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以来，在以色列和伊朗完成第二轮冲突循环的同时，以色列在黎巴嫩与真主党的冲突愈演愈烈，在加沙与哈马斯的冲突仍在延续，而被视为巴以冲突重要影响因素的美国大选也已迫近。当前，尽管巴以冲突仍然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但经过一年的冲突后，无论是“抵抗之弧”还是以色列等巴以冲突的主要当事方，都已经陷入力量严重透支的困境，而疲于应付的美国也已经陷入了严重的战略疲劳。

笔者曾在上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从当前巴以冲突的演进看，无论形势发展向好、向坏，冲突都可能正在接近重大的转折。尽管向好、向坏的积极和消极因素同时存在，冲突是转向缓和、和平，还是走向更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走向缓和的几率应高于走向大规模冲突和战争的几率。（刘中民：《辛瓦尔被杀后，本轮巴以冲突或已接近关键拐点》）

巴以冲突究竟是向着缓和还是升级的方向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巴以冲突相关各方如何在其面临的矛盾困境中选择正确的方向。这些矛盾困境主要包括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战争与和平的矛盾困境，以色列与“抵抗之弧”战争与和平的矛盾困境。

以色列与“抵抗之弧”：两种冲突的复杂态势

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其冲突主要以两种形式展开。其一是以色列与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以及胡塞武装的冲突，其冲突在近一年时间内主要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进行，但自2024年9月以来，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明显加剧。其二是以色列与“抵抗之弧”核心伊朗的冲突，这种冲突自2024年4月以来从过去的暗战升级为双方互相打击对方本土的直接冲突，且不断升级，并在10月爆发了第二轮直接冲突。

因此，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冲突不同于以色列与真主党和哈马斯的冲突，当前中东的冲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冲突，即以色列与哈马斯、真主党的冲突，其冲突十分惨烈，特别是以色列绞杀哈马斯和真主党高层的方式异常残酷，这是血淋淋的真实冲突；一种是间接的冲突博弈，即伊朗与以色列、美国之间的隔空冲突，这种冲突明显具有预备、预警、管控的性质，而且美国、伊朗拥有避免冲突升级的共识。

10月26日，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目标进行空袭，作为对10月1日伊朗导弹打击以色列本土的报复。然而，以色列并未像此前宣誓的那样打击伊朗核设施和石油设施，进而避免了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升级为地区性战争，也完成了2024年4月双方互相打击对方本土后的第二轮冲突。

伊以冲突得到控制无疑是以色列、伊朗、美国三方之间复杂博弈的产物，以色列通过最大限度地威慑伊朗来牵制美国，并迫使美国加大对以色列的安全保障；伊朗在划定以色列不得打击其核设施和石油设施的所谓“红线”的同时，通过第三方与美国进行协调，通过美国迫使以色列保持克制；美国则为了避免冲突升级殃及其中东战略收缩，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进行平衡。

在伊以冲突告一段落的同时，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愈演愈烈，一方面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轰炸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多名真主党高层领导被清除；另一方面是黎巴嫩真主党在领导层遭到致命性打击后，仍能体现出顽强的组织韧性和战斗能力，并不断造成以色列军队的伤亡。很显然，相对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其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的结果将更差。以色列不仅无法消灭哈马斯，更无法消灭真主党。不仅如此，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长期化，以色列将陷入更加不利、进退失据的困境。

在黎以冲突加剧的同时，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加沙的冲突仍在延续，哈马斯仍具备对以色列发起攻击的能力，甚至10月20日在加沙北部炸死了以色列国防军第401装甲旅旅长达克萨上校，这无疑粉碎了以色列关于哈马斯武装力量已“基本消灭”的说法。

此外，以色列对联合国权威的蔑视变得更加激进。以色列不仅在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中攻击和威慑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而且宣布拒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入境以色列，还通过国内立法禁止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救济工程处的运作。

总之，在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相对得到控制的同时，以色列与真主党的冲突日趋白热化、与哈马斯的冲突惨烈，以色列极端偏执、迷信暴力的政策越走越远。

新一轮巴以冲突不同于2000年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僵持以来的数次巴以冲突，它的冲突主体、范围、烈度、影响均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的数次巴以冲突主要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展开，且时间持续较短、烈度相对较低。新一轮巴以冲突则是以色列与伊朗领导的“抵抗之弧”之间的全面冲突，从冲突烈度、持续时间、地区和国际影响来看，它是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以来最为严重的冲突，是以宗教政治组织（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等）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全面参与的地区冲突，是以色列、伊朗、美国之间进行深度战略博弈的冲突，是令美国在全面支持以色列与避免在中东再次陷入战争之间进行复杂动态平衡的冲突……因此，新一轮巴以冲突的走向也取决于这一系列矛盾的走势。

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战争与和平的矛盾困境

众所周知，新一轮巴以冲突始于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及以色列对哈马斯前所未有的报复，并引发以色列与“抵抗之弧”的全面冲突。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冲突无疑是冲突的核心和冲突外溢的诱发因素，但冲突的根源异常复杂，在本质上它是阿以冲突、巴以冲突长期历史与现实矛盾的产物，特别是2000年以来巴勒斯坦问题日趋边缘化的产物。

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的基本逻辑是以色列在领土问题、难民问题、耶路撒冷问题、犹太定居点问题上采取激进政策，而哈马斯在拒不承认以色列生存权、暴力抗以的基础上，不断对以色列的激进政策做出激进反应，使双方形成激进对激进、暴力对暴力的恶性循环。但是其结果是双方都无法实现自身的目标，哈马斯根本无法实现消灭以色列、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政教合一伊斯兰国家的乌托邦般的目标；以色列也无法实现通过消灭哈马斯改善自身安全环境的目标。

