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荐读 | 陈云对兼顾农业支持工业和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探索

农业向工业转移剩余这样一种工农城乡关系政策，是从满足工业化在初期所需资本的选择。与毛泽东一样，陈云从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一全国人民最高利益出发，主张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好工业化这一国家大事，以及实施与之配套的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的政策。1950年2月13日，即新中国成立伊始，在中央分工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在全国财政会议上分析指出：“为了战胜暂时的财政困难，在落后贫困的经济基础上前进，必须尽可能地集中物力财力，加以统一使用。我们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是有希望的。只要我们把力量集中起来，用于必要的地方，就完全可以办成几件大事。决不应该把眼光放得很小，凌凌乱乱地去办若干无计划的事。”同年6月6日，陈云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分析指出：“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搞工业要投资，必须拿出一批资金来，不从农业打主意，这批资金转不过来。”1953年8月6日，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进一步阐析了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与为工业积累资金的关系。陈云指出：“至于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是我们的目标，共产党的政权必须这样做，不能忘记。革命就是为了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工业品少，也不要以为很快可以做到。这个问题我有责任说清楚，因为还要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陈云在组织制定国家“一五”计划时，进一步指出要把力量集中用于发展工业。1954年6月30日，陈云在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情况向中共中央的汇报中分析指出：“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就近期来说，就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工业发展了，其他部门就一定得跟上。这样就不能不显得很吃力，很紧张。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目前我们的计划是紧张的，但可以过得去，不至于破裂。”

△ 1950年6月6日，陈云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的报告。左为刘少奇。

陈云尽管主张以集中力量办好国家工业化这件大事，但从新中国成立起就注重把握农业向工业提供资金的度。1950年6月6日，陈云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时强调：“但是，也决不能不照顾农业，把占国民经济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农业放下来不管，专门去搞工业。”陈云基于综合国力弱和工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以紧平衡的方略推进经济建设，在可能范围内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对农业特别是农用工业给予必要投入，以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的积极性，进而促进工农平衡发展。

一是，陈云主张在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实现农业剩余向工业转移的前提下，基于工业承受能力的许可，适当减少农业税收和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1950年6月15日，陈云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关于经济形势、调整工商业和调整税收诸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农业税合理负担的措施，包括：只向主要农产品征税，凡有碍发展农业、农村副业和牲畜的杂税，概不征收；为着照顾目前农村经济的情况，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适当地减轻农业税，并按照规定的标准征收，不许提高，也不许降低；农业税应以通常产量为固定标准，对于农民群众由努力耕作而超过通常产量的部分不应加税，借以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中的交易税，应该规定一个恰当的起征点，只是对于比较大量的货物交易才征税，对于农民很小数量的交易则不应征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很大部分是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这一方式实现的。1953年10月13日，陈云在全国粮食会议上总结时明确了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原则。陈云指出：“价格定得好不好，对农民、对国家、对城市劳动者三方面都有关系。对农民来说，收购价格应该是合理的、适当的。不要使农民感到又要计划收购，又是杀价。”到1956年秋，陈云发现一部分农产品价格偏低，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出现农产品市场供应紧张，决定适时进行调整。例如，将生猪收购价格平均提高15%，使多数地方可以做到喂猪有利。同时，减少税收，减少商业利润，力求在收购价提高后市场销售价不动。1961年11月25日，陈云在浙江考察期间听取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的谈话中指出：“种粮食收入少，农民不安心于农村，不愿搞农业，跑进城做临时工，一天一元二角。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不准进城，是人为的、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工人每户每月平均收入六十元，一年七百二十元。农民的平均收入低得多，口粮又紧，单靠提高粮食等的价格不行，可以加一点，但也不能解决很大问题。如果全国加十亿八亿能解决问题，当然不在话下。我已意识到这个问题，赞成改善一些。看来，解决这个问题靠三条：一是全国增产，二是多种经营，三是提高一些粮价。”1957年1月18日，陈云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阐述了提高农产品价格要考虑工业承受能力的问题。陈云指出：“目前购买力提高过快，是由于工资总额的增加以及农产品的提价。至于因农产品增产而增加购买力，不但并不可怕，而且是件大好事情。现在要注意的是农产品提价的问题。提价的范围，只能限于那些收购价格过低影响生产发展的农产品。这是必须严格掌握的原则。经济作物的提价，必须考虑粮食和经济作物的比价，防止经济作物提价过多而挤了粮食，以至被迫再提高粮价，造成轮番提价、全面提价的危险。否则，农产品提价多了，便要减少建设投资，同时增加市场供应和货币回笼的困难。在这一方面必须十分慎重。”

