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交史话 | “大夷”之功：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动力

汉代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深刻总结了这一历史进程：

文中所说的“中国”即华夏；“小夷”，指赤狄、白狄、犬戎等不具国家形态、未聚合成邦国的夷狄；“大夷”，指楚国、秦国、吴国、越国等已形成邦国且国力相当强大的所谓“蛮夷戎狄”。春秋战国时期，无论是政治统一，还是民族融合，楚、秦、吴、越等“大夷”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春秋时期政治和民族的区域性统合，主要通过邦国之间兼并实现。在整个春秋时期，有晋、楚、齐、秦、吴、越六个大国，其中四个（楚、秦、吴、越）是“诸夏”眼中的“蛮夷戎狄”。这些“大夷”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他们主导了所在区域政治统一和民族融合。

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灭国最多的邦国。《吕氏春秋》提到，楚国自楚文王之后，“兼国三十九”。清儒顾栋高说，“楚在春秋吞并诸国凡四十有二”。若以不断出现的新材料计，楚灭国之数当不止于此。楚国一方面吞并了汉水地区的诸夏姬姓小国，另一方面也攻灭融合了江汉流域的一大批所谓“蛮夷”小邦，如舒、庸、百濮、卢戎等。到了春秋战国之际，楚国及其周边列国共同构成了一个文明绚烂多彩、具有鲜明特色的“楚文化圈”。

秦的立国，就在于与戎狄的战争，秦在关中的土地，是经历上百年与戎狄的战争才夺取的。到秦穆公时，秦国东扩，灭掉了梁国、芮国。但秦穆公试图参与中原争霸并未成功，此后秦国极少参与中原事务，专心经营西土，“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吴国和越国其兴也勃，其衰也忽。但吴国对群舒、淮夷的兼并，越国对百越的统合，对东南区域的民族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

纵观整个春秋时期的地区性民族融合，固然有些是由“诸夏”邦国主导的，但更多的则是那些被视为“蛮夷”的强国。而在战国时期最具争夺天下实力的两个大邦，即秦国和楚国，均在春秋时期形成的“大夷”之列。秦国在商鞅变法后迅速崛起，开始攻伐东方的进程。楚国则为合纵之长，统合东方力量，与秦国对抗。最终，由秦国完成天下的统一，奠定了大一统的格局。

“大夷”的扩张与兼并，其意义不仅是政治与民族的统合，更是大大推动了文化的互鉴融通。西周时期，诸夏的活动空间主要集中在黄河、淮河流域，很少涉足长江流域及以南的土地。春秋时期楚人经略长江中游，吴越统合长江下游；战国时期楚人征服百越，派遣庄蹻入滇；秦将司马错灭古蜀国，秦人经营巴蜀盆地。至此，长江上中下游、长江以南以至于南越、滇地都受到华夏文化的深刻影响。

“大夷”之所以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统一和民族融合中发挥主导作用，原因是他们走在了时代变革的前列。春秋战国时期重大的政治制度变革和战争方式的转变，均从“大夷”之国开始。制度变革激发了国力快速提升，改变战争方式则直接影响了政治和民族格局的变化，这二者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大一统格局的形成，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

一是引领制度变革。

春秋时期，楚国迅速崛起，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楚国率先推行了郡县制。诸夏列国继承了西周时期的封君采邑制度，邦国内部的土地、人口被贵族分割，导致卿大夫权力扩大、国君权力削弱，进而造成君权下移、政出多门、国力分散。推行郡县制使楚国成为春秋时期君主集权程度最高的邦国。楚国的县，大多由被楚国灭掉的小国转化而来。这些小国原本分属各个族群，但在楚国郡县制的统合下深度融合，共同孕育出了楚文化。

秦国最终统一天下，关键在于成功进行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虽然在初期遭到了强烈反对，但最终得以推行，且在商鞅死后仍然延续。郡县制的推行，加速了秦国的民族融合，秦人灭掉了长期威胁秦国的“义渠之戎”而设立义渠县。商鞅变法让秦国摆脱了早已落后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土地经济制度，建立起一套适合天下统一战争的政治、军事制度。秦国最终通过战争的方式，结束了春秋战国数百年的纷乱。相比较而言，楚国本是战国七雄中最早开始变法的，吴起变法比商鞅变法早数十年，一度给楚国带来新气象，但很快在保守贵族势力的阻挠下失败，这是楚国未能统一天下的重要原因。

二是改变战争方式。

春秋、战国虽然都是战乱之世，但战争方式大不相同。西周灭亡后，失去了周王朝的制约，诸夏邦国会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趁乱兼并弱国。但在春秋时期大部分时间里，尤其是在霸主能够主导天下秩序的情况下，灭掉能够参与诸侯盟会的“列国”是不被支持的。即使是霸主，也不能灭掉列国。

