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雅理读书公众号,本文节选自《学者的术与道》第十五讲
编辑:学妹
作者简介:李连江,1963年生于河北沧县农村,幼年体弱,少年时常为生存担忧。高中毕业时,适逢改革开放的春天,全年级延毕半年,参加高考,得以跻身78级之列。此后44年间,辗转五所大学,五次变换身份,16年前落户香港中文大学,今年8月起到香港岭南大学任教。英文专著半本,论文30篇;译文300万字,“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近几年,渐感承传事大,悉心总结治学经验。尚能治学,然而分心谈治学。不避误解非议,全凭奉行启功先生的良心话哲学,不弄玄虚,知有不言,言必有据。
现代社会的特点是焦虑,所有的职业生涯都制造焦虑。弗洛姆说过,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不同,根本区别是每个人都丧失了自主。在农耕社会,从耕种到收割,农民几乎事事亲力亲为,高度自主。现代社会,每个人只能控制职业生涯的一点点,每个人都是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每个人都变得无足轻重。当总经理的,今天辞职,新经理第二天就上班;当员工的,随走随补,更不在话下。为了避免生存危机,必须保持危机意识。如果没有培养出足够的自信,就会缺乏安全感。学术界不是世外桃源,学者免不了生涯焦虑。学术界职场小,门路窄,竞争激烈,生涯焦虑也另类。优哉游哉,早晚会出局;年轻人被动出局,中年人主动出局。一个教授辞职或离职,动辄数百人申请顶替。学校未必能找到优秀的替补,但随时可以招到合格的替补。只求有房有车、衣食无忧,可以当学者,但不必当学者;求出名谋发达,想当人上人,最好不要当学者。谋生存求腾达的方式很多,经商、文娱、从政,都比治学路子宽,场面大。生来既有钱又有闲,有当学者的外在硬件,但未必有当学者的内在硬件:足够聪明的大脑。内外硬件都具备,未必有当学者的软件:志向与毅力。有钱有闲有才有志,如叔本华和施宾格勒,可以当独立学者,不以学术为谋生手段,只以学术生涯为生活方式,最令人向往。既非富二代,亦非官二代,只会读书,别无专长,只能以学术谋生,就要做好管理生涯焦虑的准备。焦虑
焦虑本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术语,德文是Angst,集英文的fear(恐惧)与anxiety(焦虑)于一体,也可以译为“惶恐”。焦虑或惶恐不同于恐惧或畏惧。恐惧或畏惧有具体的对象,比如“怕狗”“怕蛇”。焦虑或惶恐没有具体的对象,令人感到惶恐的东西可能有名,但无法坐实,比如“生死事大”、“死亡焦虑”或“面对死亡与虚无的惶恐”。有的无以名之,然而真真切切。惶恐,很像梦魇,然而是在意识清醒时。焦虑表现为精神过度紧张。自然状态不紧张,然而,人在自然状态下没有创造力。身体完全放松,是“葛优躺”;大脑完全放松,是意识流、白日梦。要有所创造,就要达到自己能力的极限,还要突破能力的极限;达到极限,突破极限,必须高度紧张。体力劳动、竞技运动,大脑小脑与身体高度紧张;脑力劳动、思考创作,大脑高度紧张。身体紧张,如果一时累垮但能完全恢复,是一种自我保护,是不幸中的万幸。可怕的是积劳成疾,自我保护失灵,造成永久伤害。大脑的紧张,与身体的紧张不同,就是积劳的时间更长,成疾的后果更重。一紧张,就难免过度,变成焦虑,可以说,紧张与焦虑是孪生兄弟。到达极限,要紧张;突破极限,更要紧张。关键是有张有弛,张弛有度。一味紧张,过了度,就变成了焦虑。一焦虑,就睡不好,睡不好,身体和精神就会垮。干脆的垮是崩溃,常见的是慢性垮。人的身体和精神都像弹簧,适度紧张,能产生创造力,紧张过度,弹簧被拉直了,甚至拉断了,也就废了。