二是，在农业为工业提供资金支持的政策前提下，陈云主张以紧平衡推进经济建设，尽管如此，强调要注重对农业特别是农用工业给予适当投入。1954年6月30日，陈云在向中共中央汇报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情况时，提出在紧平衡下对农业投入要有后备计划来保障。陈云指出：“农业生产同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相比，即使完成计划，也是很紧张的。”鉴于此，陈云提出：“农业投资是否太少，能否增加？五年内对农业（包括林业和水利）投资为四十九万亿元，占经济建设支出的百分之九点五。这里应指出，五年内直接或间接的对农业的投资还有下列各项：地方农业水利投资五万亿元，军垦费用五万亿元，农村救济费十五万亿元，治理黄河可能将有五万亿元，银行长期农贷十万亿元，以上共计四十万亿元。如果把这些费用加上原计划中对农业的投资，就决不止仅占经济建设总支出的百分之九点五，而是在百分之十五以上，并不算低。对农业，可以准备几个后备计划，争取在年度中增加投资。”1957年1月18日，陈云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阐述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时，论述了工农业投入的辩证关系。陈云指出：“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应该根据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提出的方针加以安排。重工业投资当然仍占多数，但轻工业和农业投资的比重要增加，为轻工业和农业生产服务的重工业的投资也要增加。这样，工业建设的速度一时看来似乎是慢了，但实际上不会慢，可能加快。”

△ 1955年6月26日，陈云在中南海瀛台参观重工业展览。

陈云注重对农用工业的投入，将其作为增加农业投入的重要措施。1957年9月24日，陈云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上在强调对农用工业投入时，使用了“为了农业的工业”概念。陈云指出：“为了老百姓的吃饭穿衣，搞化肥，搞化学纤维，治涝，扩大灌溉面积，都要花很多钱，这是必要的。我们必须使人民有吃有穿，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要从有吃有穿出发。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还只能紧吃紧穿。”“搞农业的同志提出，今年的农业投资，只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九，太少了，可不可以提高到百分之十二、百分之二十。对农业投资是为了吃饭穿衣，但解决吃穿的问题并不只限于农业，投资应该包括为了农业的工业。比如，化肥和化学纤维，应该把它们看成是解决吃穿的一部分。这些东西当然不算农业，不能摆在农业里头，但是应该看作解决农业问题的一部分。不看到这一点，只强调投资比例，是不对的。”1961年11月25日，陈云在浙江考察期间听取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的谈话中指出：“农业积累，也值得研究。我想过，靠农业本身的积累武装农业，有困难，国家必须给以支持。搞钢铁，补贴十八亿，是必要的投资。化肥、农药、农机，也要有一定数量的投资。”“现在，到了工业拿出一些力量支援农业的时候了。过去不可能，现在有可能了。工农业两头，一个时期侧重一头是对的。去年、前年侧重重工业，现在要侧重农业。计划部门过去只管工业、交通，是苏联的传统，这有它的历史原因。最近，北京全国计划会议分了若干专门小组，在扭转这种状况。现在计划、工业部门再不转过来，就会和党委合不上拍，跟不上趟。党委天天在那里搞农业，搞粮食。我主张管工业的管一管农业，管农业的管一管与农业有关的工业，像化肥、农药、农机具等。”

陈云注重在实践中对农业特别是农用工业的投入，将对农用工业的投入作为对农业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进以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为重要表征和目标取向的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保障。加之实施兼顾农业向工业提供资金支持和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积极性的政策，中国在1953—1978年实现了快速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农业生产力水平快速提升的双重战略目标。

