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栋红楼 光耀千秋——遵义会议纪念馆大事记(一)

时事   2025-01-02 10:29   贵州  



一座红楼,光耀千秋。

遵义老城,子尹路96号。毛泽东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匾额,金光闪闪,赫然高悬在这座楼房两扇大红门的上方。

毛泽东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匾额

修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这座小楼,坐北朝南,临街而立。1935年1月,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就是举世瞩目的遵义会议。

新中国诞生后,遵义会议纪念馆应运而生,成为建国后首批建立的21个革命纪念场所之一。自建馆伊始,多位馆长倾心奉献,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关于“遵义会议”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丰富了纪念馆的历史内涵,更让遵义会议精神穿越时空,照亮人心。

遵义会议纪念馆
寻解会址之谜

孔宪权是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首任馆长,同时也是一位老红军。他1911年3月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1930年2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踏上了革命的征途。1932年8月,经由黄克诚的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孔宪权曾担任红三军团四师的侦察参谋,以及红三军团十二团的作战参谋。他在娄山关战役中负伤,留在了遵义。

孔宪权

新中国刚成立,遵义地委、行署将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建设工作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195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之际,“遵义会议纪念馆建设筹备委员会”成立,时任遵义县枫香区区长的孔宪权被抽调担任筹备委员会秘书。从此,孔宪权与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红色情缘悄然开启。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建之初,孔宪权和其他工作人员都并不知道遵义会议会址具体的位置……”

孔霞是孔宪权的孙女,如今作为红色宣讲员,她时常都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里为往来的游客讲解这座纪念馆从筹建到成立的故事,也是孔宪权的故事。

孔宪权家庭合照

孔霞告诉我们,为了寻找遵义会议召开的地点,孔宪权在1951年便开始了调查工作,由于遵义会议是在极其严酷的战争环境和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召开的,遵义本地几乎无人知晓这个重要历史事件的具体情况,孔宪权当时只是红军中的一名营级军官,所了解的信息也极为有限。此外,再加上年代变化、记忆模糊、相关记录不完善等诸多复杂因素,导致寻找过程面临诸多挑战。

据孔霞说,那时候,孔宪权先是根据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初步判定遵义天主堂为遵义会议会址,并在那里挂上了“遵义会议纪念堂”的牌子。然而,这并非真正的遵义会议会址。直到1954年1月,他们收到了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的来函,才得知遵义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的。这个重要的档案线索让孔宪权如获至宝,他立即带着人找到了坐落于遵义老城子尹路的柏公馆,并对公馆房屋及周边环境进行了保护,拍摄照片,绘制详细图纸,送交上级进行进一步的鉴定与核实。

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第一批工作人员

经过漫长的等待与努力,1954年8月,孔宪权终于收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遵义会议参会者杨尚昆的回电,确认遵义会议确实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这个消息让孔宪权激动不已,孔霞说:“据奶奶回忆,那时候,爷爷他们高兴坏了,他们知道,自己离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又近了一步。”

后来,杨尚昆还亲自陪同邓小平亲临现场,对遵义会议会址的位置进行了最终确认。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标志着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建设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1954年11月,国家文化部批复指示成立“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处”。

1955年2月,贵州省文化局批复同意孔宪权担任遵义会议纪念馆第一任馆长,并要求筹备处在“修缮遵义会议建筑”时,“应以恢复原貌为原则”进行维修。

“由于遵义会议纪念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21个革命纪念馆之一,当时既无经验可借鉴,也无样板可模仿,维修工作中的困难可想而知”。孔霞说道。为了恢复遵义会议会址的原貌,孔宪权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踏破脚皮、磨破嘴皮,终于找到了当年红军离开后首先进入公馆的柏家一位亲戚,以及与柏辉章家来往密切的人和街坊邻居,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了房屋的原貌情况。

房屋原貌知道了,但是遵义会议的会议室到底是哪间屋子?这又成为了一个难题。会议室是遵义会议会址内最重要的纪念地,对于它的确定让孔宪权绞尽了心力。根据柏家亲戚的线索,他们得知在厢房楼上一间屋内,桌凳摆设的情形有开过会的模样,墙壁上还有一张大胡子外国人的像(即马克思像)。这个线索非常重要,极大地增强了孔宪权确定会议室的信心。1955年他带着这个线索专程去北京拜望了杨尚昆同志。杨尚昆回忆说:“开会的那间房子是在楼上,有窗子靠天井,我肯定不会记错。”这一次的北京之行为确定遵义会议会议室的位置提供了关键信息。

于是,孔宪权根据杨尚昆提供的情况,带着人对会议室进行了复原布置:中间并排放置了两张方桌,周围散放着18张各式各样的椅凳和一张抽脚藤躺椅(这是为王稼祥专门准备的,因他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受重伤,尚未痊愈),还有一个嵌瓷花的茶几。

为了恢复会址的原状,孔宪权还广泛发动泥、石、漆、木工到会址参观,并找到了几个曾经参加会址房屋修建的老工人,在这些工人的参与和帮助下,他们拟出了科学可行的维修方案。其中,有一位泥工在红军离开遵义后,曾被柏家请去粉刷墙壁。他回忆说,当时看到墙上有很多字迹。随后,孔宪权带着人对这些地方进行了洗刷,果然呈现出了当年红军留下的真迹标语。这些珍贵的红军标语至今仍完好无损地保存在遵义会议会址内。

