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人员跟踪了来自38个国家的两组科学家：一组是在2000年开始发表文章的（包括142,776名科学家，其中52,115名是女性），另一组是在2010年开始发表文章的（包括232,843名，其中97,145名是女性）。
这项研究仅限于16个STEMM学科，分为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和医学类别。Kwiek和Szymula追踪了这两组科学家直到2022年的个人学术产出。
“我们的关注点是离开科学，这可以被视为停止学术出版，因为目前在全球层面上没有更充分的关于离开学术就业的大规模纵向数据。”作者说。
科学领域的流失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受性别影响。
Kwiek和Szymula发现，在2000年那一组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发表第一篇文章后的5年内离开了科学领域，几乎一半的人在10年内离开。20年后，令人震惊的三分之二的科学家停止了发表。男性和女性的流失率有所不同；到2019年，该组中有34%的男性继续发表，而女性为29%。
然而，在2010年那一组中，性别差异较小。在这一组中，41%的女性在发表第一篇文章9年后仍在发表，而男性为42%。
“在所有学科的综合变化背后，各个学科层面有微妙的变化，”Kwiek和Szymula说。“在数学化学科中，男性和女性在辍学方面没有差异。对于所有STEMM学科的综合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一个人已经在这些学科中发表文章，留在科学领域（即继续发表）的机会并不区分男性和女性科学家。”
作者表示，传统上，人们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早离开科学领域。虽然这在2000年那一组中有所确认，但对于更近期的群体，这种性别差异可能不再存在，他们指出：“对于新一代科学家来说，科学领域的流失率一直在上升，非常高（2010年那一组中有58.6%的女性和57.6%的男性在9年内从科学领域消失或停止发表），但似乎比传统上假设的要少受性别影响。”
基于他们的数据，Kwiek和Szymula认为，关于人们如何“从科学中消失”的传统假设可能需要“仔细修订”。
他们说，这项研究的意图是勾勒出一些试探性的一般答案，以指导进一步的研究。未来的研究可能会寻求解决这些大群体流失率背后的原因。
人们选择“离开”科学有很多原因——有些动机是共享的，有些是独特的。我们询问了一些前学者，现在在科学传播和生物技术领域工作的人，讨论他们离开学术界的经历以及这个决定如何影响他们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
人们为什么选择“离开”科研界？
一位贡献者告诉科技网络，学术环境常常缺乏同志情谊：“我在博士毕业后以及短暂的技术员工作后离开了学术界。我感觉完全得不到团队和大学的支持，这使得我很难作为科学家进步和成长。我对我的研究充满热情，但环境让我感到疲惫和幻灭。”
离开绝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他们继续说：“起初，感觉像是失败，好像我正在放弃我一直想要和为之努力的一切。”“我很快找到了重视我技能的角色，提供成长并积极鼓励良好的工作-生活平衡。这让我能够以不受学术生活的限制和政治约束的方式重新发现我对科学的热爱。”
对嵌入科学研究的政治感到愤怒的情绪也得到了另一位贡献者的共鸣：“我离开学术界是因为我对研究的热情因不断的压力、‘发表或灭亡’的性质和学术界带来的不必要的政治而丧失。当我不再享受研究一个我曾经如此热情的话题时，我认为这是一个离开的信号。”
工作-生活平衡，虽然对福祉至关重要，但很难实现——尤其是对于早期职业科学家。最终，这促使Erik Wiklund博士，北欧生物技术公司Circio的首席执行官，离开学术研究，追求基于行业的职位：“在我完成博士学位后，我意识到，与其在美国实验室作为博士后工作70小时一周，拿最低工资，不得不在实验室地板上睡觉，我可以在咨询行业找到一份轻松的工作，收入是原来的三倍，每周工作60小时，睡在舒适的酒店床上。”他说。
Wiklund的同事和Circio的首席财务官Lubar Gaal博士强调，专业化所需的时间并不一定与科学进步的步伐相匹配。最终，这让他对自己的学术职业前景感到悲观。“我很早就离开了学术界，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死胡同。”Gaal说。
“我的博士学位是在一个过时的科学领域，用它很难获得学术职位。科学已经前进了；其他主题更热门。故事的另一面是，我当时住在湾区，正值第一次基因组泡沫，与留在学术界研究可能只有两到三个人关心和知道的问题相比，从事可能帮助人们改善生活的未来药物的工作似乎更令人兴奋。”他继续说。
Matteo Cortese博士在11年的时间里，在三个世界级研究所领导了基因组学、神经科学和基因治疗的研究。在加利福尼亚作为博士后研究员工作时，他卷入了一场几乎致命的车祸。事故促使他重新评估自己的职业道路并实施变革：“在事故后的一年康复中，我有三个认识：一，推进我的研究的压力让我讨厌科学；二，我的头脑在办公桌前工作比我的手在实验台上工作要好得多；三，阅读和讨论科学让我快乐。”Matt一旦重新站起来（字面意义上，他打趣说），他给了学术界最后一次机会：“这行不通，所以我转向了科学写作，”他说。
在2023年一篇题为“STEM领域心理健康的重要性”的社论中，Christian W. Pester博士、Gina Noh博士和Andi Fu博士指出，倦怠作为一种“职业现象”在STEM领域的日益普遍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令人担忧的迹象”。生物技术学家和科学传播者Magaret Sivapragasam博士引用倦怠作为她决定转行——甚至换国家——离开学术研究的主要原因。“我离开学术界是因为发表、教学、指导、管理团队和为大学做市场推广的压力——所有这些都要同时进行。它让我严重倦怠。”她说。“我还想在我的领域进行转换，并探索一个新的环境。所以我搬到了英国（我原本来自马来西亚）去布里斯托尔攻读科学传播硕士。”
自由职业科学作家Francina Agosti说，冒充者综合症在她作为学者的生活中影响了她。“我离开学术界是因为自我怀疑。我害怕发表可能出错的论文。我知道，我做了复制品，统计数据等等，但我一直在想一切都可能是谎言（是的，这里是冒充者综合症！）。”
学术科学无疑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资源有限，工作量大。研究人员如何更好地管理自我价值感和支持自己的能力？
Devasmita Chakraverty博士是印度管理学院艾哈迈达巴德分校Ravi J. Matthai教育创新中心的副教授。在2022年的一项研究中，她对美国学术机构的56名STEM教职员工进行了定量分析。分析的目的是检查自认经历过冒充者综合症的个体的出现和经历。“主题访谈分析揭示，冒充者现象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1）同伴比较，2）教师评估，3）公众认可，4）对未来不知道的预期恐惧，5）感知到的能力不足。”Chakraverty写道。
“与更大研究的结果比较揭示了教职员工、博士生和博士后在STEM领域经历冒充者现象的共同点。”她继续说，指出研究结果需要提供专业发展机会，以帮助学术管道中的各个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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