谋生不易,一直要努力,年轻力壮时更必须努力,不能不紧张。这意味着焦虑无法根除,只能管理。管理焦虑,就是让大脑处于能激发创造的张力状态,高度紧张,但不过度紧张。有创造力,无破坏性,更没有毁灭性。焦虑的主要症状是下假功夫。启功先生举过一个下假功夫的例子:“我有一个老同学,每天要临几页《张迁碑》。他写的字用绳子捆了在屋角摞起来,跟书架子一般高,两大摞,临的都是《张迁碑》。我把上头的拿下来看,是最近临的,我越往下翻越比上头的好,越新的越坏,因为他已经厌倦了,这样写只是为给自己交差事,并不是去研究这个碑书法的高低,笔法,结体,与这些毫不相干了。”启功先生说:“工夫”是“准确的重复”。老老实实练过书法的,都知道准确的重复有多难。“启功先生的老同学”在书法界是普遍现象,在学术界也是普遍现象。学外语,不反复细听,不用心背诵,不动手翻译,只背单词;天天去办公室,泡图书馆,但不是图安静,保效率,而是为了让别人看见自己用功;热衷买书而疏于阅读;下载论文却倦于浏览;热衷收集数据但懒于分析;挖掘数据但不肯深思;深入“田野”但疏于反刍;起草文章却厌倦修改;热衷开会但不发表论文——都是下假功夫。真功夫是用心深读数据,反复咀嚼,吃透数据库,反复琢磨见闻,反复修改文字。真功夫是用心写作,每天写才可能磨炼出有价值的想法和说法。写作不是一挥而就,不是先构思后动笔,是反复修改,改到腻烦。三心二意地挖掘数据不是研究,泛读文献不是研究,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不是研究,这些活动不是全无用处,但是轻松愉快,顶多算半真半假的功夫。真功夫是磨砺自己,不断走出舒适区,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只求准确不是下真功夫,仅仅重复也不是下真功夫。下功夫不难,下真功夫很难,力求准确的重复令人厌倦,厌倦来自自负与虚荣。在莫名力量推动下,“内卷化”变成“内卷”,“内卷”大流行。“内卷化”是术语,变成流行词,对术语来说是灾难。流行的代价是失去身份。100个人说“内卷”,表达的可能是100个不同的意思。所以,先界定词义。“内卷化”是英语词involution的汉译。Involution 与evolution对立。把evolution译为“进化”,就该把involution译为“退化”。译为“内卷化”,大约是想传达一层深意,就是,有些变化貌似进化,实则退化,似进实退。似进实退直白,但术语不能直白。进化、退化、内卷是普遍现象,也存在于学术界,存在于学者的个人生涯中。但是,使用这些概念,必须小心辨清事实,不能拿概念当标签,遇到自己喜欢的,就贴个好标签;遇到不喜欢的,就贴个差标签。博士生写论文,多数做专题,而且是不大的专题。在习惯宏大叙事的论者看来,是博士不博。不过,博士不博是进化,不是内卷,是科学研究分工细化的必然结果。任何一门学问的任何一个分支,都已经远远超过了个人的能力。好在科学的发展正如产业的发展,依靠的是分工。在学术界生存,只需要在一个重要问题上知道得比其他学者多一点,学术界对学者的要求是“关于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know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即使天分极高,治学行有余力,也需要约束自己。天才放纵自己,就无法取得尽全力应该能够取得的成就。天才不用功,或者不能人尽其才,是最可怕的暴殄天物。博士论文越来越长,文献综述越来越准,材料越来越丰富,分析方法越来越精致,是进化。但是,如果选题越来越平庸,思想越来越苍白,观点越来越琐碎,是退化。二者结合,是内卷。