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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没有二万五千里红军长征的胜利，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更没有今天的新中国。
1934年9月中旬，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贞接到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的命令：“草拟一份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的女红军名单。”组织上的意思是要挑选一批身体好、会做群众工作的女干部随部队转移，到湘西去开展工作。挑好的人员不要超过30人。当时江西瑞金的形势已经非常紧迫了，能够跟随大部队行动对每一位妇女来讲都是一种荣耀和考验。但是这些被挑选的女同志不是说谁想走就走、想留就留下来的，还经过一道严格的体检关。10月16日傍晚女红军邓颖超、贺子珍、康克清、蔡畅等30名在提前经过严格的量身高、测体重、验血和照X光后，成功的与8万多中央红军一起迈开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此行的女红军中就有一名有知识有文化的女红军叫钱希钧同志，她随大部队一起名曰是转移，实际就开始长途跋涉，当时钱希钧29岁，她和随行的女红军邓占金、甘棠、危拱之、谢飞、刘英、华全双等姐妹打的热火，走的很近。根据上级的要求，她们都是轻装上阵，每人只准带15斤重的东西，包括换洗衣服和一些日用品，每人发一个大搪瓷缸子，内塞毛巾和牙刷。女红军们把搪瓷缸子挂在腰间，成了红军长征途中的一道别致的风景。
钱希钧同志，1905年生，浙江诸暨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入党。1926年与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结婚。她身材高挑，肌肤白晰，吐词爽朗，看上去很像一位受过书香人家薰陶的姑娘。在部队里热情大方，活泼有为，姐妹们都喜欢与她一起说话，一起歌舞。长征伊始，面对日益严峻和恶劣的局面，当时部队有条纪律，如果有红军在旅途中跟不上队伍，就会被寄养在老百姓家中，组织上留下8元钱作为生活费。因此，在众多的红军中，尤以在女红军中，钱希钧率先发言，并在女红军中编成“四不”口号，即：“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在红军的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原始标准，阴雨天被淋得像个落汤鸡，在严重缺水的地方，脸上又常蒙着一层灰尘，恶劣的条件使得女红军的性别意识淡化，她们最头痛的是来例假。当时在敌人的尾追下部队不停地赶路，尽管她们腹部绞痛，两腿发抖，但捂着肚子也得一步一步的往前挪。住宿时，三五个人挤在一起，有时还要躺在潮湿的土地上。而钱希钧和女红军危秀英等人还练出了夜晚贴树握枪站着睡觉的本事。
长征的女性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无论男女，无论职位高低，宿营时都有一项“功课”，那就是捉虱子，谁也不会说谁。女红军中为了免除麻烦，钱希钧还和只有9岁的女红军王新兰等一群人，干脆剃成光头，她们扬言口号为“学着尼姑闹革命！”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情况下，女红军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不抛亲、不放弃。部队进入云贵高原时，邓六金突然发高烧、拉肚子，连话也不能说，但她就是不肯要八块钱。一向善于助人的钱希钧等几位身边的女战士主动向连长请示，要去照顾病危的姐姐。之间，她们几次反复的共同语言“不！我们谁都不能死，革命还没有成功，只要有我们在，就不能让任何人倒下。”这对红军姐妹，一个病，几个累，她们相依为命，直到最后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
每到宿营地，女红军与男红军就有明显的区别了。特别是红军进入白区，地形复杂，环境越来越艰苦，男红军就像泥样躺在地上，一动也不想动。而女红军们总是首先支起锅灶，烧上一大锅热水，洗脸后的热水一边泡脚，一边聊天，这是她们唯一的享受。温热的水将脚掌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打开，酸痛和劳累顿时飘散。而钱希钧和刘彩香俩姐妹还创造了一个与别人不同的护脚方法，她们虽然也累，而总是习惯的先绕着行李堆小跑几圈跳一阵儿，做一做简单的运动，然后才去休息，这样她们既有一种科学品位之感觉，又减少与大家泡脚的拥挤现象。一些身体健壮的女红军在行军途中，一人要护理三四个担架，还帮助其他人背行李、干粮和药箱。同时，女红军们还要主动去安顿伤员，急行军的间隙，她们要在伤员休息的时候，还要去附近村子里说服老百姓做挑夫或补充中途被损失的人。然后，才能与大家一同享受泡脚的美好时光，由此不难理解，这些优秀的女红军们跑的路何止是二万五千里呀？而在红军独立师师长张琴秋的眼里，一直装着一位最优秀的女红军战士钱希钧，因而，钱希钧在长征中也一直觉得自己很充实、很温暖。整天生活得很有信心。
同样是女红军，有的在痛苦中成为母亲，有的必须拿起枪直面鲜血和死亡。长征中，在红四方军的后方战线上，活跃着一支特殊的队伍——妇女独立团，后改编为独立师，当时成立时有女红军2500余人，师长张琴秋也毅然与众多的女光头红军一样剃了个光头，她总是腰束皮带，斜挂短枪，英姿勃勃。她不仅带兵打仗是个英雄，而且还担负着长征中的运输、筹粮、警卫后方机关的艰苦任务。长征在二过草地后，这批女红军已仅存1000余人了。可是张琴秋是当时女红军中最高领导人，她一直对长征中的女红军钱希钧很看在眼里，大家都习惯的叫她“小希！”（有希望之意）。每每在行军途中，只要一遇见她，总是拍拍钱希钧的肩膀，微笑地喊她：“小希呀！你是个好样的，像个勇敢的小子！”所以，有一次在张师长的带领下，仅500女红军的努力周旋，使川军在阵上倒戈，令全军为之震动。“五百农妇缴一团”的故事，被当作奇闻传遍开来。其中钱希钧与华全双等姊妹还有一次特殊堵歼敌人一个排的奇迹。因为参加战斗，红四方面女红军人数一直在减少，她们随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期间，最后仅剩下300余人，有的红军牺牲时连名字也未留下。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到达甘肃会宁，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而红二方面军仅存18名经过了长征的女红军，共和国第一名女将军李贞就是其中一人。红25军参加长征的是7名女护士，被誉为“七仙女”。而钱希钧也算命大，她多次冒着枪林弹雨，几次被敌军堵截，还是顽强地随红军走过了长征路。
长征之前，钱希钧曾在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工作，任过秘密交通员和发行科科长。积极去协助丈夫毛泽民创建并扩大中共在上海的秘密出版发行工作，使中共主办的《红旗》《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更广泛地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她参加过中央苏区第三、第四、第五红军反“围剿”斗争。并协助毛泽民办工厂、开钨矿、创办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统一苏区货币、发展苏区经济、增加财政收入、保证红军供给。与康克清等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在长征中她还任过国家政治保卫局检察员、中央红军纵队运输大队指导员。在抗日战争期间在陕北和新疆等地从事经济开发、财政金融和党的基层工作、妇女工作。曾在白区上海等地任中共上海浦东区委组织部长，为迎接上海解放做了大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钱希钧调任国家轻工业部人事司副司长、办公室副主任，食品工业管理局副局长。1982年以副部级待遇离休。曾任全国政协三至五届委员，全国妇联妇女运动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撰写回忆录20余万字。1989年因病逝世，享年84岁。
人们都说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不怕远征难！这就是红军长征取得的成功，而换来今天新中国的伟大胜利之丰硕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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