同时,根据杨尚昆和文化部的指示,孔宪权等在遵义会议会址内布置展出了中央红军和二、六军团长征经过贵州留下的部分文物及历史资料。这些展品从强渡乌江开始,经过四渡赤水之后,一直延伸到南渡乌江为止。他们还将杨尚昆提供的参加遵义会议的18人照片放大挂在楼下一间屋子里。

遵义会议会址

1955年10月1日,筹展工作基本就绪,遵义会议会址开始半开放,接待有组织的中、小学生参观。1959年10月1日,遵义会议会址正式对外开放。在此期间,孔宪权参与接待了邓小平、贺龙、杨尚昆、李井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苏联、朝鲜、民主德国、波兰等外宾50多人。“当时没有专业的讲解员,所以爷爷还兼任了讲解员的工作,奶奶说那时候他几乎没有上下班时间和休息日,总是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孔霞回忆着奶奶说起的场景。

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0处,遵义会议会址赫然在列。这一荣誉不仅是对遵义会议纪念馆的肯定,更是对孔宪权和他的同事们的赞誉。

1963年他组织专业人员,再度对遵义会议会址展开了仔细的考察,发现房屋内部结构严重腐朽的重大安全隐患,上报情况后引起省委的高度重视,随即,一个由相关领导、工程技术人员及施工团队共同组成的“施工管理委员会”成立了,肩负起了对遵义会议会址进行全面维修与加固的工作。

1964年2月至次年1月,在孔宪权的牵头组织下,这次历时一年的全面性维修坚持外形复原的原则,采用了整体拆卸、精心复原、重新安装的方式进行。与此同时,会址内的陈列布局也焕然一新,大家根据详实的调查资料,复原了作战室、参谋人员住室、警卫班室等关键区域,并在跨院内再现了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住所以及警卫班室。同时,东侧小楼也被恢复为电台室和电台工作人员住室。

孔霞每每漫步在遵义会议纪念馆中,总会涌起无限的感慨:“我常常想象,爷爷他们是如何用肩膀扛起、用脊背驮起一块块砖石,一点一滴地修缮起这座历史丰碑的。是长征精神,是遵义会议精神,给予了他们无尽的力量。如今,纪念馆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参观,这种精神依然还在传承,我想,这一定是爷爷最希望看到的。”

为了进一步丰富纪念馆的展品与资料,提升宣传教育与科研水平,自1955年起,孔宪权多方奔走,征集红军长征在贵州留下的珍贵文物和资料。他们沿着红军长征的足迹,历经十个半月的时间,走访了贵州44个县(市)以及川南、滇东北的5个县,收集了大量关于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的路线和战斗情况的宝贵资料。

有一次在云南,他们需要渡过一条宽阔的大江。那里没有桥梁,只有一条用麻绳和竹子编织而成的溜索。“为了保护那些珍贵的资料,他们甚至将装资料的包袱绑在肚子上,背对着汹涌的江面,以确保资料的安全。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保存下了上百万字的珍贵资料,那种艰难与毅力,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孔霞生动地讲述着爷爷当年的工作场景。

经过不懈努力,工作组共征集到文物1306件,资料300多万字,其中包括遵义会议会议桌、遵义会议会议室挂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部特务连印章、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团18师54团军旗等7件国家一级文物,以及侗族群众杨和钧怀念红军的诗歌稿本等珍贵资料。

遵义会议会议室中的挂钟

1960年6月,在孔宪权的精心指导下,纪念馆业务人员根据收集到的资料,编写了《红军长征在贵州》一书,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红军长征所经过的省份中最早整理出版的一本书,也是建国后继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之后,国内第二本关于红军长征的书籍。

《红军长征在贵州》

邓小平在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时,对孔宪权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亲切地说:“你是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最合适的人选。”同年,孔宪权多次前往北京,拜访了朱德、彭德怀、胡耀邦等老一辈领导人,向他们汇报遵义会议纪念馆的修缮情况。

1964年11月,在遵义会议会址全面维修即将完成之际,毛主席亲自为遵义会议纪念馆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这是解放后毛主席为革命纪念旧址的唯一题词,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为了毛主席的这六个大字,爷爷多次往返北京,每次出行都是十天半个月。最终,毛主席在中南海为遵义会议会址写下了这六个大字。所以,今天我们才能看到这块全国唯一的、毛主席亲自为革命纪念地题写的匾额。”孔霞说。如今,这块以毛泽东题字制成的“遵义会议会址”牌匾,已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被誉为“中华第一名匾”。

1965年11月,因工作需要,孔宪权离开了遵义会议纪念馆。在这十年间,他作为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首任馆长,为纪念馆的创建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遵义会议纪念体系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88年11月7日,78岁的孔宪权离世。胡耀邦亲自发来唁电,对这位长征老战友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同时,全国七大军区也发来唁电,共同缅怀这位革命者。

孔霞说,遵义会议纪念馆是孔宪权一生的牵挂,“虽然后来他的工作岗位发生了变化,但他对革命事业的热爱从未改变。在他离世前仍嘱托父亲他们,一定要让他再回来看一看会址。由于身体原因,最终未能如愿。但他的灵车从会址门口缓缓绕过,也算让他最后再看了一眼这座纪念馆。所以,我认为爷爷的一生,应该是无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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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记者:谢捷 陆邱珊 王涵璐 徐晃 何骥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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