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岁张晋藩，绝不躺在功劳簿上

张晋藩，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1930年出生于辽宁沈阳（祖籍山东烟台），现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1952年至今，一直从事中国法制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为我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作出重大贡献。今年9月，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我的眼睛不好。你站在我对面，离这么近，我连你长什么样都看不清。”

采访当天，张晋藩一句话就惊到了环球人物记者——知道他患有眼疾，但不知道他的视力已经如此模糊。

这些年来，张晋藩始终活跃在学术和教育前沿，让人常常忘记他为眼疾所困。

他在查阅文字资料时，必须借助能把字放大12倍的电子放大镜，“伤眼睛，看10分钟就头疼”。

教导博士生时，他不得不让学生把论文一段一段念给他听，再逐字逐句指导修改。

他笔耕不辍，诲人不倦，写出多部法学著作，培养出百余名博士生。

今年9月13日，张晋藩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领奖那天，他坐着轮椅被抬进人民大会堂，上台时再由女儿搀扶到习近平主席面前。

“我不是腿有毛病，是走不动了。”张晋藩说，7月份，他头一回感染新冠病毒，先后住了两次院。“我从前走几千米没问题，结果领奖前预演只能走不到100步。”

如今，令他苦恼的是，记忆力似乎也下降了，过去几千字的稿子说记就记，现在有时连“最熟悉的东西也突然想不起来了”。

“虽然毛病不少，但没什么要命的。”94岁的张晋藩笑着对记者说，只要身体能顶住，自己还要再“多读一点东西、多做一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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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8时30分，张晋藩便拿起放大镜开始一天的工作。他早期带出来的一些学生如今已经退休，而他每天依然工作四五个小时。

在旁人看来，他其实可以不这么“拼”。作为新中国中国法制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他出版了60余部专著、主编了20余部中国法制史教材，早已成绩斐然。

“我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时，学的就是张先生主编的教材。可以说，中国法制史专业的学生都是读着他的书‘长大’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院长顾元说。

·张晋藩笔耕不辍，著作等身。

在张晋藩的诸多著作中，有一部不得不提：总计超500万字、历时19年才出版的《中国法制通史》。

它的编写，源自张晋藩所受的一次巨大刺激——改革开放后，日本、美国的法制史专家来华交流，称此前举办过3次中国法制史领域的国际研讨会，但没有邀请中国大陆学者参加，因为不知道该请谁，也不知道中国大陆有什么代表性的理论成果。

张晋藩觉得这是极大的耻辱。

1979年，在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大会上，他号召集结全国的力量写成一本像样的书。

“我们要让外国不敢轻视我们。如果不把中国法制史的中心牢固地树立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我们就是不肖子孙；如果我们的后代要到外国去学习中国的法文化，我们就是犯罪！”

然而，当时全国搞中国法制史研究的也就20人左右，无论是人力、财力，还是研究基础、资料状况，各方面条件都还不成熟。

1985年，研究力量逐步充实，项目也申请到10万元经费，作为主编的张晋藩留下1万元，准备用于将来到人民大会堂开新书首发式。

“当时就是有这种决心，我们一定能够把书编成。”万万没想到，出版社出于眼前的经济效益考虑，将不赚钱的学术著作一压再压，出版又成了难题。

经过多番努力，该书终于在1999年问世。张晋藩在人民大会堂开了新书首发式，至今想起仍然激动：“当时，除了中国的学者，日本、韩国、美国的学者都来了。大家觉得这套书从形式到内容都很好，盛赞它是‘世纪之作’。”

从这套书开始，中国法制史学的中心建立在了中国。人们给它起了个别名——“争气书”。

此后，张晋藩又历时23年组织编写了《中华大典·法律典》，历时16年主编了《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

“张先生的一些著作还先后被翻译成多种外文出版，让外国学者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古代的法制文明，并认识到其重要性和影响力。”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王银宏说。

