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栋红楼 光耀千秋——遵义会议纪念馆大事记(二)

如今，田兴咏已年至耄耋，86岁高龄的他依然精神矍铄，风采不减当年。他回忆起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工作的岁月，脸上洋溢着满足与喜悦，“我是1961年9月从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遵义二中担任教师的。1962年3月，我调入遵义会议纪念馆工作，因为当时纪念馆急需一位负责采编、写作的人员。我那时主要负责文字整理工作。”

刚刚来到纪念馆工作的田兴咏不仅负责文字整理，还时常兼任解说员。1964年，他接到了一个重要的工作任务——遵义会议召开30周年之际，要在日文版《人民中国》上发表一篇宣传遵义会议的文章。当时，日本读者对红军长征的历史知之甚少，更不了解遵义会议的重要性。因此，田兴咏的这篇文章就是要向日本读者介绍遵义会议的始末，阐述这次伟大会议的历史意义。

从1964年起，田兴咏开始着手准备这篇文章的创作。他通过对遵义会议纪念馆馆藏文字资料的整理，实地走访群众，采访红军长征在遵义期间的亲历者，力求真实还原遵义会议的面貌。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这篇3000字的文章在1965年7月1日日文版的《人民中国》发表。这是我国首次以外文形式发表的宣传遵义会议的文章。

《人民中国》刊登田兴咏文章

这次创作经历让田兴咏深刻认识到，以往描述遵义会议历史的文学作品还不够全面、准确。他开始思考，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更好的将真实的遵义会议展示给世人。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田兴咏的脚步从未停歇。他无数次地走过遵义会议会址，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块砖石都了如指掌。然而，正是这份熟悉与了解，让他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用文字记录下这段历史，让后人铭记这段光辉岁月。

田兴咏回忆道：“我当时想，组织上调我来纪念馆工作，就是希望我能为纪念馆的文字工作贡献力量。这座纪念馆成立的目的就在于让大家铭记那段历史，从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中汲取力量。但如果史实都不清晰，纪念馆又怎能展现其应有的价值呢？因此，我决定写一部书。”于是，田兴咏开始在日常工作中有意识地收集资料，一有空就大量走访采访，深入探究遵义会议的史实。

到了70年代初，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馆藏文物和文字资料逐渐增多，遵义会议的脉络也日益清晰。然而，当时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展陈范围有限，财政状况也无力修建专门的陈列馆。于是，纪念馆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中的天主堂作为了临时的陈列室，并委托田兴咏负责编制陈列大纲。这是遵义会议纪念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陈列大纲。“我当时设计了三个部分：红军长征进军遵义、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运动战的光辉胜利——红军四渡赤水。”田兴咏说。

遵义会议纪念馆老照片

后来，时任贵州省省长的李立同志到遵义调研，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和陈列室后，认为展陈内容还应进一步丰富。在李立的主导下，遵义会议的展陈地点改在了当时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即今天的凤凰山文化广场）。田兴咏再次受命负责陈列大纲的编制工作。由于文化宫可使用空间大，田兴咏做了一个较为庞大的方案，包括了沙盘模型、文物、文字资料等，使展陈内容更加丰富、直观。

通过这两次陈列方案的编制以及多年的积累与整理，到80年代初，田兴咏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专心创作的条件。1980年起，他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春夏秋冬、寒来暑往，但凡有新问世或新发现的关于长征、遵义会议的书籍和史料，他都会千方百计找来阅读、研究。同时，他还尽可能地去走访红军在贵州期间活动过的地方，采访亲历过那段历史的知情者，以获取更多更生动的素材。

然而，在这段创作历程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田兴咏。上世纪80年代起，关于中共党史的某些问题一直众说纷纭，其中就包括了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参会的人员。在此之前，遵义会议纪念日的时间一直是1月8日，这是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孔宪权赴京采访杨尚昆同志后，根据杨尚昆同志的谈话而确定的。但是，党史界一直对这个问题有所质疑。田兴咏说“要真实还原遵义会议的历史，就必须知道确切的召开时间和参会人员，否则我这本书就会失去它的创作意义。”

为了弄清这两个关于遵义会议的重要问题，当年，田兴咏与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另一位前副馆长费侃如，曾几次赴京，全力配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调查与研究工作。“我第一次抵京之后，当即将纪念馆所珍藏的有关遵义会议的全部资料，详尽地向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李志光与研究员陆友山进行了汇报。”田兴咏回忆道。

