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凡|论袁黄精神的时代意义(第三篇)

民生   2024-12-21 12:12   天津  




论袁黄精神的时代意义(第三篇)

张殿成


袁黄的积极人生态度还体现在他对国政和民生多方面的关注探索上。在一些尸位素餐的官员满足于当官作威作福时,他却是在利用所有能利用的时间,潜心研究各种有益于民有益于世的学问。在宝坻期间,先后对治水、农桑、法制和科考都进行过理论和技能技法上的多方探讨,刊刻了天津地区第一部农业专著《劝农书》等十多种著作。其中的一些书籍,今天犹受到专家的重视,也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袁黄清楚,做官并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作为读书人,探求学问,传布知识,上究天人之际,下惠百姓民生,同样是在实现着人生的价值。因此,被削职为民后,他没有意志消沉,而是隐居荒村,一心以读书著述为乐,平生大部分著作都形成于此时。袁黄也因多方面学术成就,清代得入嘉善魏塘书院的“六贤祠”。可以说,晚年的袁黄达到了人生成就的另一个高峰。

面对人生的挫折,不是以意志颓唐去消磨,不是用悲观失望去沉沦,不是在纸醉金迷中去打发,而是淡定地将之视作生活的拐点,看成是另一条人生之路的开启,要用健康的昂扬的态度去面对,对命运进行不懈的抗争,这是袁黄给我们留下的另一笔精神财富。

出污不染的超卓人格

官场,从来都是人格清浊的试剂所。身在官场的袁黄,无疑要面对明中晚期污浊得几乎无法“独善其身”的官场生态。年过知天命的袁黄深谙其中的种种情弊,也深知只有心境澄明、用道德的高标准和强健的人格力量筑牢坚实的堤防,才不会导致“蝼蚁溃堤”和“木朽生虫”,才能够做到出污泥而不染。

现实中的袁黄首先要面对迎送酬酢等官场情态。宝坻为近畿之地,有运河穿境,不时有上司和致仕高官过往,这在体制上也是要迎送和奉上“车马费”的。更何况境内多有管理皇庄的不良太监常常强取豪夺,一些京城的达官贵人甚至豪奴也不时伸出要钱要物的脏手,对这些惹不起躲不开的“硬主儿”,袁黄态度明确,策略委婉:一面用真诚谦和的话语诉说百姓之苦、为民请命,一面用自身人格、学识的力量感染对方,而且并不顾念触怒对方会丢掉乌纱。不意,这“险招”却生出奇效:有原本豪横的太监在其人格的感召下,竟愿拜在袁黄门下为弟子,归化向善;一些京城的王公大臣为其“爱民重官爵轻”的品节所感,对袁黄钦佩有加,每每叮嘱来宝坻公干的差员凡事要遵从袁公的意志;素知他刚正的上司,对袁黄政务所有求请无不应允。位卑的袁黄以对权势毫不卑亢不猥琐的强劲,反而赢得了高官显贵的敬重,这与一味迎合阿谀反受上司心底鄙薄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融媒记者:李广友

编辑:赵刘伟 赵立颖

复审:吕海滨

终审:郭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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