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到了，每到这时节，便会想起老妈做的冬至饭……
所谓的冬至饭，实际上在敦煌叫做“杏壳篓”(“杏”读作“横”)。张掖叫做“猫耳朵”，新疆巴里坤叫做“杏皮子”，内地似乎也有类似的，叫做“麻什子”，人们总是用自己最熟悉的事物来给新事物命名，各地风物颇有不同，这不奇怪！
每到冬至节前一天，妈和村里的众多大妈婶姨们便开始忙碌了。要事先准备好的食材很多，上好的羊肉、白萝卜、胡萝卜、洋芋等等，当然，少不了葱、姜以及晾干的香菜等配料。冬至一大早，妈早早起来，将事先备好的各色食材洗净切成小块，一一下到烧好的油锅里，再放上各种调料，翻炒一番，等臊蛋子炒好，再加入水，放在灶火上慢火煮着。另一个灶火也燃起火，慢慢烧一锅开水。喷香的味道让一贯喜欢睡懒觉的我和姐姐们也早早醒来了。
其实，等我醒来时，妈早就和好了面，并饧成了长条细圆柱状的面剂子，被香味馋起来了的我跟在妈身后，当然，早起的奖励便是数个香喷喷的肉蛋子。吃完，妈在案板上撒上少量面粉，再把面剂子拉开切成大约一个指尖宽度的小圆柱体，我就在妈以及也早早起来的姐姐们的夹缝里一起“跐杏壳篓”(所谓“跐”，本指脚下滑动，暂借指用拇指稍加力度按压并滑动的过程)，手指力量适度，轻松一“跐”，一个蜷曲如晾干的杏皮、形状巧妙的面“杏壳篓”便呈现在案板上，妈和姐姐们手指灵巧，不仅“跐”得快，做出来的“杏壳篓”也美观，我“跐”出来的往往都只是一张张厚薄极不均匀而又极微型的饺子皮而已，所以，大多数时候，我很快就会被“委派”成“伙头工”，去烧开水了。等“杏壳篓”堆满了案板，便可以下锅了。煮好的“杏壳篓”倒进臊蛋汤里，再放上葱花、香菜末，一锅浓稠满溢香气的“杏壳篓”饭就做好了，这时，天也亮了。
每次端回来，妈只是不经意地扫一眼，便能得出结论。比如“你四叔今年收成好啊！”“你三奶家娃子(男孩子)多，争嘴的很！”后来我也渐渐明白，看似简简单单的一碗饭，从碗里臊蛋子的丰富与否，肉蛋子的多寡，油花子的疏密，味道的浓淡，都可以看出一个家庭一年收入的盈亏，主妇厨艺的高低，甚至两家情意的厚薄……
舀好一家人的“冬至饭”，我和姐姐们便开始比谁的碗里肉蛋子多，我有时故意把肉蛋子都藏在碗底下，惹得姐姐们到妈跟前告状说妈偏心，妈早看出了我的小心眼，把自己碗里的肉蛋子再给姐姐们一些，懂事的姐姐们早躲开了。而我也知道，耍小心眼不但自己得不到好处，还会连累别人，也就从此记住老老实实吃饭的道理。
不知从哪年起，妈就不让我再送了。但妈每年仍会照旧早早做好一盆冬至饭。这饭里，比旧时有了更多的肉，更多的其他食材，有了更多的油花子，用了更多以前从未用过的佐料，我们一家仍会吃得很香，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我总在想，汉民族传承数千年生生不息，骨子里一定有股力量在支撑着。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宽裕的家庭做一大锅冬至“杏窠篓”饭，特意多做出来几碗，接济给那些贫寒的邻里亲友或者乞儿，又为避免他们接受时的尴尬，便创造出“百家饭”的名目，相互之间也送一送，以表达感念帮助之情意。其本意也并不是一定要换回一碗或者探看家底，而只是一份善意的表达。最后，传承下来，便形成了冬至节吃百家饭的习俗。
我的祖辈们将这习俗带到了敦煌，又将它传给了我的奶奶，奶奶传给了妈妈，妈妈还在给我们做，可成年后住在城市鸽子笼的我们似乎已渐渐忘了这冬至节吃杏壳篓饭的本意，也更忘了，这饭的另一个名字—百家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