此后，李、陆两位同志又亲自来遵义进行深入调查，而接待与汇报的任务，再次落在了田兴咏的肩上。在田兴咏与费侃如的协助下，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经过无数次的反复研讨与论证，终于，通过1935年1月13日24时中央以周恩来同志的名义发出的电报，以及从前苏联找回的一封陈云同志的手稿，两者相互印证，最终确认了遵义会议召开的确切时间与参会人员的完整名单。

1984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正式发布了《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中明确，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为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参会人员有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李德、伍修权，共二十人。至此，关于遵义会议最为重大的两个历史谜团得以彻底解开。

田兴咏感慨道：“在那段时间里，我多次进行汇报，虽然调查的过程充满曲折，但能够协助中央解决这个历史难题，我内心感到无比欣慰与自豪。这对我们纪念馆具有深远的意义，也让我的创作有了底气。”

彼时，田兴咏的手中已搜集了大量关于红军在遵义期间的珍贵资料和深度采访内容，这些丰富的素材既带来了创作的灵感，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深知，撰写这本书并非简单地将各种材料堆砌或汇总，而是需要精心构思与巧妙融合。

在创作过程中，他不断思考：“如何才能恰如其分地利用好这些宝贵的素材，使其焕发出应有的光彩？”尽管他一直在撰写文章、从事创作，但文章与小说在本质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那段时间，田兴咏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与焦虑之中。

而就在这时，一个人的到来为田兴咏增添了一份新的创作动力，他就是美国著名的作家、记者，同时也是前《纽约时报》的总编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1984年，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军事博物馆馆长秦兴汉的陪同下，踏上了重走长征路的征程。而在贵州境内，陪同他的正是田兴咏。提及那段时光，田兴咏记忆犹新：“索尔兹伯里到访时，虽已年过七旬，但精神很好。在走访的过程中，他表现得极为认真细致，就连诸如一场战斗中投入的兵力、一个团的编制人数这样的问题，他都要追根究底，弄个水落石出。这种严谨求实的态度，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正是凭借着这种认真细致的走访，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回国后，撰写了著名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

田兴咏感慨道：“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作品不仅详细描绘了长征途中的曲折历程，还涉足党内斗争这一敏感领域，使得长征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事实上，在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会面之前，田兴咏的第一部小说的初稿已经初步完成。然而，为了追求更高的文学品质和历史价值，让作品更加精彩，他毅然决定对初稿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改。

在这个过程中，田兴咏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先后查阅了遵义会议纪念馆历年搜集的丰富资料，并精心罗列出了一系列相关书目。这些书目中，既有长征参与者的回忆录，也有领袖人物的选集，还有斯诺、史沫特莱等外国作家的专著，总计字数达到了两千万字。

此外，田兴咏还踏上了多年的奔波采访之路。他先后采访了长征时期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朱德的警卫员潘开文，以及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张闻天的夫人刘英等人。不仅如此，他还广泛采访了健在的将帅和上百位老红军，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田兴咏所作长征文化作品

经过十余年的辛勤耕耘和数次修改，田兴咏的《遵义会议纪实》终于在199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之际问世。这本书力求以真实、客观的方式，全景式地再现红军在遵义的历史，以及长征途中的艰辛历程。首印七万册迅速告罄，随后又五次再版，总印量达到了十五万册。

田兴咏回忆道：“这本书出版后，我收到了来自全国的读者来信。他们对这本书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给予了肯定。最让我高兴的是，很多读者在看了这本书后，对遵义会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有机会到我们遵义会议纪念馆来看一看，我们真正做到了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长征故事。”

《遵义会议纪实》不仅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遵义会议》。该剧在1997年荣获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而《遵义会议纪实》也被评为“二十世纪贵州二十部（篇）最佳作品”之一。

因为这部作品的成功，一时之间，遵义会议被更多的人看见、了解、铭记，遵义会议纪念馆1997年被中宣部公布为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

青少年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图片由遵义会议纪念馆提供）

谈及个人成就和贡献，田兴咏说：“我的初衷就是宣传遵义会议，还原这段历史的真实全貌。因此，我这一生都在致力于研究长征文化、研究遵义会议，写下了一部部关于长征、关于遵义会议的作品。可以说，我和遵义会议纪念馆是相互成就、一起成长的。如果没有对这座纪念馆的热爱，我可能不会有如此强烈的创作热情；如果没有遵义会议精神的支撑，我也无法创作出这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