时间玩。一个人有空余时间才会去思考。我们那时中学小学有许多很优秀的老师，他们会让人觉得很轻松。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吴山秀先生，他为开阔我们的视野，不断给我们讲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经常请名人来校讲演。那时的教材是文言，但他提倡白话文，介绍好的白话文章给我们看。一定要轻松才能学得好，紧张是学不好的；压力越大不一定就学得越好，压力太大学习效果反而不好。我主张教育要提供宽松的环境，要给孩子留有空间，这样他们的兴趣必然会自由生长。▲ 周有光母校圣约翰大学的校徽上写着孔子的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我的曾外孙6岁从美国回来，最爱看福尔摩斯。他们从不评什么“三好学生”，认为评等级排队会使其他学生产生自卑心理；老师也不布置家庭作业，他们回家后没有作业。读书都是自动的，不是强迫的。这种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与我们现在的很不一样。我在中学时，每学期也要考试排队，平时则没有，老师也不会处分成绩差的学生，不会看不起他们。处分学生不是一个好办法，那会压抑学生的思想和精神，影响完善人格的发展。
在北大百年校庆时，美国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说：我们培养学生，要使文科学生了解理科，理科学生欣赏文科；大学的目的不是培养专家，而是启发完整的人格，是一种完整的教育。比较苏联和美国的教育，我们就知道培养人格的教育有多重要的意义。苏联的教育是按计划来的，以培养专家为目标，出来就是很好的工程师；美国不去培养高级工程师，而是培养独立的个体，但学生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却很大。这两种教育模式的利弊得失，现在应该已经很清楚了。所谓博雅教育，是英文Liberal Education的汉语翻译，这个翻译非常好，把意境提高了。也有的译为“通识教育”，虽然没有前者那么“雅”，但是我觉得，可能跟原来的意思更接近一点。▲ 周有光 | 图源：纽约时报
近现代以来的传统是，把国(文)、英(语)、算视为基础知识。基础要培养得好，主要工作做在中学阶段，因此中学是最重要的。如果基础培养不好,以后的教育就困难了。通识教育对我的好处，就是在学校里面选的课程比较广，同时学到了怎样自修的方法，有这两点要改行就不大困难了。我在大学读书时，主修的是经济学，同时对语言文字有兴趣。因为受了通识教育的好处，知识基础比较广，所以改行不发生太大困难。通识教育的第二个内容是，学习逻辑思维，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时候圣约翰大学有一本小册子，专门给来访客人参考的，里面就讲本校的宗旨是“培养良好品德”。现在有人说要“培养高尚人格”，“高尚人格”的讲法就太高了吧。在我们那个时代，大学毕业生都不是专家，只不过是受过一些基本训练的普通人，专家要在大学毕业以后再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