例如，郑国长期夹在晋、楚之间，经历了多次来自霸主的攻伐。强大如晋国，并非没有灭掉郑国的实力，但晋国并不曾试图灭掉近在咫尺又相对弱小的郑国。此外，宋、鲁、卫、陈、蔡等具备“列国”地位的邦国，在战乱频仍的春秋时期虽饱受霸主欺凌，但很长时间里并无灭国之虞。

在诸夏列国还保留着些许脉脉温情时，“大夷”并无这种自我限制。在春秋晚期，楚国灭掉了陈国、蔡国，开启了攻灭“列国”的先例。吴国攻入楚国郢都，几乎灭掉了当时南方的霸主楚国。而越国在吴国北上争霸时趁虚而入，最终灭亡吴国，首次将正处在霸主地位的大国灭掉。

战争方式开始转变为数万人乃至数十万人转战千里、持续数月甚至数年的大规模战争，也始于“大夷”。公元前506年，吴国军队沿着淮水迂回数百里，突然袭击楚国。此后数月，吴、楚之间不断在多地交战，最终，吴国军队突破楚军防线，攻入楚国的郢都，几乎将楚国灭掉。在吴、楚大规模且高烈度的战争中，处在两国之间的淮夷、群舒均被吞并。这样的战争方式，在此前的诸夏邦国间的战争中几乎见不到，而在战国时期的统一战争中则成为常态。“大夷”入局，彻底改变了列国之间的战争方式。

中国古代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核心文化因素，有许多并非来自华夏。陈寅恪先生在论述隋唐制度渊源时指出，隋唐制度最主要的来源之一，是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和胡化汉人建立的北齐。甚至史学研究者常说的“史学”一词，也是由十六国时期的羯人石勒设置“史学祭酒”而首次出现的。先秦时期“大夷”带来的制度变革，给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楚国的郡县制、秦国商鞅变法带来的一系列变革，都成为此后两千多年间中华民族一直沿用的基本制度，甚至一直影响到今天。

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大夷”能够成为时代变革的弄潮儿？而那些长期文化昌盛、礼乐发达的诸夏列国为何没能赶上变革的步伐？

首先，“大夷”“能夏则大”，汲取华夏先进文化。这让他们能够实现文明的跨越式发展，从众多“蛮夷戎狄”中脱颖而出，成为“大夷”，即所谓“能夏则大”，并仿照华夏的礼乐制度建立起国家形态。“大夷”虽被诸夏视作夷狄，但其文化并不一定逊于诸夏。譬如，战国时期的楚文化是高度繁荣且极具特色的，《楚辞》就是楚文化的结晶；又如，秦国的文字直接继承西周文字，较之东方六国的文字更加规范、合乎理据。没有高度发达的文化与相对成熟的国家制度，不可能在长达五百年的纷乱局势中取胜。

其次，“大夷”因时而动，放开手脚进行变革。西周灭亡后，以周王朝为主导、以分封制和宗法制为基础的天下秩序已经崩溃，维系诸侯林立局面的政治体系已不复存在。虽然历史的车轮已经滚滚向前，但诸夏邦国的观念并未随之转变，仍希望通过霸主政治部分维系西周的政治格局，保持诸侯林立的格局。当诸夏邦国还被“崇明祀，保小寡”的旧观念制约时，“大夷”已经没有任何负担地放开手脚，扩展自己的领土和势力范围。

同样，当诸夏各国延续西周制度的惯性，继续实行分封采邑制度，而导致公室衰弱、中央权力不断分散时，新兴的“大夷”秦、楚、吴、越，或因国家新创，避免了不断分封导致权力分散的积弊，或因率先变革，巩固了公室权力和中央集权。放开手脚、大胆扩张且君权强盛、权力集中的“大夷”，在面对背负包袱、束手束脚且君权式微、政出多门的诸夏邦国时，自然有很大的优势。

此外，华夏与“蛮夷戎狄”共同构成推动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动力。华夏与夷狄，并非简单的主流与非主流、高级与落后的关系，而是相互影响、不可或缺，共同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历史上“蛮夷戎狄”学习了来自华夏的先进文化，在推动文化、社会、制度层面进步的同时，其更大的意义在于交流与融合，在交流中挣脱旧制的束缚，在融合中酝酿变革的火花。中华民族的长期延续与繁荣，固然离不开作为凝聚核心的炎黄华夏，中华民族在不同阶段能够不断变革以适应历史发展趋势，也离不开“大夷”之功，离不开各民族交流融合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不断更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