△ 1961年4月22日，陈云关于化肥设备制造和生产问题给周恩来的报告

对粮食等农产品实行统派购制度，是在农业向市场提供农产品能力较低而导致市场紧张的情况下，从适应快速推进工业化对农产品需求出发的一种工农城乡关系制度选择。毛泽东、陈云等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在实行市场调节的历史基础上，充分考虑中国农业的小规模家庭分散生产经营特点和政府收购农产品的能力，从保障农民利益出发,并不是主张对农产品都由政府组织收购。1950年6月6日，陈云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分析指出：“农产品和农业副产品的收购要有分工。都由我们收行不行？不行。这样会拖长收购时间，仓库也没有那么多。同时，农村是很分散的，我们的国家又这样大，生产方式是零零碎碎的小生产，东西是在一家一户的，城乡的物资交流都靠我们的贸易公司不行，这样做会害了农民。”毛泽东插话表示赞同和支持。毛泽东指出：“也害了共产党，害了人民政府。”195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作出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选择，粮食流通政策发生这一重大变化，其原因是，在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中，由于当时农业依靠人力、畜力和使用传统农具，生产力水平低，农产品供给数量的增加跟不上快速推进工业发展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也不能满足城乡居民生活改善的需要，粮食等农产品供给严重短缺和市场紧张。为解决这一问题，也避免自由市场下类似上海解放初期屯居积奇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秩序甚至有可能危及新生政权稳定现象的发生，为保障粮食的有序供给，陈云在多种方案中选择了粮食统购统销制度。这是陈云在“两种炸药”中做出的艰难选择。陈云表示：“我这个人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两害相权取其轻，陈云从8种方案中选择了在农村征购、城市配售办法（简称统购统销）。陈云还分析了农村征购、城市配售办法会出现的问题：“农民的粮食不能自由支配了，虽然我们出钱，但他们不能待价而沽，很可能会影响生产情绪。”“但是，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不这样做又怎么办？只有把外汇都用于进口粮食。那么办，就没有钱买机器设备，我们就不要建设了，工业也不要搞了。”陈云在这些论述中充分表达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是在1952年农村人口占当时全国人口的87.54%、农业生产高度分散且规模较小的1.1亿户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耕作、农民自给半自给生产的剩余产品有限的情况下，有利于解决从农业中提取工业化积累和获得农产品原料，进而保障工业化推进的一种制度选择。

△ 1955年7月21日，陈云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关于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发言。

在人均粮食产量300公斤左右的情况下，快速推进工业化只能是紧平衡。在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这种流通制度选择时，陈云考虑到农民积极性的问题。陈云强调：“在粮食问题上，有四种关系要处理好。这就是：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商人的关系；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关系。这四种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的又是第一种。处理好了第一种关系，天下事就好办了。” 鉴于此，在保障国家工业化所需农产品供给的同时，陈云主张尽可能多给农民留点农产品，保障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以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陈云在实践中探索了兼顾工农两方面利益和发展的措施。

一是，注重在粮食分配上处理好国家和农民的关系，照顾国家和农民两个方面的利益。1954年是实施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第二年，当年发生水灾，加上工作失误，在非灾区多购了一些粮食，导致1955年出现了“家家谈粮食，户户谈统购”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陈云派工作组深入调查，发现余粮户不知该向国家交多少粮食、自己留多少粮食，缺粮户不知道能向国家买多少粮食，农民在这种没有明确预期的情况下，不缺粮的农民和缺粮农民都要求国家供应粮食，形成虚假需求，粮食销量不正常上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55年3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试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制度。这一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是对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完善，从制度上保障了农民可以通过增产实现多留，农民也有了增产粮食改善生活的预期，进而刺激了农民发展农业的动力。1957年9月6日，陈云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上作总结时强调：“粮食分配同农业生产有直接的关系。粮食统购统销就是国家对粮食的一种分配。搞得好，对于农业生产就有刺激的作用；搞得不好，就会发生不利的影响。农民注意生产，同时又注意分配，分配和生产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粮食分配方面，要照顾国家和农民两个方面的利益。如果只顾国家需要，而不顾农民的需要，就会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生产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如果不顾国家的需要，只是片面地强调农民的需要，就会影响城镇居民的口粮供应，就会妨碍国家的建设。”

二是，倡导农产品的收购要松一点，并注意适当把握以丰补欠。1957年9月6日，陈云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上作总结时指出：“我们不提多购少销，因为这容易发生错觉，以为收购越多越好，所以只能提保证正常收购和实行少销。我们不希望多购，也不可能多购。一九五四年多购了一点粮食，结果助长了一九五五年的紧张状况，不得不再来整顿统销工作，这种错误不应重复。” 陈云进一步强调：“几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灾年和丰年相比，粮食收购只差二三十亿斤，而在销售上则悬殊很大。去年粮食销量是八百五十一亿斤。这一年遇到了灾荒，加上刚刚实现合作化，如果销量过少会出乱子，问题是销得过多了，大约多销了四十多亿斤。一九五五年是丰年，这一年粮食销量只有七百二十二亿斤，同受灾的一九五六年比较，销量竟相差一百二十九亿斤。丰年当然应该适当多购一点粮食，但文章主要地要做在少销上。”“增产了，就要适当地多购一些，这是以丰补歉所必需的。如果增产不增购，歉收年份和歉收地区就肯定过不去。增购的数量，一般不得少于增产数量的百分之四十；在特殊情况下，还应该多购一些。所谓‘特殊’，就是在省内地区之间，省际之间，年际之间，发生了丰歉严重的不平衡。但是，也不能购得过多。丰收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多留一点，农民也应该多吃一点，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61年5月30日，在农产品统派购制度框架下，陈云在外贸专业会议上明确提出“农产品的收购松一点比紧一点好”的政策主张，要求主动多给农民留一些，切不可收购过头粮。陈云说：“过去一个时期，我们总是想多收购一些农产品。但是，由于收购过头，给农民留得太少，最后农民不愿意生产，反而收不到东西。结果出口和城市供应都大为减少。经过几年的反复，经验证明，农产品的收购，松一点比紧一点好。这就是说，我们宁可少购一些，给农民多留一些。例如，农民养一只母鸡，一年产蛋五六斤，只收购一两斤；养两头肥猪，只收购一头。这样，农民高兴，就愿意多生产了。‘肥水不落外人田。’东西生产多了，事情就好办。现在农民还很穷，多给农民留一些，其实农民也舍不得吃，还是要卖的。放宽一些，东西反而会多起来。油料也可以考虑采取这个办法。现在的毛病是卡得过死，种类越统越多，东西越收越少，搞得活一些，生产发展了，收购上来的东西自然就会多起来。”陈云还进一步强调：“收购农产品，手不要太狠，要注意改善农民生活，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 1955年12月9日，陈云在北京接见农业劳动模范，和北京郊区黄土岗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殷维臣亲切握手。

