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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岗山下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原生家庭和我的童年
文/杨柳明
尖岗山，湖南省湘潭县易俗河镇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却留给我深深的印记，因为，我在尖岗山下度过了天真又心酸的童年和少年。如果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会自豪地回答我是湘潭人，因为我出生在湘潭，成长在湘潭，是从湘潭考入大学走向社会的。
我父母不是地道的湘潭人。父亲是湖南洞口县人，我母亲是四川彭县人。父母亲原本是湘潭县一中的教师，由于文革闹得凶，还只有三岁多的我及大我四岁的姐姐便被父母寄放到父亲老家洞口去了，我和姐相依为命，只留下哥哥一人在父母身边，去了大半年才接回，接回来时我又黑又矮，头发又短，被别人戏谑我是农垦五八（是水稻的一种）。傻乎乎的我不服气，真的找来农垦五八的稻草来比较，争辩说我比农垦五八高一些呢，惹得大人们哈哈大笑。
后来文革闹得越来越厉害，所有成分不好的老师都要下放到农村去。还未到我上小学，我全家便下放到了尖岗山下——湘潭县白云公社中学。所谓的白云公社中学就是原来的尖岗完小改成的，我们去的时候，完全就是一座有百年历史的寺庙，古称楚家祠堂，里面古色古香的建筑原汁原味，进大门就是一个大长天井，一颗大桂花树，树干要三人合抱才勉强能抱住，然后就是大礼堂，中间有四个柱子作支撑，礼堂对面楼上一个类似于戏台子的形式，下面是通道，左右两间是教室，教室的窗户都是雕了花的八方木结构。有人说楚家祠堂是齐白石的手笔，我不知道真假，也无从考证，但是雕的花确实漂亮，我闲暇时间经常欣赏这些雕花工艺和八方门，古代工匠的技术能达到这种出神入化的境地，确实令我钦佩。
我家就在桂花树下，全家五口人，父亲和母亲是文革前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同学。父亲带有书生气，头发微卷皮肤好，在人群中算颜值高的，可他自己一点都不觉得帅气。他是典型的工作狂，精力全都集中在美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上，有时写写文学评论，有时搞搞戏剧创作。他告诉过我们，他年轻时的理想就是当一个大作家。白云公社的师资力量薄弱，所有没有人教得了的课程他都能顶着上，除了语文以外，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政治都上过，退休之前他还上过英语和生物，被大家称为“百科全书”。
母亲与父亲截然相反。她不怎么爱钻研业务，一门心思扑在家务上。她的业余爱好是弹琴和研究红楼梦。其实她的文笔很好，我小时候看过她的大学作文，妙语连珠，令我佩服不已。
“长姐当母”。我姐姐的潜意识里，从小就有带好弟弟妹妹的责任。比如，我和她都喜欢吃白菜叶子不喜欢吃白菜梗子，在只有我俩同时吃饭、父母亲都没有在场、而她自己年龄也还只是个小孩时，能做到把所有的菜叶夹到我的碗里，她自己吃梗子。到现在我都真的尊敬她，不服不行。
来到尖岗山下，我们三姊妹很快就融入到了当地的环境当中，融入最快的当数我的哥哥。他一到农村，就和当地孩子打成一片，能上树掏鸟窝，会下塘下坝游泳，而且家里都不知道他是何时学会游泳的。什么东西一学就会，地方方言说得特别地道。
农村中学放假时间是按照农作物收获季节决定的，春插、双抢和秋收是肯定要放假的。很多老师不是有编制的，本身就是农民，俗称民办教师。他们虽然放假了，但体力上比不放假还累。我父母是国家教师，也要参加学农基地的劳动或直接支援老百姓春插、双抢或秋收。印象中声势浩大的劳动当数修建向东渠，那条到白云乡的河渠灌溉基本都是我们那时候公社社员和师生员工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
农家孩子帮家里扯猪草、砍柴、放牛是每天的必修课，农忙时节扯秧、插田、拌禾很常见，而我们这些吃商品粮的教师子弟课后也有一些事情要做，比如参加学农基地的劳动，给菜园浇水，参加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等。记得我经常在早上六点多准时到尖岗山上去吊嗓子，到现在我的学友还打趣我说，她娭毑那时候每天叫她起床就是一句话：“柳明都唱歌了，你还不起来”。那时候农村风景都是原生态的，景致极佳，只是我们认为那就是理所当然的。春天田里黄黄的油菜花和紫色的草籽花交相辉映，山上桃花和映山红和各种野花盛开，夏天池塘荷花和金灿灿的稻谷自成体系。秋天山上叶儿红了，农民劳动出来的累累果实都出来了，我吃的最多的就是红薯。冬天白雪皑皑，我们忙着堆雪人。但是我小时候想不明白的是：知识青年下放到白云公社第一天还在作诗吟唱，兴高采烈，第二天就闹着要回去呢？现在想来应该是家里的娇娇宝贝，哪能一下就要接受自己搞饭菜、下田搞劳动、何况还只记工分、没有金钱的苦呢！
