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贵州省纪委监委2024年1月2日消息，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丁雄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贵州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值得注意的是，这位现年50岁的茅台前掌门人，在其离任仅7个月后便落马。自2018年以来，这已是茅台集团第3位被调查的董事长，前两位分别是袁仁国和高卫东。这一系列事件不仅震动了酒业，也引发了公众对茅台集团“靠酒吃酒”腐败现象的深思。
丁雄军，这位拥有博士头衔的茅台董事长，在业内一度被寄予厚望。他的职业生涯丰富多彩，从2001年开始从政，历任多个政府职位，最终在2021年8月被任命为茅台集团董事长。在任期间，他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废除“拆箱令”、推出茅台1935、上线i茅台电商平台、推动品牌“年轻化”，并布局了“喝、吃、品、饮、带”的产品矩阵。然而，这些成就并未能掩盖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事实。
丁雄军的落马并非个例。自2018年茅台反腐风暴开始以来，茅台集团已有多名领导干部被查。这些事件背后，暴露出茅台集团内部腐败问题的严重性。那么，“靠酒吃酒”腐败的根因何在？为何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仍有不少内部高管落马？如何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茅台的价值塑造，离不开政商关系网背后暗藏的利益链。贵州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副省长王晓光便是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的典型代表。据报道，王晓光仅通过茅台酒就获取了数千万元的巨额利益。他利用逢年过节等机会，大肆收受商人和干部送的茅台酒，并授意他人去自家门店高价购买茅台酒赚取差价。为了处理家中过多的茅台，他甚至将酒拆开倒入坛子中，后来干脆把这些名酒倒入了下水道。这些酒多到连坛子都装不下，需要分几次才能倒完。在被采取留置措施后，又发现了4000多瓶茅台酒。在被抓时，王晓光还在卫生间满头大汗地倒酒，他的妻子不禁感叹道：“扔也扔不掉，喝也喝不了，送也送不完，倒也倒不尽，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这一幕，无疑是对腐败者贪念的最好讽刺。
时任贵州茅台集团总经理袁仁国同样深陷腐败泥潭。作为茅台发展的关键人物，袁仁国长期在茅台集团工作，从一名酿酒车间工人一步步成为一把手。他在任期间，建立了庞大的经销商销售体系，推动了茅台集团的高速发展。然而，袁仁国也承认自己既是“茅台乱象”的制造者、带头者，也是参与者、获益者。他为他人在获得茅台酒经销权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其妻子和儿女也违规经营茅台酒，获利数亿元。这种家族式腐败现象，在茅台集团内部并非个例。
茅台集团内部的“近亲繁殖”和“圈子文化”也是反腐难的一大原因。在茅台系列反腐案例中，不少落马高管都存在“搞家族腐败”问题。他们利用手中权力，为亲属和身边人谋取私利，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这种“圈子文化”不仅助长了腐败现象的发生，也使得反腐工作更加艰难。
茅台酒销售体系更是腐败的高发地带。由于茅台酒市场的供需失衡和价格飙升，使得茅台酒销售公司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从董事长到总经理，再到副总经理和经理等各个环节，都存在“利益输送”的可能。一些经销商为了获取更多的茅台酒资源，不惜与高管拉关系、搭人脉，进行利益输送。这种腐败现象不仅损害了茅台集团的形象和利益，也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
除了个人贪念和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外，“茅台乱象”的背后还有党政机关不敢“硬碰硬”的心态作祟。茅台集团作为贵州省的税收大户，其地位举足轻重。一些党政机关官员在面对茅台集团的腐败问题时，往往存在畏难情绪，不敢深入查处。这种心态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腐败现象的发生和蔓延。
为了斩断“以酒谋私”的利益链，贵州省采取了多项措施。2019年1月，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严禁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的规定》，禁止领导干部插手、参与茅台酒经营的行为；要求茅台集团建立领导干部打招呼登记备案制度。同时，贵州还研究制定了《贵州省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行为纪律处分规定》，列出“负面清单”，细化行为性质，明确处分档次。这些措施的实施，对于遏制茅台集团的腐败现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反腐斗争仍然任重道远。尽管茅台集团已经查处了一批以酒谋私的高管，但腐败问题仍然时有发生。这说明反腐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要彻底根除腐败现象，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监督机制、提高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
此外，深化国企改革、完善现代企业治理也是重中之重。贵州茅台作为上市公司，应进一步提升治理水平，增加透明度，接受外界监督。政府也应从监管角度入手，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督，为企业创造良好的信息公开条件。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总之，“靠酒吃酒”的腐败现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彻底根除这一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有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监督机制、提高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以及深化国企改革等措施的综合施策，才能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