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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海外多方面的调查，记者比较清晰地发现：围绕中国文物所展开的一场国际“商业”运作，有着极为缜密的战略性布局，手法与股市“庄家”惯用的“高抛低吸”伎俩非常相似—— 一手持续不断地拉高明清官窑瓷器的价位（天价），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出货；另一手则利用中国对出土文物的管制政策，大量廉价收购、储备那些时代久远、真正有较高文化含量的高古文物，只待时机成熟，便竖起新的价格标杆，策动这一部分文物“出口转内销”的回归运动，源源不断地用中国人自己的“物”，赚取中国人自己的钱。
近些年，中国内地电视台的鉴宝节目十分流行，创下很高的观众收视率。其实，这档子电视鉴宝节目在国外早已存在，最早开创先河者是英国广播公司。1977年，该公司制作了一部跟拍某拍卖公司赴西部寻宝的记录片，节目播出后，意外地受到观众热捧，并且还在英国掀起了鉴宝、藏宝热。于是，这家广播公司索性将这个记录片的基本形态加以固定，用专家寻宝、鉴宝的基本模式打造了一档固定栏目，于1979年隆重推出，一直保留至今。现今央视的《鉴宝》和《寻宝》栏目，节目结构基本上与英国的“鉴宝路演”大同小异。随着全球艺术品市场热度升温，拷贝鉴宝节目的电视台越来越多，尤其在欧美和亚洲国家，各种冠名的寻宝鉴宝节目早已成为一些大电视台的热播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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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多次在英国和美国收看过电视鉴宝节目，并一直关注节目中欧美文物鉴赏家对中国文物的点评，发现这一类节目的价值取向惊人地趋同，基本上都是跟风拍卖市场的热点拍品。拍卖行近期有什么拍品天价成交，接下来的电视鉴宝节目就会去寻找那些同类物品凑热闹。例如：自从2005年中国元代瓷器“鬼谷子下山图文罐”和一批景德镇明清官窑瓷器拍出天价后，美国和英国的电视鉴宝节目便隔三差五播出一些有关中国明清两代外销瓷器的鉴定节目。而就在2008-2009年法国佳士得拍卖中国圆明园铜兽首过后，清代宫廷遗物热受到一定的抑制，一些外国拍卖行似乎正在把目光转向更为古老的中国时空。这种转变，我从美国的电视节目里得到部分证实。
今年上半年在纽约讲学期间，我收看了一期由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制作的名为Antiques Roadshow（古董路演）的电视节目，其中有这样一个场面：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先生亮出家藏的三件中国古董，一件是龙山文化时期的黑色蛋壳陶杯，另一件是战国时期的龙凤玉佩，还有一件是汉代舞人陶俑。在完成对展品的真伪鉴别后，专家们分别给予这三件中国古董开出80,000、200,000、100,000美元的估价。据我所知，这三件东西在中国文物市场上的价格还不到刚才专家估价的三分之一。
节目最后，一位拍卖行的中国部专家还对中国文物的市场价值作出如下评介：“……大家知道，近年来中国近代宫廷瓷器不断创出新的成交奇迹，但实际上，更为古老的中国手工艺品，才能够真正体现中国古代文化品质和价值。而现在，正是收藏那些宝贝的最佳时候……”
电视鉴宝节目的确是观察大众收藏趋势的一个窗口，其中必定掺杂着制作者和赞助方功利性的主观意志。为了进一步了解佳士得和苏富比等国际大拍卖行在今后若干年市场运作的动向，我在美英法三国讲学期间，对中国古代文物在海外市场上的总体走势作了数月的专题访问，受访对象有各类鉴宝节目的电视制片人、拍卖公司的从业人员、部分海外中国文物收藏家。概括起来，他们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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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官窑瓷器的热度和价格差不多到了阶段性的顶峰，在未来几年会逐渐降温。