尖岗山的娱乐十分单调，我们记忆最深刻的是打乒乓球、跳绳、踢毽子、打陀螺、跳“房子”及跳橡皮筋。也会和下乡的知识青年一起参加文艺宣传和演出，包括跳舞、唱歌、快板、朗诵、京剧片段等，我记得当时最流行的是“三句半”，好像小品还没有流行起来。我佩服余亦梅和张宪珍老师，经常教我们舞蹈和唱歌，在戏台上和田间地头表演过《我爱北京天安门》、《小螺号》、《采蘑菇》等节目。我那时候是知识青年的“小尾巴”，她们谈个恋爱有时候都带着我。女知识青年里面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何可可和吴励吾，何可可的节目主持水平一流，普通话和表情没得话说。吴励吾体操前空翻、后空翻和双杠水平如同杂技一般，把我都看呆了。男知识青年里面我最佩服的是成湘文，和我爸爸一起搞剧本创作，不但能编剧，而且会出演男一号，画画水平也超高。我们同龄的孩子还会在一起玩游戏，比如抓特务的游戏，一群学生里面有扮演好人的，也有扮演坏人的，要靠自己的头脑识别，有暗号，也有口令，使用频率最多的一句暗号是京剧《智取威虎山》里面的一句经典台词：“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
小时候我喜欢看小说、听收音机。我记得小学三年级手里拿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海岛女民兵》，由于是自己看，也没有大人指导，既没有拼音标识，更没有插图和配音，就是成人阅读的那种，念错字不足为奇。由此我联想到北京大学有个校长在新生开学第一天说了个错别字，据网友议论不配当校长，我估计应该就是我的同龄人，这是由成长环境决定的，当然也许是我狡辩，后来有这么多的机会纠错不是吗。听收音机我喜欢的当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针对儿童设定的《小喇叭》节目。
尖岗山下的那段岁月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看露天电影。那时候的露天电影，不是八大样板戏，就是《地道战》和《地雷战》，要么偶尔看一下阿尔巴尼亚的《海岸风雷》和朝鲜的《卖花姑娘》。为看露天电影，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大一点的小孩带领下，我们走了二十几里的麻石路到易俗河镇上看电影，回家时走错了路了，走到去株洲方向去了，直到清晨我们才绕回家中，把我们的父母急晕了，从此再也不允许我们去远的地方看电影了。
在尖岗山下过年也是一件特别惬意的事情。过年要穿新衣服，是那个时代每个孩子的热切期盼。当时物质条件比较贫乏，尽管我父母亲的收入比公社书记还高，由于物资贫乏，加之地理位置偏僻和交通不便等原因，所以也很难买到新衣服，于是我母亲发挥了四川女人能干的特点，自己给全家人做衣服。我平常有很多时候只能穿我姐的旧衣服，那时候我心心念念的红灯草绒衣和卡其布蓝色裤子就等着过年实现了。吃肉需要肉票，鸡蛋也不常见。想吃好一点的菜，也只能在过年的时候。过年时每家每户都会配几个荤菜打打牙祭。一到过年守岁，我父亲就会从少年到青年再到成年讲他的光荣史，讲他抗美援朝勇敢，讲到他回国在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发奋读书，讲他和母亲相知相爱的经历。大年初一清早起来，我们三姊妹就跟着一个大小孩，带着一长串的大小不等的小孩串门子，十几个小孩东家出西家进，每家摆着花生瓜子糖果任小孩抓，那时候我恨不得身上有八个口袋。
恢复高考制度以后，我们三姊妹都考入了湘潭县一中。我哥哥聪明睿智，学习能力强。只要老师指点一下，他就能融会贯通，尤其是数学，高考时百分制考题的数学，他打了九十三分。而我属于笨鸟型，只能靠勤奋刻苦。最终我和哥哥都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姐姐由于下农村比较早，耽误了学习，没有考上大学，但靠勤劳的双手过上了了丰沃的生活。三姊妹每当聚会时聊及尖岗山下的那段岁月都感慨万千，也更加珍惜当下的美好时光。
作者简介：杨柳明，61岁，毕业于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原湖南财经学院），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退休教师。研究员职称，爱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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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简介
王金星，笔名甘霖，湖南省祁阳市人，大学本科文化，文学创作一级。中国小说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企业报“十佳”采编，中国企业报刊媒体先进工作者。抗日烈士王益闰后代。历任企业党委工作部部长，煤炭资讯网(中国煤炭新闻网)顾问，报社编辑、记者、发行部主任、采编部主任、记者站站长、副总编辑、党支部书记、主任政工师等职。近年来，已著有文学及音乐作品20部，累计发表作品400余万字，多次获湖南新闻奖、湖南企业报好新闻奖、中国煤炭新闻奖、全国城市广播电视报优稿奖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