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艺术世界》2011年8月刊
人们总是怀带着热情改变历史。自由爵士的乐迷总是津津乐道于寇曼的那张著名的与自由爵士同名的唱片《Free Jazz》，总相信曾经的发生了那场革命。我的眼前似乎出现了德拉克拉瓦的那幅《自由引导人民》，自由爵士乐手们跑在画面的前方，背景同样是硝烟弥漫，他们的身后簇拥着拥护他们的人民……
历史的真实和我们的假想是有距离的。1950年代在美国，爵士乐的关注点不在席西·泰勒（Cecil Taylor）、寇曼（Ornette Coleman），而是在罗林斯（Sonny Rollins）和戴维斯（Miles Davis）。那张《Free Jazz》也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掀起了轩然大波。令爵士乐迷称道的考垂（John Coltrane）临终前的日本之行，并非是完全成功的。当时不少听众毫无准备，他们听的是之前的考垂，精致并且规矩，于是因为无法接受考垂的猛烈的爆吹，而纷纷离场。在1970年以前的爵士乐几乎等同于一个悲哀，当然那是属于美国的：明古斯（Charlie Mingus）曾经给爵士乐带来过希望，但是道菲（Eric Dolphy）的英年早逝似乎是上苍给爵士乐下的一个恶咒；爵士乐界充满了罗林斯式的循规蹈矩式的乏味；席西·泰勒一直被迫在不正确的演出场地演奏；接着是伟大的考垂的死、艾勒（Albert Ayler）的死；年轻一代的来自芝加哥的爵士音乐家们为寻求希望和认同出走欧洲……
在先前纳粹暴行猖獗的时候，因为偏见和狭隘，有多少艺术家、音乐家流亡美国；而此时的美国，同样因为偏见和狭隘，赶走多少自由爵士音乐家。有趣！可能直到左恩（John Zorn）的出现，才勉强挽回了一点尴尬。
幸好有欧洲。伟大的欧洲！自由精神的土壤！如果没有欧洲，整个爵士乐史将是真正的悲哀。爵士乐由此分为两支，而分庭抗衡：一支是有着众多受众的基于传统发展而出的爵士乐，可以以罗林斯（Sonny Rollins）和戴维斯（Miles Davis）为代表。虽然，1970年代的戴维斯为融合爵士（Fusion Jazz）做出了了不起的音乐样本，但是这不能改变其在1980年代完全落入流行的庸俗里。而罗林斯则一如既往的乏味，他的精神继承者应该是技艺精湛的马塞里斯（Wynton Marsalis）。他比罗林斯要复杂、却同样乏味；另一支是体现了自由音乐精神，融合个体生命实践和不同音乐文化而产生出的爵士。我们这里用“爵士”一词，其实他们的音乐表现得并非爵士，他们自己也并非承认自己是爵士音乐家，但是乐评者们通常称他们是“先锋爵士乐音乐家”。好吧!我们在此认为“爵士”的定义被扩大了。
勃兹曼（Peter Brötzmann）是后一种爵士的代表，是欧洲自由精神的代表。他用萨克斯吹出的第一个雄壮的声音即是开天辟地的自我肯定，同样也是自我反省。他的声音是当时战后的欧洲多么需要的啊！还是德国人，给被纳粹伤害的欧洲带来了希望，当然还有博伊斯（Josef Beuys）和斯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从表面上，我们很容易把勃兹曼和艾勒联系在一起，但是这可能仅仅是气度上的相似。如果，艾勒能够再多活十年的话，他们之间的差别就会显现出来。艾勒的气度是属于非洲的，是黑人血液的原始的力量；勃兹曼的气度是属于欧洲的，是敢于面对孤独的，对自由精神的回归。
近几年，旅德自由音乐家徐凤霞建立的“千行者即兴乐团”项目致力于欧洲杰出音乐家和中国的交流。这个项目延续了自由音乐大师寇瓦德（Peter Kowald）在上世纪90年代创立的“Gelobal Villiage”的精神，以“行走”为方式，目的在于促进音乐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并且传播推广自由即兴音乐的理念。它的意义对于音乐景观荒芜的中国是巨大的。在徐凤霞的努力下，今年八月底勃兹曼将来京沪等地演出。老头七十岁了，可他的声音却将一如既往的真诚地到来。对中国的聆听者们，这将是今年上苍的一次美妙的眷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