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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安期刊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的第一份公安期刊《公安旬刊》在延安诞生。“以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为例：从抗战开始到1939年底，共召开各种宣传会议1000多次，在《新中华报》发表宣传文章十余篇，编印《公安旬刊》40期……这是迄今为止在文献上提及的最早的公安期刊。当时，主管出版刊物所在地的公安领导对刊物的出版非常重视。例如，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编印的《锄奸通讯》，创刊于1941年7月15日，在创刊号发刊词中，保安处长周兴指出：“锄奸通讯经边区政府批准，为保安处不定期的锄奸刊物，其任务在揭露敌人，教育自己，吸收大众经验和意见三个主要方向努力，以求更进一步提高工作质量，开展锄奸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公安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锄奸保卫工作。所以，这个时期出版刊物的宗旨、任务、内容等，都是围绕着锄奸保卫来开展的。从对来稿、用稿的要求来看，刊物办的较为规范，这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战争年代是十分难得的。解放战争时期的公安期刊，绝大部分是根据地、解放区生产的土造纸油印而成的。开本大小不一、装帧也不相同。有的同一种刊物，每期开本也不一样，油墨颜色多为黑色，也有蓝色和红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公安期刊所反映的内容主要是为当时斗争实践服务的，理论探讨与学术性文章较少，如果分类，可归为综合类。”“这种情况反映了斗争的需要，期刊的舆论宣传、工作指导、社会教育作用得到了体现。” “我们党历来非常重视教育事业和对保卫人员的培训工作。四十年代初，在延安西北公学就办了锄好保卫干部训练班。那时的条件很差，住土窑，吃小米，点油灯，无教材，无课堂，以石头或膝盖当课桌，用马兰草纸写笔记，拿野鸡翎当笔使。就在这样一个环境艰苦，条件简陋的学校里，培养了一大批保卫和情报工作干部，今天公安和安全战线上的老同志，好多就是经过西北公学培养出来的。”1941年9月，在延安城南杜甫川沟口成立边区警政学校，由吴台亮和郑自兴先后任校长，学员120人左右，为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培养公开的公安保卫干部和警察。1946年边区政府《加强保安工作案》中指出“为了培育和提高边区警察质量，应在当地公安局警察中轮流调遣二十至四十人集中训练，以政策技术为主要教育内容，每期限三个月至五个月，毕业后仍派回原地工作。除了开办保卫干部短期训练班外，边区政府还开办了‘警政学校’，以便进行更为专业和常规化的警察教育。各分区、地方选送警察、保卫干部到延安接受教育时，还需要履行严格的报批程序。与警察在职教育不同，学校教育的内容则偏重于基础性、理论性的知识，如当时延安大学行政学院开设的学制两年的警政班，侧重于警政工作的入门教育，其目的是培养初等程度的警政人才。课程设置有政治理论、警政业务、社会常识、日语（百团大战后，延安来了少量的日本战俘，在安置和管理这些战俘的过程中，需要日语人才。）等。“边区的警察教育是非常注重实效的，也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秘密工作、侦察工作、审讯工作等等，都是警察日常工作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也是特别需要提高和加强的业务技能。”“尽管边区政府的警察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并不是说边区警察、保卫干部的工作就由此完美无缺了。即使是教育中，乃至教育后，仍然有警察违规执法而被群众控告的，也有刑讯逼供造成错案的。但是，这些个别现象并不能抹煞边区进行警察教育的功绩。”“边区富有远见的警察教育为日后接管大城市警政打下了基础。仅以上海为例，1949年5月开始接管时，‘已经有共产党干部打进了上海的警察队伍。这些地下党员在1. 4万名警察中人数虽然很少，但在人民解放军的接管专员接收上海警察机构的准备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五天内，在‘秩序井然’的情况下，共产党干部开始‘拆屋重建’，即彻底摧毁旧的警察力量，对旧警察进行调查和再教育后重新加以录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解放后，之所以能对旧警察队伍迅速接管和成功再教育，与边区通过警察教育训练出一批觉悟好、素质高的中高级警察人才密不可分。”“1945年11月7日，大连市警察总局成立，当时的主要领导干部是从延安、华北等各地部队中调来的，而一般的干部和警察则是就地招收的，特别是接收了先前由地方治安维持会把持的各警察署的‘治安队’，这就为新成立的人民公安机关带来了如何教育改造好这支队伍的难题。鉴于此，总局于同年12月及时成立了警官训练队，负责教育改造各警察署‘治安队’的头头，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训练审查，对其中有罪恶和民愤的给予严肃处理，对有劣迹或老弱者分别予以清理安置，好的同志则予以留用。这就是旅大公安总局警察学校的雏形。1946年6月，一个新的难题摆在了总局领导的面前，那就是新成立的人民公安机关中的大部分警察是从本地招收的工人、农民和少数学生，不少人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雇佣观念和旧警察作风，很难完成保卫新生政权的重任。鉴于此，总局决定筹建一所集训练和培养干部于一体的警察学校，为此经请示行政主管单位辽东军区，批复同意成立警察学校。总局随即于同年8月，由总局训练处直接负责着手筹建工作，8月底，旅大公安总局警察学校正式宣告成立。警察学校招收学员的条件是‘除公安基层单位有发展前途的干警外，还有地方担任保卫工作的干部和社会青年学生。各警察大队，县区公安局，根据总局规定的条件。分配名额选送学员’，培训目标是‘主要担负对连、排级干部的培训。诸如派出所所长、机关保卫干事、警察大队连、排级干部、基层政工干部’。办学宗旨是‘一切为了战争，培养干部、建设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为人民服务的、新型的人民警察队伍’。”学校于1947年8月招收了第二期279名学员，分为政治、业务两个队。同年11月结业后，根据总局决定继续留校，参加第三期的阶级教育即诉苦运动。截止1949年6月，培养了4500名公安干部。
1946年2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创办警察学校。5月，华东警察学校正式成立，这是我党第一所正规的警察学校。学校由华东局委员、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担任校长，校址设在山东省临沂梨杭村。学校机构设有教研室、组织干部科、总务科、一个学员大队。1946年10月，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为山东警官学校第一期学员毕业证书题词：“忠心革命事业，坚决保卫人民利益。”在1946年5月至11月期间，3200名学员结业后全部分配到部队保卫部门和地方公安机关。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中共中央华东局于12月9日作出了《关于开办山东省第二期警官学校的决定》，以培养、训练适应新解放区的警务人才。
华东局社会部干部科长林道生和徐盼秋带领部分青州保训班干部、学员，先期到达济南，进行筹备工作。开始，沿用解放战争期间被停办的山东省警官学校的旧称，后改名为华东警官学校。校长由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梁国斌兼任，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山东分局社会部部长、山东省公安总局局长李士英兼任副校长，林道生任教育长，徐盼秋任副教育长。下设教务科、人事科、供给科、教研室。校址设在济南市府东大街79号（今省政协大院）。
该校为军事性质的学校，实行严格军事管理。师生着军装，实行供给制。为了迎接大城市的解放，华东警官学校的全体学员于1949年4月底学习结束，进行南下动员。1949年5月27日南下师生到达上海后，奉命参加接管上海市国民党警察训练所、警察局和警察博物馆等单位。南下师生绝大部分成了公安保卫部门、政法战线的骨干力量。
来源:中国警察史（50）——第八节 公安期刊与警察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