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身战机歼-20
成百上千次地“刷题”考试
年轻时，俞鸿儒参加了两次高考。新中国成立前，在同济大学读了三年数学；新中国成立后，又在原大连工学院念了四年机械。28岁那年，俞鸿儒考入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导师是“两弹一星”元勋、著名力学家郭永怀先生。
郭永怀1956年从美国回到祖国，回国前他就已经预见到中国将发展航天事业，而高性能、大尺寸的高超声速风洞是设计航天飞行器必不可缺的。
作为地面上的“天空”、飞行器的“摇篮”，风洞能够人工产生可控制气流，模拟飞行器在空中飞行的复杂状态，从而发现设计缺陷并改进。
当时主管中科院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曾说：“搞科学，好比下围棋，忙里要注意安排几个闲子，扶植一些冷门，到必要时就用上了。”于是，郭永怀开始布下一颗“闲子”。
1958年初，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成立激波管研究组，30岁的俞鸿儒担任组长。回忆这段往事，俞鸿儒说：“那时国外也刚刚开始做。激波风洞都没听说过，郭永怀先生说你做做看吧！”
当时的新中国经济基础薄弱，电力短缺，无法效仿国外风洞的发展路线，于是俞鸿儒选择了更加省钱的氢氧燃烧驱动方式。但这种方式极易发生爆炸，危险程度非常高。
俞鸿儒回忆说：“有一次把一个房子都炸掉了。爆炸后，钱学森先生、郭永怀先生首先就提出表扬：‘只要人不受伤，在失败中摸索出经验，发生意外了我们担着。’”
在前辈的鼓励支持下，在一次次的试错和复盘后，俞鸿儒带领团队终于为中国风洞研究“炸”出了一条新路。
1969年，俞鸿儒带领激波管研究组成功研制JF-8激波风洞。这是中国第一座大型高超声速风洞，性能堪比国际大型激波风洞，造价却极其低廉，仅花费8万元加工费。
当时，中国研制的导弹、火箭、人造卫星等重点型号飞行器陆续进入到攻关阶段，亟需大型风洞的检验。JF-8激波风洞的建成恰逢其时，为各种重点型号的飞行器试验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80年代，为了开展高超声速飞行试验，发达国家纷纷筹建大型自由活塞驱动高焓激波风洞，俞鸿儒却颠覆性地提出用爆轰驱动的方式来产生高焓实验气流。
爆轰驱动的危险性极高，这一想法遭到了一致反对。俞鸿儒却说：“我不怕反对。没人反对，可能是平庸的工作。”
1988年，俞鸿儒在德国完成爆轰驱动的原理性实验，回国后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爆轰驱动方法。终于，十年之后，俞鸿儒领导建成了国际上第一座爆轰驱动高焓激波风洞JF-10。
此时，俞鸿儒已进入古稀之年，但他心中还有个更大的计划要去完成。
当时，全世界都认为激波风洞的实验时间只有几毫秒。美国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是把实验时间延长到30毫秒。俞鸿儒却提出要建高超声速复现激波风洞，并达到100毫秒的实验时间。唯有如此，才能让风洞实验状态从“模拟”跨越到“复现”。所谓“复现”，俞鸿儒解释，就是把“天”移到“地”上。如果能真正在地面完全复现高超声速飞行条件，那将意味着攻克了悬置近60年的世界级难题。
在他的指导下，2012年，总长265米试验段直径达3.5m的JF-12复现风洞研制成功，可复现5-9倍声速的飞行条件，实验时间超过100ms，比其它同类型的激波风洞提高1个量级。
就是这0.1秒的数据，俞鸿儒为之奋斗了半个世纪。
JF-12复现风洞是国际最大、整体性能最先进的激波风洞，为中国航空航天重大任务研制提供了关键支撑。当JF-12风洞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时，作为主要设计者的俞鸿儒却坚持将自己的名字写在最后一位。
“国家的科学事业需要我们来做铺路石。”这是导师郭永怀对俞鸿儒的教导。俞鸿儒也像当年的导师一样，成为下一代年轻人的引路人。
他说：“工作要一代一代接下去，年轻人做完有成就感、有威望和威信，工作就好开展了。人的时间有限，谁也不能干一辈子，这个工作没人接手可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