理由基于三方面：一是佳士得、苏富比多次拍卖圆明园遗物事件，已经引发了中国政府和普通民众的愤怒，抵制买卖此类拍品越来越成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内地民众的共识。而此类拍品几乎无一例外全都是抢掠偷盗之物，很少来路清晰、传承有序，摆在桌面上买卖，肯定都会刺痛中国人的神经，引发抗议和抵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封杀了此类藏品的升值空间，因为毕竟此类拍品的买家从目前来看90%以上都是中国人；二是清代瓷器在欧美国家的藏量巨大，在较长时间里都不会缺货；三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内地富豪收藏家的审美能力和艺术品投资经验会日趋成熟，在选择藏品时，会更加注重文物的文化品质。
2．20年之内，中国文物的市场热度不会减退。一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刚刚起步，在正常情况下至少会走完一个周期，中国人口袋里的钱会越来越多，房子买了、车子买了，而艺术品收藏却是一个可供长期消费、满足精神需求和投资愿望的极好途径；二是中国的富豪收藏阶层已经形成，从佳士得、苏富比等国际大拍行的预展地点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阶层所在区域已经由最初的北京、上海、江浙地区扩散到广东、山西、福建等地。据两家公司的职员告诉我，他们每年发出的参展请柬数量越来越大，参展竞拍的富豪人数越来越多，投入的资金也越来越大。正如佳士得一位高管所说的一样：“不管价格多高，只要你有好东西，就有中国人出得起价！”
3．今后几年的市场亮点将会从明清官窑瓷器逐步转向四个方面：一是宋代南北名窑瓷器，除脍炙人口的“官、哥、汝、钧、定”所谓“五大名窑”之外，还有南方青瓷系列中的龙泉窑、建窑兔毫油滴、景德镇宋影青，北方窑口的耀州窑、磁州窑等；二是新石器时代彩陶、唐三彩等陶器；三是汉代以前的玉器和青铜器。其中，以夏、商、周所谓“早三代”的青铜器，以及战国和汉代的玉器将最受藏家追捧；四是唐以前的石质造像和元代以前的古字画。
几家大拍卖行的有关人士向我透露：在“元青花热”、“清宫热”掀起之前，中国的高古陶瓷器、玉器、青铜器一直都是西方收藏家的“宠儿”，后来由于中国富豪收藏阶层的崛起，加上国际拍卖行因为后者货源充足而作出人为引导，才使得它们的价格屈居元明清三代官窑瓷器之下。这几年他们又开始做高古瓷和高古玉方面的“试拍”，这方面藏家的人气正在逐步恢复和提升。
我从近年来几家大拍卖行的拍卖数据上证实了受访者的观点，欧洲一家名叫《世界艺术品市场周刊》的杂志，09年初发表了一篇分析世界艺术品市场中中国拍品现象的文章，其中列举了很多在中国国内鲜为人知的数据。如：2003年以前，国际拍场上的中国古代艺术品种类60%以上是元代以前的瓷器和汉代以前的青铜器、玉器，清代瓷器仅占25%，元、明代瓷器瓷器各占5%，其它杂项占10%；2003年以后，明清瓷器所占比例逐年飙升，截至2008年为止，竟然占据拍卖市场中国标的总数的80%以上。但是，该杂志在对2008-2009年的市场调查中发现：这种比例正在悄悄地发生微调，在已经开拍和即将上拍的拍品当中，明清瓷器所占比例减少了15%，取而代之的正是高古瓷、高古玉和青铜器，还有就是现当代画家的作品。
《世界艺术品市场周刊》的文章对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所作出的分析，以及对未来市场的预测和判断，跟笔者以上调查结论如出一辙，别无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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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发行的《艺术品与财富》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罗列了另外一组数据，称：“……据不完全统计，近30年来，从中国香港外流的中国出土文物有近千万件，其中绝大部分是由盗墓者与走私者联手卖出，少数是文博单位的内贼监守自盗所为。这些物品一部分流向欧美各国博物馆，一部分被以各种名义取得‘合法’身份后，由拍卖行公开拍卖，另外一部分则通过古董市场流向古董收藏家的储藏室……这些文物大部分售价极低，有些甚至一堆一堆地估价贱卖，但转手后，无论是经外国古董商还是拍卖行倒卖，一般都可以获得几十倍、甚至几百上千倍的利润。更重要的是，对于拍卖行来说，这些拍品不但可以回归中国文物的真正价值，可以赚更多钱，而且引起的纠纷还会更少，因为大部分走私出土文物，中国政府都没有档案可查，很难举证追讨……”