同样,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数据类型越来越丰富,数据量越来越大,分析技术越来越精致,是进化。但是,如果论点越来越琐碎,结论越来越像同义反复,是退化。发表的刊物等级越来越高,论点离现实越来越远,是内卷。发表越来越难,是进化,不是退化,也不是内卷。谷歌学术减轻了综述文献的难度,提高了学者的研究效率,高效率意味着高产出;文章的数量增长快,刊物的数量增长慢,发表变难了。需要用英语写论文的学者增加得快,稿件数量相应增加得快,刊物的数量增长慢,发表的竞争激烈了,发表自然就变难了。例如,在《中国研究》的英文期刊发表论文,比5年前难了一些,比10年前难了不少,比25年前难了很多。趋势是越来越难。同一个刊物,10年前宣布采稿率10%,现在宣布采稿率5%。另一个刊物,原来不限制投稿,现在限制了;原来评审较快,现在放慢了;原来没有主编直接拒稿,现在有了。但这是竞争,是进化,不是退化,也不是内卷。有点资历的学者觉得自己发表越来越难,那是他们自己退化,不是学术界内卷。有这种感觉,意味着研究能力变弱了。脑力如体力,变化曲线是倒U型。叔本华认为36岁是鼎盛年,此后脑力体力与年俱减。“扫地僧”云云,小说家言而已,年轻人可以拿来当笑谈,中年以上的人千万不能当真。少读多写,述而不作不足以谋生存,没有几所大学愿意聘请学术鉴赏家。即使研究能力没变弱,只要不增强,而其他学者能力在变强,也会觉得发表越来越难。借用马克思的话,学者落伍,既是“绝对贫困化”,也是“相对贫困化”。毋庸置疑,退化和内卷都存在。随着学科的精细化和大学的市场化与官场化,大学管理者越来越多地变成了仿佛只会数数的管理者,即所谓“数豆子者”。非升即走的核心制度是所谓外审,但这个外审与刊物的匿名审稿有本质区别。资深学者深知事关他人生计,审稿时通常是从宽而不是从严。只有极少数自我恶性膨胀或有私人恩怨的外审会从严把关,满足他们的阴暗心理需求。所以,为了在学术界谋生存,助理教授采用数量策略无可厚非,至少是个合理的赌博。但是,一旦进入求发展阶段,就要服从新规则,这就是品牌意识。写一百篇二流论文,也仍然只是二流学者;做一百项衍生课题,也仍然没有独创的研究。这是内卷。追求发表数量,以量化指标包装论文的质量,给自己埋雷,是退化。给自己埋雷,有三个假定,一个比一个危险。一是假定外审没有时间兴趣较真,这往往不成立;二是假定外审没有判断能力,这一般不成立;三是假定外审没有批判眼光,这不成立。举两个例子。其一,为了求发表数量,拉一个外行当“共同作者”,就是给自己埋雷。一旦这颗雷被引爆,连自己辛辛苦苦做的真研究也会被质疑是造假。从另一个角度看,有权力挂名的学者应该自重。欧博文老师常说,他最欣赏有权力而不用的人。其二,为了炫耀自己论文的质量,不加分析地炫耀期刊的影响因子也是埋雷。比如,如果某刊物年度影响因子是10,自己有幸在那里发了文章,5年后只有10个他引(自引不算数),那就最好不要炫耀该刊物的影响因子,否则就是自曝其短。总而言之,在学术界谋生存不易,求发展更难。谋定生存后,会面对不同的生存环境和职业期待,需要及时调整选题和研究策略。这时,要特别警惕自视过高。自视过高,自然言过其实,再进一步就是捞取功名的手伸得过长。在我心目中,学术界有两部圣经,一部是季羡林先生的《留德十年》,另一部是《启功给你讲书法》。季先生是语言天才,学梵语“读得结结巴巴,译得莫名其妙,急得头上冒汗,心中发火”。启功先生说:“要学就有四个字:‘破除迷信’。别把那些个玄妙的、神奇的、造谣的、胡说八道的、捏造的、故神其说的话拿来当作教条、当作圣人的指导。”启先生谈笑中撕下“书法理论家”康有为、包世臣的假面;打碎“用笔说”“回腕说” ,真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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