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玉宝 | 撰文
李娟 | 责编
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雷恩图书馆的英国名人半身像中，托马斯·西登汉姆（Thomas Sydenham,1624年-1689年）的头像令人印象深刻。他被誉为“英国医学之父”、“英国的希波克拉底”。
到18世纪中叶，西登汉姆作为医学界杰出人物的声誉已经确立。人们普遍认为，西登汉姆的临床实践奠定了现代循证医学的基础[1]，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医学发展。
1624年，西登汉姆出生于英国多塞特郡（Dorset）的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父亲是威廉·西登汉姆（William Sydenham），一位在多塞特郡拥有土地的贵族，富有影响力。他的母亲名为玛丽·杰弗里（Mary Jeffrey）同属于贵族家族[2]。西登汉姆的家族背景给予了他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也为他未来的医学事业奠定了经济基础。
1642年，18岁的西登汉姆进入牛津大学学医。然而他的学习生活很快被打断。他的父亲威廉曾是一位清教徒，支持英国的议会军。英国内战爆发时，西登汉姆毅然中断在牛津大学的学业，加入了议会军队以支持英国政治家、独立派首领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1599-1658）的事业。战后他回到牛津继续医科学习，1648年毕业，随后前往伦敦从事医学实践。1663年他通过了皇家医师学会的医生资格考试，取得了行医执照，这是他有生之年与这个组织仅有的联系。1676年他在剑桥大学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
1655年,西登汉姆与玛丽·盖伊（Mary Gee）结婚。他们育有三个儿子，第三子早夭。1689年12月29日，西登汉姆在伦敦的家中逝世，享年65岁。病因推测与长期的痛风和肾脏疾病有关。他的遗体安葬在家附近的圣詹姆斯教堂。1810年，皇家医师学会在这家教堂做了一个纪念壁画，后来附近又立了一个纪念碑。
17世纪，新疾病不断出现，在所有的旧医书上都找不到其参考内容，导致人们对疾病认识的混乱不清。那时的医学理论仍处在以古希腊和中世纪学说为主导的时代。对疾病的治疗基于“体液学说”。“体液学说”认为疾病是由于体内四种体液（血液、黄胆汁、黑胆汁、痰）的失衡引起的，因此以放血、催吐、催泄和灌肠等极端的方式调节体液平衡成为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
西登汉姆对此提出质疑，他反对基于抽象理论的诊断，主张医生应当像自然科学家一样，依靠客观的病症来进行治疗。他强调医生应该着眼于患者的症状，并注意疾病的自然演变，通过临床观察和记录病情来制定治疗策略[3]。这与当时的医学教育体系形成了对比。
在识别疾病的过程中，西登汉姆尝试通过对症状的仔细观察和记录——即描述“自然病史（natural history）”——来为当时的混乱医学认知带来秩序。他认为，医生应该回到病床边，“既生动又自然”地描述病史，重点记录那些“独特且稳定”的症状。他还强调记录天气和季节等可能影响疾病的因素。
西登汉姆本人患有痛风，他对痛风的描述和观察真实又深刻，颇为经典——
“凌晨两点，病人突然被剧痛惊醒。脱臼一般的疼痛先是从大脚趾袭来，然后在脚踝、小腿、关节之间游移不定。病人颤抖着，身体轻微发热。疼痛随着时间愈演愈烈，直到最后他连衣服的重量都难以承受，更别说一个人在房间里走动时产生的震动了。这种疼痛极为剧烈，仿佛关节错位，又似浸于冰水，激寒至处又似灼烧，绵绵不绝，愈发剧烈。”
西登汉姆还注意到痛风与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关联，提出了一个以清淡饮食为主的治疗方案，强调避免酒精和富含嘌呤（当然，那时还未有嘌呤的概念）的食物。这种观点与现代医学关于痛风的治疗方法不谋而合。
除了痛风，西登汉姆还详细记录了其他疾病，如猩红热、天花、麻疹和癔症。
通过发现疾病的不同规律和特征，西登汉姆得以将疾病进行分类。他认为，自然界在产生疾病时是“均匀且一致”的，每种疾病都有其独特的“状态、性质、持续性、明确性和源自其本质的派生性”。因此，他主张“所有疾病都应该被简化为确定的种类（species of disease）”，以促使医学疗法的进步。这与当时流行的“所有疾病均源于体液失衡”理论是不同的。
这种疾病分类识别方法是他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来的医学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1666年，西登汉姆所撰写的新书《发热的治疗方法》（Methodus Curandi Febres）出版，书中详细阐述了他对发热性疾病的观察和治疗方法，充分体现了他的医学方法论。他的另外一本书《医学观察》（Observationes Medicae）则出版于1676年，详细记录了他对多种疾病的研究，在后续两个多世纪广为印刷和流传，至今仍被认为是医学史的重要文献。
在天花的治疗上，西登汉姆采取了不同于当时的治疗方法。他反对通过过度发汗治疗天花，而是主张让病人在凉爽的环境中得到良好的照顾，这种方法极大地提高了天花患者的生存率。
