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苏维埃区的发展中，红军是偏于一种“波浪式”的发展的，而不是那种不平衡的前进——以“飞跃”获得的前进，并不巩固所占领的土地的前进。这种政策是切乎实际的，正和上述的战术一样，是从多年所积聚的军事政治的经验而来的。这些战术受当时中国共产党书记李立三的严厉批判，他说红军的方法是一种“新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李立三希望攻击而不要防御，前进而不要巩固后方；对大城市加以惊人的攻击，伴随着暴动和极端主义。当时，李立三路线把持了苏维埃区以外的党部，并且势力很大，并在某种程度上强迫红军接受这种路线，不顾在战地中官长的判断。其结果为进攻长沙和进攻南昌的失败。可是在这几次冒险中红军并没有停止游击队的活动，并且打开它的后方让敌人进来。一九二九年秋，红军移到赣北，攻击和占领了许多城市并击退敌军多次。当红军距南昌极近时，它突然折向西面进取长沙。在这次进军中，我们和彭德怀的部队会合。彭已经占领过一次长沙，不过终因受强大优势敌人的包围而退却。彭是一九二九年四月退出长沙的，此后，即在赣南一带活动，结果大大地增加了他的军队。一九三〇年四月他在瑞金重与朱德和我会合，并在一个会议后，决定他应该在湘赣边区活动，而朱德和我则移到福建去。一九三〇年六月，我们重新建立了联络。并开始第二次进攻长沙。我们的军队都合并为第一方面军，以朱德为总司令，我为政治委员。在这种领导下，我们到达了长沙城外。这时，中国农工革命委员会已经组织起来，我被选为主席。当时红军在湖南的势力很广大，在江西也差不多。我的名字流传湖南农民之间，因为捕获到我有十万重赏，不论生死，被悬赏缉捕的还有朱德和其他共产党。我在湘潭的土地（靠了这个地租我在大革命时代曾用以组织湖南的农民运动），现在为政府没收了。我的妻妹被处决。其余的后来都释放了。(66)红军的威信在农民中大为增高，而且竟达到我的家乡湘潭。因为我听说当地的农民都相信我不久就要回转家乡，并有一天，一架飞机飞过家乡时，他们断定这就是我。他们警告耕种我的土地的人，说我已经回来视察我的旧田庄，看看有没有树木被砍伐。假若树木被砍伐的话，他们说，我要向蒋介石先生索偿！不过第二次进攻长沙失败了。大批援军开到，城中驻扎了大军，此外，在九月间，新的军队更源源开来攻击红军。在这次围攻中，只发生了一次主要的战争，此役我们消灭敌军两旅。不过，我们并没有能攻下长沙城，在几周后，我们就退回江西去了。这次失败，帮助我们毁坏“李立三路线”，并拯救了红军，使它没有向武汉进攻，这是当时李所要求的。当时红军的主要工作是招募新兵，开辟新的苏维埃区，尤其是巩固整个已经掌握在红军手中的区域的苏维埃政权，因为这一类计划，如进攻长沙等并非急务，而且含有机会主义的元素。不过，假如在第一次占领时只是作为暂时的举动，并不想守住这个城和建立一个政权，那么它的影响可以说是有益的。因为革命运动所引起的反应是非常大的。所谓错误是关于战略一方面的，就是在后方的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巩固时，企图以长沙为根据地。但李立三将当时红军的战斗力量和民族政治背景的革命因素估计过高，深信革命已接近成功，而且不久就可以取得全国的政权。这种信仰更因受了当时的久长而疲竭的内战的鼓励，它使前途好像大大地偏护李立三。可是红军的意见以为：敌人正在准备大举进攻苏维埃，只要内战(67)一停止；而且现在不适于艰险的“盲动主义”和冒险。在湖南事件之后，红军回到江西，尤其是占领吉安之后，在军队中，“李立三主义”被克服了，李本人的错误已经证明，不久他更失去在党中的势力(李现在莫斯科“研究”)。不过，在“李立三主义”确定地埋葬以前，在军队中有一个很危险的时期。一部分军队倾向李的路线，并要求与其他军队脱离。不过，这一部分的指挥员──彭德怀猛烈地与这种倾向搏斗，并能维持他部下的统一和对高级指挥的忠诚。但有一些红军部队公开叛乱了，并逮捕江西苏维埃的主席和许多官吏，并根据李立三路线从政治方面攻击我。这件事在富田发生，就叫“富田事变”(68)。富田靠近吉安，是当时苏区中心，这件事产生了一种激动，许多人都以为革命的前途全要看这次斗争的结局如何了。但，因了党部的健全，红军部队的忠诚和农民的拥护，这次叛变很快也就镇压下去了。为首的被捕，其余叛徒都经缴械消灭。我们的路线重新加强，坚决地镇压“李立三路线”。结果，以后的苏维埃运动获得了重大的进展。附注：
(66)据《西行漫记》载：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和妹妹，还有其弟弟毛泽民、毛泽覃两人的妻子，以及他的儿子，都被何键逮捕。其中妻子和妹妹被杀害。编者注。
(67)此处的“内战”是指“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的战争”。编者注。(68)据《西行漫记》载，“富田事变”的哗变者是第二十军的刘铁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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