·1982年，张晋藩（前排左）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进行讲学活动。

尽管著作等身，名扬海内外，但张晋藩“从不敢说一句狂话”，人生信条就是“不偷懒、不自满”6个字。

用学生的话来形容：“他每天不看看书、写写字、做点学问，就觉得是在辜负年华。”

前些年，中国政法大学进行教职工考评，教师发表文章、出版著作、完成项目等都可折算成相应分数。张晋藩是终身教授，本不在考评之列，但学校将他的得分也统计了出来，以树立科研标杆。结果让很多人大受震撼：当时对教授的考评要求是每3年达到500分以上，但张晋藩的评分竟然高达4900多分！

张晋藩会时常回过头去审视自己的成果。那些备受赞誉的著作，如今在他看来“要补的东西太多了”。

“比如《中国法制通史》的民族法制和经济法制部分还不够详实，也缺少对全面依法治国新实践、新经验、新成就的梳理总结。”但综合考虑后，他认为修订此书的时机还不够成熟。

最近，他又收到了两卷新书稿，便兴冲冲地告诉他的秘书张京凯，“后续可以做《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的修订工作了”。

“张先生绝不是一个躺在功劳簿上休息的人，而是一位愿意不断探索、不断前进的学者。”张京凯说。

尽管已过鲐背之年，但张晋藩每年还是坚持去学校给博士生上开学第一课。他说：“当前，我们最紧要的事情就是培养人才。”

“美国不怕你人多，怕的是你科学进步。老师要明确培养学生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就是为了国家富强。这句话可不是空的，是现实摆在这儿，你国家不富强，人家就打你，处处限制你、讹诈你。”

这是张晋藩的亲身体会。

他1930年出生于辽宁沈阳，后经历日寇侵华。记忆中，侵华日军进城后，母亲抱着他，和邻居们聚在院子里，惊恐不已地朝一处看，嘴里说“又杀了一个”。回忆起来，张晋藩说：“虽然那时我年纪很小，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记得很清楚。”

后来在伪满洲国统治期间，他的父亲和哥哥先后被关进监狱。“我父亲是做生意的，被说成经济犯罪，给抓走了，等他出狱后，生意全‘黄’了。我哥哥是小学教员，被说和几个人组成了反日小团体，也给抓走了，直到东北光复后才被放出来。”

战火纷飞的年代，张晋藩不放弃任何求学的希望。

采访中，他拿出一份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华北日报》的复印件，气愤地对记者讲述当年东北流亡学生所遭受的迫害。当时，国民党组织他们进行综合考试，承诺合格的人可以编入北京的临时大学。可到了北京后，他们不仅没书读，甚至没饭吃、没地方住。

“学生们‘爆炸’了，开始游行示威。国民党就派出两辆装甲车，突然用机关枪扫射，震得树叶都落了。我们吓傻了，趴在地上，那7月的柏油路真是烫人……”

但这件事在《华北日报》上竟被描述为“暴徒开枪，学生、军警互有死伤”，学生看到后“破口大骂国民党颠倒黑白”。

东北解放后，张晋藩听说老家成立了一所大学，便冒着枪林弹雨往回赶，可惜等他到时，学校已经满员。没办法，他只好再次前往北京。

他于1950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法制史专业读研究生，195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3年，他被调往中国政法大学，曾任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中国法制史研究所所长，如今是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张晋藩使用电子放大镜阅读文字材料。

在求学之路上，让张晋藩印象很深刻的老师是何思敬。“他讲的很多东西，我们一辈子受用。比如他讲外国法制史时，强调学历史是往后看，但人要往前看。学历史，就是以史为鉴、古为今用，让历史里有用的东西来为今天的现实服务。”

张晋藩十分认同这一点，现在也常常对后辈讲，“我们不仅要用显微镜看历史，还要用望远镜看历史，看看历史发展的前景是什么，要有预见性，才能真正达到学历史的目的。”

张晋藩不希望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而是一定要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做学术研究。

