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做任何事都怀有一定的目标，只有知道自己想到达何处，才能采取相应的路线和出行方式，对于修行者也是一样，无论何种宗教或学说的追求者，必须先对自己所要实现的目标有所了解，才可能进而选择正确的方式去不断靠近，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好道之士。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道可道，非常道”，既然道是不可言说的，所以任何关于道的言辞都不是道，都不可信。
这种观点颇为荒唐，因为无论《道德经》还是三洞四辅十二部教典，其实都是为了去解说这个不可说的“道”。
这正如俗话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水的口感只有喝水的人自己知道，但不妨碍通过语言将这种感觉转达给旁人。
《道德经》有云：“道之出乎口其淡而无味”，正说明道并非完全的无可言说。
在这种情况下，原本无法表达的形上之物，就渐渐能够清晰起来，而更容易为世人所理解，这就如许多人没有到过故宫，可是当看过对故宫的介绍性文字之后，知道故宫的面积大小，房屋的高矮色彩等，也就不会把门前山上的小庙认作是紫禁城。
回到求道者所追寻的道，其实道家经典千万卷，归纳起来其解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其一是对“道”的形容，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道，其实依然具有某些可以被形容的属性，如清静、无名、无为、无相等，如《道德经》首章就指出“无名天地之始”，又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等。
在古代的义学祖师们看来，道具有三个重要的特征：一是虚，即前述无相无名等特征；二是通，即遍在于一切万物，为万物的内在属性，这也是所谓一切有形皆有道性的依据所在；三是导，即道能显现为先天圣真，传经说法，化导众生修真悟理，渐入众妙之门。因而求道者所追求的对象，如果符合这些特征，才可能是对的。
如果不符合这些特点，那就不是道家所谓“道”，而只能是个人的臆测，所谓“各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谓道”。
其二，是对有道者之特质的形容，即任何对道有所体悟者，应当会具备和显现出来的人格特征，古人云“诚于中则形于外”，有何种内涵必然会有相应的外在表现，即如有道者而言，众所周知的会具备见素抱朴、仙风道骨、超凡脱俗的气象，而不会执著于世俗的物欲，不会纠缠于人间的得失。
《道德经》更是指出，修道者具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即慈悲、自制、谦逊，这是任何修道者应当具备的基本道德。
这在历代祖师身上都有许多生动的表现，如长春邱祖以七十余岁高龄涉流沙西行，只为救黎民于战火，是为大慈悲。
祖师们严守戒律，如法行道，乃至修订三坛大戒为入道之门，“持戒制六情，念道遣所欲”，是为损之又损，去俗质而脱凡胎，而“丹阳接一童子必先下拜”，“在东牟道上行，僧道往来者，识与不识，必先致拜”，则是谦逊的典范，且为后代儿孙所继承。
另外，依据前述“虚、通、导”的性质规定，也提醒修道者要超越于有象的一切，了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正如《悟真篇》所言“顶后有光犹是幻，云生足下未为仙”，不应沉迷于各种境界、觉受。
而修道者的最重要特质正在于融通万法，圆融无碍的智慧，所谓“若归圣智圆通地，便是升天得道人”。此外，“导”的属性也决定了求道者当以广度众生为自身之本分家务。
其三，是对修道方法的开示。正如《元始洞真决疑经》所言，大道“真是法王，能度众生，越生死海，犹如船师拯济沉溺”，而三洞经教则“是妙医方，能示众生，治烦恼药”。
如果说形而上的根本之道是超越于言说的终极，而经教则是到达这一目标的方法和路径，正如著名的标月之指的比喻，明月在天，而常人不能见，顺着过来人的手指所指，能让寻找明月的人看到天上的一轮心月。
其实经教对道体的形容、对有道者特质的规定，都是为了更好的指引求道者寻找天上明月，而证道的方法则是由凡入圣的必经之路，见月不等于得月，只有通过刻苦的修持，才能“满船空载明月归”。
就道家而言，虽然修行方法千万种，归纳起来不外“宗、教、律、法、术”五乘。
闵智亭道长指出：“宗者，万缘定息，一念不起，坐而待成是也，此实不易行，教者，垂像教化，讲究解释，假此以得开悟也，律者，从方丈，守律坛，演三坛大戒，生慧而登真也，法者，正一符箓是也，科者，常行课诵，祈禳忏悔，济生度死道场是也。”
其实无论是诵经礼忏、存思观想、内丹修炼或符箓科范乃至医卜术数，在道家中都是为体悟天道、修正自身而设，明白此一核心根本，就不至于陷入“杂而多端”的误解之中，而能做到“一切方便是修真”，将三千六百门术法都服务于修真证道的根本。
综合而言，根本意义上的超越之“道”，是不可言说而只能体证的，但这一无名之“道”的许多特质是可以被形容的，且一个求道者是否走上正途，是否对此真理有所体会，也能通过其身心气象及德性风范体现出来，而无论何种技法在道家中都是为了修证此一根本大道而设。
明白以上数点，则不可言说与可言说，并非矛盾，而正足以相辅相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