三是，在国内粮食供给难以满足工业化快速推进和人口快速增长需要的情况下，提出并实施粮食进口，解决粮食供给不足问题，让农民休养生息。中国是农业国、工业化后发国，国家工业化有赖于农业提供积累支持，也包括出口农产品换取进口工业设备所需外汇。1950—1960年的11年间，中国一直是粮食净出口国，每年出口粮食100多万吨。但是，受“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影响，农业大波折，粮食产量由1957年的19504.5万吨大幅下降为1960年的14385.7万吨，人均粮食产量也由301.7公斤降为217.3公斤，国家粮食库存降到最低点，粮食供给严重不足。因为农民生活极度困难，向农民多征粮行不通。在这种情况下，陈云提出要下决心进口粮食，解决粮食市场问题和缓和与农民关系的问题。1961年5月30日，陈云在外贸专业会议上指出：“稳定市场，关键是进口一些粮食。进口粮食，就要下定决心拿出东西来出口，先国外，后国内。把粮食拿进来，这是关系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进来粮食，就可以向农民少拿粮食，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农业生产发展起来，国内市场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农民手头的粮食宽裕了，可以多养鸡、鸭、猪，多生产经济作物和各种农副产品，增加出口。总之，当前只有首先抓好粮食，整个局势才能稳定，同农民的关系才能缓和，而且多种经营也才能好转。没有粮食是最危险的。” 中央采纳了陈云关于进口粮食的意见，从1961年起进口粮食。17年后的1978年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中，从稳住农民这一大头出发，再次建议进口粮食。陈云指出：“‘吃进口粮食是修正主义’，不能这么说。一九六一年庐山会议时期，我就请示过毛主席，可否通过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毛主席说可以。现在有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可以直接向美国买粮食。”“粮食进口多一些不要紧。农民稳住了，事情就好办了。如果感到粮食进口多了，下一年少进一点就是了。进口粮食的时间，不只是三五年，时间还可能长些，数量则可少些。”“我认为，这是大计，这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 陈云在这次发言中充分阐析了进口粮食在保障社会稳定中的重要性。陈云分析指出：“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农民有了粮食，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经济作物就都好解决了。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 陈云关于解决农民吃饭问题优先的思路，是基于农民温饱问题严重和农民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之国情出发的。在分析农民问题严重性时，陈云指出：“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1979年3月25日，陈云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要注意粮食。过去，我说过，粮食周转库存降到三百六十亿斤，就要发警报。粮食一定要有人管，这是周总理早已定了的。我看这个问题要注意。钢铁是硬的，我看粮食更硬。要进口一些粮食。一方面地方不要靠中央，一方面中央手里还要抓一点粮食。”1981年11月25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政府工作报告》讨论稿谈修改意见时指出：“进口粮食是要赔钱的，就是按照粮食的卖价，我们市场还要贴钱。但是，粮食赔钱换得了市场稳定，有肉吃，有菜吃，给我们时间搞体制改革。否则，没有手段搞体制改革。粮食虽然赔钱，但是我们的经济作物发展了。东方不亮西方亮，从那里赔了，从这里拿回来。如果粮食不补贴，市场就要大波动。”后来的实践表明，进口粮食是一项重大举措，一举多得，一方面弥补了当时粮食供给的缺口，稳定了市场，保证了人民基本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给了农民休养生息之机，调动起农民发展粮食的积极性，也为农民将资源配置到非粮产业——发展农村多种经营提供了可能的条件。

△ 1979年6月，陈云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