早年任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时，他便提出，如果学生写论文需要做社会调查，那么费用由研究生院来出。这种信任给了当时的学生极大的鼓舞。“大家都很愿意去做社会实践，结束后也会主动把剩余的经费全部上交，没人私吞。”张京凯说。

张晋藩很重视学生的创新性，总强调论文的选题一定要有价值，“辛辛苦苦做一个重复性的选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他的学生、法律史学研究院副院长陈煜说：“张先生很多研究成果都是开风气之先。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他与中国人民大学的郭成康老师合作出了一本《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在此之前，从未有人系统地介绍过清入关前的法律制度。他奠定了中国法制史学的结构范式，因此我们才有了纵向是历史、横向是法学的框架。”

“蓬勃的生命力”

10月底，《张晋藩全集》的执行主编、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副院长罗冠男去找张晋藩开会。张晋藩同她闲聊，说鼎泰丰停业闭店前的最后一晚，他去店里吃了顿小笼包。今年夏天，他想吃松鹤楼的面，也立马动身去了店里。

“张先生非常享受生活中的乐趣。”罗冠男说，只要条件允许，他每年中秋节都会组织大家去颐和园游船或去他家赏月。

他爱写诗，赏秋景、贺新年时总会写上几句。去年中秋，他诗兴大发，写了3首抒怀，其中一句是：“莫谴岁月矾双鬓，日写春秋心自闲。”

张晋藩从不抽烟。他喝酒，但每次只喝一小杯红酒，喝完便不再继续，怕喝多误事。他锻炼的方式是打太极拳，打了70多年，如今虽体力大不如前，但哪怕打不完一整套，也坚持每天打10分钟。

学生们常常惊叹他“蓬勃的生命力”——不论是学术上，还是生活上。

张晋藩并非没有情绪低谷。2018年4月，他的夫人林中去世。他对记者坦言，这对他影响很大，“她一走，我六神无主了好一阵子”。

两人是保送留苏时认识的，但最终都没去成。“我们俩笔试、政审都过了，但体检没过。”

留学不成，但两人越聊越投机，1955年喜结连理。“我是搞法制史研究的，她是搞法律思想史研究的。她中年耳朵不好，我当她的耳朵；我后来眼睛不行，她当我的眼睛。弟子们都说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

他们相互扶持的温馨时刻，印刻在学生们的脑海中。陈煜说：“师母那时耳朵不好，先生就负责下厨。有一回他知道我也会做菜，还跟我在烹饪上进行了一番交流。”

2015年前后，林中患病，张晋藩开始四处奔波、寻医问药。张京凯记得，“2013年，我考上先生的博士生时，先生是满头黑发，几乎没有白发的。师母生病后，我们眼看着他的头发从黑变黄，又从黄变白，整个人特别憔悴”。

在爱人生命的最后半年时间里，张晋藩暴瘦了十几斤。学生们一度为他的状态感到担忧。好在，在小女儿的陪伴下，他坚强地走了出来，一如既往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

他把家里只有初中文化的保姆也培养成了他的得力助手——打字员兼资料查找员。“比如我让她帮我找找顾炎武的资料，她很快就能帮我找到。”

张晋藩改不了的是“操心”。儿子去看医生，94岁的他亲自陪着去。学生因私出国，临行前，他发红包，让学生在外“给子女买点好吃的东西、好看的衣服”。当然，他最操心的还是教育，“有时晚上一想这些事，一宿就睡不着了”。

当年为了给妻子治病，张晋藩将位于北京五环外的旧居卖了。没用完的钱，他这几年捐了出去，先在烟台大学法学院捐建了“张晋藩阅览室”，又在中国政法大学捐建了“蓟门法史书苑”。

在这所全国唯一的以“法史”为主题的书苑内，挂着两幅张晋藩亲笔题下的字，一幅写着“继往圣绝学”，一幅写着“通古今之变”，这是张晋藩一生的学术追求，也是他对年轻学子的殷殷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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