尽管有些数据很难得到具体证实，但这篇文章所透露出来的基本信息，却是轻而易举可以得到印证。我曾就此事咨询过一些外国拍卖行的中国拍品负责人，他们对这种说法毫不觉得奇怪，只是对其中的数据表示质疑。当我问及今后中国文物的来源是否会逐渐枯竭时，他们一致觉得我是在闭着眼睛搞笑。他们回答说：“第一，明清瓷器在欧洲遍地都是，要求送拍的人非常之多，如果全都收下恐怕还可以拍上几十年。当然，我们要做挑选，而且要根据买方市场的情况进行排队；第二，近几年送拍的中国高古文物数量同样多得超出想象，可以这么说，过去若干年我们掌握的这类拍品，还不及现在一年主动上门联系的数量多。质量也一样，过去能找到一件商代青铜器作为拍品我们就兴奋不已，现在卖都卖不过来，一般器物有明显残缺的我们都不让上拍，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们中国人喜欢完美无缺的东西！”
在调查中我还得知：一些拍卖行在公开拍卖明清官窑器的同时，已经开始在私下培育高古陶瓷的市场。佳士得拍卖行的一位朋友在聊天时告诉我：这几年，他们每年都会举办一些元代以前的中国文物专场拍卖，成交量和成交价格正在逐年上升。
那位朋友举例说：“前年在纽约的一场中国瓷器艺术品拍卖会上，我们一次性卖出唐三彩器物21组29件，成交率在70%以上。通过这20多年的定向收藏，此类在中国被禁止买卖的出土文物正在源源不断地被西方收藏家和古董商低价收入囊中，当然，最终大部分文物还会被中国人花钱买回去。我们也乐意看到这种结果，物归原主嘛！”
记者查阅了有关资料，足以证实那位朋友的判断：2002年，仅佳士得和苏富比两家公司就拍出了40件宋代名瓷。其中，香港苏富比春拍时，一件宋代钧窑天蓝釉葵花式花盆连盆托卖到近400万元港币。到了秋拍，香港佳士得推出的一件北宋定窑黑釉鹧鸪斑碗，成交价高达1239万港元，比较10年前高出几十倍。到了2004年，高古瓷成交数量进一步增加，宋瓷成交达130件以上，价格则稳步抬升，2005年3月31日，纽约苏富比拍出的一件北宋定窑花口盘，成交价高达152.8万美元（约1263万人民币）。但据业内人士估计：这一类高古瓷的成交价近期内不会推得过高，因为有关方面还在忙于“吃货”。
一位在伦敦拍卖行工作的华人也告诉记者，近几年，加大中国高古文物的试销力度，已经成为多家海外拍卖行的共同战略。那位朋友说，除开公开性拍卖之外，他们还以非公开拍卖的方式撮合过几单这方面的买卖。所谓非公开拍卖方式，就是由中间商为自己熟悉的买卖双方客户牵线搭桥，对部分对口古董进行价格磋商，达成一致意见后便私下成交。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买卖双方都可以省去一些交易税费，而且价格一般都比较适中，有利于这一类文物按照各家拍卖行的战略目标调控价格。
那位高管所说的情况，记者在国内调查中也得到了证实。浙江一位富豪收藏家就以这种方式，经人撮合在伦敦市场上仅以折合人民币300万元的价格，一次性买下汉代以前的青铜器20余件，其中还有珍贵的二里头青铜器2件。这些批量“打包”买回的青铜器经过国家权威专家认定，全部属于真品。
通过多方面的调查，记者比较清晰地发现：围绕中国文物所展开的一场国际商业运作，有着极为缜密的战略性布局，手法与股市“庄家”惯用的“高抛低吸”伎俩非常相似——一手持续不断地拉高明清官窑瓷器的价位，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出货；另一手则利用中国对出土文物的管制政策，大量廉价收购、储备那些时代久远、真正有较高文化含量的高古文物，只待时机成熟，便竖起新的价格标杆，策动这一部分文物“出口转内销”的回归运动，源源不断地用中国人自己的“物”，赚取中国人自己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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