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的悖论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有更加残酷和血腥的体现。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民众付出数万人的生命、加沙沦为废墟的代价，但显然其目标已成为不切实际的泡影；以色列同样无法实现解救人质、消灭哈马斯、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三大目标，反而陷入了更加危险的安全困境和内外交困的政治危机。

从逻辑和现实的角度看，未来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关系大致会有四种可以选择的方式。其一，双方在内外压力下实现停火并重归恶性循环——即周而复始的“矛盾累积—冲突爆发—冲突加剧—冲突缓和”。其二，双方继续扩大冲突，尤其是以色列继续坚持消灭哈马斯等既定目标，使冲突向着更加恶化的方向发展。其三，走向冷和平，冲突后国际和地区各方协调双方矛盾达成一定的危机管控措施，把悬而未决的问题暂时搁置。其四，双方痛定思痛、回归理性，以“两国方案”为基础谈判解决所有问题，实现巴勒斯坦建国和以色列生存、安全得到保障的“双赢”。

就目前的态势看，双方都有结束本轮冲突的需求，但就此走向和平解决所有问题的希望渺茫，双方重回恶性循环的可能性极大，理想情况下有走向冷和平、暂时搁置矛盾的可能。

以色列与“抵抗之弧”战争与和平的矛盾困境

以色列与“抵抗之弧”的矛盾冲突是中东地区一系列矛盾综合作用的产物。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奉行反美、反以和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通过支持伊斯兰主义组织摆脱地区孤立并和沙特争夺地区主导权，而美国领导地区盟友长期围堵和遏制伊朗，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推动以色列和“温和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组建对抗伊朗的“阿拉伯版北约”，都促使伊朗选择支持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以及伊拉克、叙利亚什叶派武装袭扰美国以及以色列、沙特等美国地区盟友，对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施加影响，扩大地区影响力，以抗衡美国的压力。

在上述背景下，以色列与“抵抗之弧”的矛盾冲突不断升级，并在此轮巴以冲突中形成连环式的冲突外溢，而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是否升级为战争成为影响冲突走向的关键。介入巴勒斯坦问题既有利于伊朗在伊斯兰世界争取道义制高点，又有利于其通过培植代理人对抗以色列和美国。但是，伊朗支持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以及伊拉克、叙利亚什叶派武装的做法，既缺乏国际合法性，在本质上无助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甚至导致巴勒斯坦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如果以色列和伊朗爆发全面战争，将更加不利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而以色列利用其情报、安全、科技能力不断打击和摧毁伊朗境内外的重要目标，导致双方的冲突循环上升。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双方的冲突既有以色列与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等“外弧”力量的冲突，也有以色列和伊朗两轮剑拔弩张、不断升级但并未失控的冲突。

从逻辑和现实的角度看，近期以色列与“抵抗之弧”的关系走向存在三种可能的形式。其一，冲突全面升级，甚至走向以色列与伊朗的全面战争。其二，冲突全面降级，以色列与“抵抗之弧”的冲突全面缓和；其三，冲突部分降级，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降级，但与哈马斯、真主党等力量的冲突继续存在。近期内第三种形式的可能性较大。

当然，鉴于“抵抗之弧”的群体性和复杂性，从近期或长远的角度看，双方关系还可以有更多组合形式，但以色列和伊朗关系的走向无疑至关重要。目前伊朗的困境在于国内发展需要与领导“抵抗之弧”对抗以色列之间的矛盾。伊朗与以色列放弃对抗，既需要彼此政策调整，也需要美国放弃领导地区盟友对抗伊朗的政策，也就是需要以色列、伊朗、美国三方通过博弈放弃对抗、建立互信、走向和解。

从近期两轮冲突来看，避免走向大规模冲突是以色列、伊朗和美国的共同需要，但以色列、美国和伊朗的结构性矛盾短期内无法改变。因此，从未来发展态势看，就以色列与“抵抗之弧”的冲突来看，以色列、伊朗、美国都有控制冲突升级的诉求，以色列和伊朗走向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伊朗对“抵抗之弧”的支持虽不会放弃但将更加谨慎；对双方构成考验的严重问题是一旦再次出现对彼此重大利益构成严重伤害的突发事件，双方如何应对。但以色列与“抵抗之弧”冲突的基本趋势应是总体降级，其前提是以色列和伊朗不再伤害彼此的核心利益。

总之，以色列与哈马斯以及“抵抗之弧”之间的矛盾发展演变，决定了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特殊性、复杂性，双方都面临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如何选择的矛盾困境，而美国中东政策、巴勒斯坦内部矛盾也是影响冲突的重要因素（过去的专栏文章已有探讨，此不赘，可参见：（《巴以问题三大症结难解，巴勒斯坦或面对更残酷未来》；《细说哈马斯与法塔赫的恩怨，和解之路在何方》）。

当前，在巴以冲突各方力量消耗严重和内外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冲突应越来越接近走向降级。但由于巴以矛盾与伊以矛盾的复杂联动，以及地区安全环境总体恶劣，美国中东政策道义缺失等因素的存在，冲突全面解决的希望仍属渺茫。冲突各方应在冲突缓和后，真正做出符合自身和对方利益的理性选择，才有望使中东走出冲突循环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