而在药物治疗方面，他主张使用单一药物来治疗特定症状，而非复杂的药物配方。他推广了奎宁（从金鸡纳树皮提取）作为疟疾的有效治疗方法，还使用了一些含有单宁的植物制剂作为药物，用于缓解疼痛和减少炎症。他还观察到铁在治疗某些虚弱病症尤其是贫血症的作用。虽然西登汉姆并未完全发展出系统的药理学理论及机制，但他的实践挽救了无数生命，为现代药理学发展提供了基础。
此外，西登汉姆反对过度使用药物。他认为，许多疾病能够通过自然治愈，医生的职责是为病人提供适当的支持，帮助其自然康复。这种理念在今天的医疗实践中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西登汉姆的疾病历史理论深受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的自然历史观影响，并最终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前377）在《论流行病》（Of the Epidemics）一书中的病例历史描述。
培根的自然历史观与传统亚里士多德式的分类方法不同，它基于相似性而非差异性来定义群体。他基于希波克拉底的病例历史模型，首次将这种思想扩展到疾病领域。西登汉姆则从培根的思想中汲取了灵感。
希波克拉底的“临床观察法”和“自然治疗法”对西登汉姆有着深远的影响，西登汉姆效仿他倡导不依赖复杂的理论推测，而是通过仔细的临床观察和对症治疗来应对疾病。
此外，生理学家、医生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的科学方法论也深刻影响了西登汉姆的医学实践，激发了他对临床观察和实证研究的重视。与哈维注重解剖学理论不同，西登汉姆更倾向于专注于疾病的症状和治疗，而非解剖学原理。
值得一提的是，在《医学观察》这本书中，西登汉姆解释了疾病和病症都有外部原因，但他的行医生涯却摒弃了对疾病真正致病原因的探索，这也成为后世质疑其医学贡献的主要原因。这大概是受限于17世纪欧洲宗教大环境及其宗教观。
西登汉姆认为，“人类知识的局限性是神所规定的”。他认为，疾病的表现是有规律的，流行病的出现和消失是有序的，并且是由至高之神所决定[8]。
在与物理学家、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1627-1691）的交流中，西登汉姆明确表达了立场：“至高之神，万物之所生，万物之所依，以其无穷之智，布化万物，使各遵秩序，各循方法，以成其功。万物无虚耗之举，皆行最优之事，最合天地之大造，亦最契其本性。万物如机械之动，非由己技，实由更高匠人之巧也。”西登汉姆认为人们探究原因的努力是徒劳的，“吾辈以庄重之心倾注思维，或可探知自然之为，及其所用之器。然其行事之道，终非人力所能测。”
可以看出，西登汉姆的宗教观倾向于自然神论。西登汉姆的晚年正值启蒙运动的初期，思想家们开始质疑传统的宗教权威，转而强调理性、经验和科学。自然神论的兴起与这一思想潮流密切相关，西登汉姆的医学实践正是这种转变在医学领域的体现。
西登汉姆与哲学家、医生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有着深刻的学术交流，他们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相识。
洛克是经验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之一，提出知识来自于感官经验和观察，而不是先天的理性或神学教义。这与西登汉姆的医学实践是一致的。
洛克在其著作中表达了对西登汉姆的高度尊敬，并经常引用他的医学研究。在《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洛克提到西登汉姆的医学实践是经验主义的成功案例。显然，洛克对西登汉姆的推崇和宣传使其医学思想得以更广泛地传播和接受，最终确立了西登汉姆在英国乃至欧洲医学史上的重要地位[9]。
而西登汉姆则通过他的医学实践和研究为洛克提供了关于人体和疾病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对洛克后来的哲学和医学思考产生了影响。
另一位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对西登汉姆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尽管霍布斯以其政治哲学著称，但他的机械论被人用来解释人体功能，促进了当时医学研究的系统化和科学化。但他对科学方法的强调，特别是通过自然哲学解释世界的理念，与西登汉姆不谋而合。
作为“英国医学之父”，西登汉姆的影响延续至今。托马斯·西登汉姆的医学理念和实践方法在17世纪是革命性的。他在疾病分类、药物使用和医学教育方面的贡献，极大地推动了医学的现代化进程。尽管他的研究方法在当时受到质疑，但如今看来是开创性的。
西登汉姆的医学理念直接影响了18世纪荷兰医学家赫尔曼·布尔哈夫（Herman Boerhaave）、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19世纪美国医学家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的工作[6]。在他们的努力下，医学逐渐从经验主义转向实验科学，这使得现代医学在临床诊断、疾病分类和治疗方法上更加科学、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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