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梦华录》《清平乐》《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等影视的大火，宋朝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繁盛的经济被大肆渲染，人们一扫“三百年弱宋”的印象，孜孜不倦地从电视和《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文献记载中寻找证据。浪漫、华丽、雅静而又充满烟火气的宋朝被证明是富有的，《清明上河图》中熙熙攘攘的商业场景被认为是经济繁荣的体现。文献称宋朝“全民皆商”，商人的地位似乎很高，但事实并非如此。重农抑商，将商人视为末流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一种意识形态。钱穆先生在探究中国社会演变时说，自春秋战国以下，中国是“四民社会”，所谓“四民”，就是“士、农、工、商”四种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商人需要被迫通过不能做官、不能饰以金银锦绣来向社会公示其低贱的身份。宋朝对商人的态度有所缓和，但这并不是统治者主动想要的，而是工商业的空前繁荣带来的传统小农经济产业格局的瓦解，改写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与财富版图。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数量如此之多的富人冒了出来。文献记载北宋真宗时，在首都汴京，资产十万贯钱以上的比比皆是。这些新兴的工商业阶层凭借其交通天下财货和掌握的财富优势逐渐介入政治事务，以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在大部分承平岁月里，他们主要通过拉拢当朝权贵、与宗室和士大夫阶层联姻等办法，寻找靠山，保护家族利益，提高社会地位。而战乱一起，便更是他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说宋朝商人社会地位得到提高的，多指的是这批人。巨大的金钱力量让他们得以通过各种途径跨入政治的大门，富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力量开始显现。
一、雄厚的经济实力
仁宗时，与西夏战事频起，大姓李氏便资助朝廷20余万贯；北宋末年，宋徽宗对辽国发动全面战争，向百姓分摊“免夫钱”以助军饷，怀仁县杨六秀才之妻刘氏出资10万缗；还有越人黄汝楫，家境富裕，家产值数百万；南宋高宗建炎间，湖州王永献钱5万缗；绍兴三十一年，米商张子颜等人从自家仓库中拨出储米10万石，用作军粮……可见这些大商人惊人的资产经营规模和纵横捭阖的政治活动能力。在宋代的所有工商行业中，房产是最容易在短时期内点石成金的“造富神器”。僦赁房舍的收入通常被称为“掠房钱”“掠屋钱”，而拥有房舍并专门以此营生者，就被称为“掠房钱人”“掠屋钱人”。人们通过出租商用屋宇，也就是房廊、邸肆、塌房之类收取租金。经营房产最出名的当数徽宗末年的宰辅大臣何执中，他一年的房产租金就能坐收4万多贯，相当于当时一个1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一年的全部商税。说得更直观一点，就好比今天一年的房屋租金就能收到二三千万元人民币，这些人聚敛的财富何其之多！我们做一个对比。汉元帝时向朝廷捐钱5000缗，可得一个司徒的官职，但在宋代，同样的钱只能换来一个七八品的低级武官。可见，相对从前，5000缗在宋代已不足为道了。二、末流商人与与边缘化的皇亲国戚
与屈居末流而又财力雄厚的商人相对应的，是同样被边缘化但顶着宗室之名的皇亲国戚们。按朝廷规制，皇族宗女，即“赵家女”的夫婿可以获得贵族身份，还能被授予一定的象征性的官衔。于是，许多富商为了给儿孙求得一官半职或者找个靠山，便热衷于投重金与宗室联姻。另一方面，北宋时禁宗室子弟入朝为官，这一政策执行得很严格，到南宋时才放宽。如此，几代人一过，朝廷给予的待遇和俸禄被摊薄，许多宗室往往家境并不很好，有些甚至较为贫寒，这就给新兴的商业资本与赵家人特殊地位之间的金钱交易创造了一拍即合的绝好机会。早在北宋中叶以后，宗女嫁给无任何官职和功名的富商子弟就不鲜见。神宗以后，赵家女嫁的更是富家大姓。例如，平江府商人朱冲一家就因为与皇族结姻，“得至显官者甚众”；而一个号称“大桶张家”的京师富人更是神通广大到家族有三十余位县主，与30多个宗室攀上亲家。这样互为谋利的婚姻为越来越多人眼热，以至于宗室家庭开始主动加入这个特殊的婚姻市场，公开标价售卖儿女婚姻，引得巨商富室“争市婚为官户”。朝廷也曾下令三代须一代有官职，才能娶宗室女。但在对金钱的狂热追求下，这样的规定也就形同虚设了。这股乌烟瘴气的风气不仅没能遏制，反而悄悄渗透进了天子的宫廷。宋仁宗皇后郭氏被废，有个叫陈子城的京城茶商大亨，不知用什么手段博得了太后的欢心，把女儿送入宫中。后被人批评不能以奴仆之女为后，这才赶紧送出宫去。一个茶商究竟如何说动久居深宫的皇太后？我们对其中的细节不得而知，但大概率也少不了金钱开路的手段。三、榜下择婿
婚姻是年轻人的事，科举又是王朝时代进入仕途的独木桥，于是就有了独具宋代特色的“榜下择婿”。王安石有诗云：“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苏轼的“囊空不办寻春马，眼乱行看择婿车”，说的都是每逢殿试发榜日，及第进士“释褐”穿上了绿官袍，达官富家争相出动“择婿车”，甚至带上女儿，赶去金明池物色新科进士的场景。富商大贾不吝巨资，拉拢自己看好的士子，新科登第的进士则竞相明码标价，公开“拍卖”自己的婚姻，许多士人不以为耻，反以自己能够卖到比他人更高的价为荣。宋朝不在乎门第，却极其看中新科进士的光环，两相权衡之下，富商有了日后官场得意的女婿作为后盾，而出入官场的士子也有了结交和应酬的金钱资本。在宋代，官居宰相、翰林的官宦高门与富商巨贾相与嫁娶者十分寻常。除与皇家宗室联姻外，经商致富的多金之家更多的选择就是与官僚士大夫结亲。北宋一个名叫凌景阳的官员，就与一家姓孙的商人结亲。到了南宋，在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做过宰相的留正，就欣然与自己的福建同乡、泉州海运大亨王元懋结了儿女亲家。王元懋还有一位复姓诸葛的亲家，也在朝中任侍郎之职。综观整个宋朝，精英阶级的皇亲国戚、当朝宰辅、学术领袖都汲汲于婚姻中寻找财富机会。就拿朱熹的家族来说，他的父亲朱松是理学大师程颐的三传弟子，却娶了一个商贾之家出身的妻子，虽不能妄言一定是看中她家的钱财，但至少能说明，当时商人的社会地位已远非昔日可比。汉朝以降，商人不得不得穿丝绸、不许乘车；晋朝甚至规定商人必须在额头上贴着写有自己姓名的标志及“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及至宋朝这样一个商业和金钱频繁流动的社会，服饰、房屋和车马等规格上的僭越早已屡见不鲜。但能够实现这种阶级跨越的，只局限于部分大富豪。他们以富可敌国的财力，以金钱开路，通过联姻、买官等手段，在阶级意识根深蒂固的传统中国无所顾忌地摆筹码、做交易。这里当然隐藏着卑鄙与丑陋，但同时也有力地瓦解了过去森严的门第和身份等级观念，形成了一个阶层流动顺畅、清规戒律松弛的繁荣的世俗社会。根据《逝去的盛景：宋朝商业文明的兴盛与落幕》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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