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一个现实情况就是人口众多，同时养老金的面在不断扩大。总体来讲，由于老龄化加剧，养老金的资金池就很容易有缺口。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统筹安排的养老金也只能做到保障基本，不会太高。”
换句话说，除非你是从体制内或国企央企从领导岗位上退休的，要不然对大多数普通的退休人员而言，比较大的缺口会较大程度依靠你自己个人养老金的规划来加以补充。”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第五届全球财富管理论坛——经济重构中的财富管理态势”上分享了关于养老金政策体制的看法与建议。
周小川称，未来国家统筹养老金的水平是比较基本的，需要个人账户养老金加以支持配合，才能使养老保障达到更满意的水平。
基于全生命周期的财务保障（LSF）的概念测算，周小川认为，在不同的平均预期寿命条件下，退休以后的生活水平约占退休前收入的70%、80%。
“现在给未来退休者的测算条件，跟公众的沟通，我们做的还是不够；我们讨论的激励机制，还存在一定缺陷。”
周小川表示，现有个人所得税还存在一定缺陷，有太大比重在不交个人所得税的范畴内。同时，容易忽略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划中个人和企业是混合缴纳的这个激励机制。要提高个人养老金的吸引力，需要考虑群体差异、代际差异，还有人的非理性。
“考虑到现实和理性假设之间的差距，更需要针对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办法，要避免简单的单一化、要算总账。”周小川表示，如何让退休人群形成合理预期，从而对退休做出合理计划，还要和整个改革转轨结合在一起研究。
对此他提出五点看法和建议：
第一，不回避难题。
第二，不要认为养老问题还有拖延的机会，以后再做选择会更艰难。
第三，要注意治本，至少治标治本相结合。
第四，养老金的研究任务和挑战巨大。中国人口多、有着几乎是世界上最突出的老龄化趋势，再加上转轨，养老金缺口更大一些。
第五，我国的养老金预筹资金，总数有好几万亿，但国际上多数国家预筹养老金的总量占GDP的50%-100%，有的国家占比超过100%；中国这个比例较低，约在10%以下。
周小川表示，我国现有的养老金基础并不太好，未来挑战大，要高度重视、深入研究、客观研究，更好地应对老龄化、体制转轨和未来养老问题，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养老问题有多迫切？我国老龄化现状
近年来，中国社会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例都不断攀升，如图2.1 所示。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截至2020 年11 月1 日零时， 中国大陆的总人口为141178 万人， 其中0-14 岁人口为25338 万人，占17.95%；15-59 岁人口为89438 万人，占63.35%；60 岁及以上人口26402 万人，占18.70%，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 万人，占13.50%。
与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 岁人口的比重上升了1.35%，15-59 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6.79%，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5.44%，而65 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则上升了4.63%。
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同时，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却在不断下降，如图2.2 所示。2021 年，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仅有0.34‰，人口出生率降至7.52‰，达到该指标自1978 年以来的最低纪录。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持续而深远的，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与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老年抚养比逐年攀升。
老年抚养比是指人口中老年人口数（65 岁及以上）与劳动年龄人口数（15-64 岁）的比例，表示每100 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老年抚养比越高，社会面临的养老保障经济压力越大，年轻人缴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税收负担也越严重。
2021 年，我国社会的老年抚养比已经达到20.8%，表明每名老年人需要约5 名劳动人口来进行抚养。倘若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继续下滑，可以预期未来社会面临的养老保障经济压力会持续扩大，年轻人负担加重，当前以现收现付制为主的社保养老基金运营模式恐怕难以为继。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缓解生育率的下降，过去十年中国政府在诸多方面进行了探索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便是生育政策的调整。2013 年，已经执行长达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得以松动，推出了“单独二孩”政策，出生人口在次年得到回升。
2016 年，为了进一步刺激生育，我们推出“全面二孩”政策，将《人口和计划生育法》修订为“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全面二孩”政策的推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年出生人口回升至1800 万以上，其中“二孩”占比由2013 年的30% 左右提升至2017 年的50% 左右。
然而，随着近年来住房、教育、医疗等生活成本的不断提高，年轻一代晚婚晚育现象严重，二孩政策的刺激效果并没有维持更长的时间，出生人口从2017 年开始逐年下降，如图2.3 所示。由此可见，开放生育的政策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对缓解生育率下降的效果仍十分有限，尤其是难以提高年轻一代中的一胎生育率，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导致年轻人生育意愿低迷的社会经济问题和生育观念问题。
2021年推出的《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体包括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和住房等支持政策、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等。然而，由于三孩生育本身必须建立在二孩生育的基础之上，而“二孩政策”有限的实施效果决定了符合三孩生育条件的家庭基数较少，因此，2021 年我国的出生人口并没有出现明显回升。
为什么养老首选商业养老保险
截至2021年，根据国家卫健委统计，我国老人中的3/4 患有不止一种慢性病，约有1.9亿人，而存在部分或完全失能症状的老人占比达16%，处于完全失能的老人将近4.8%。具备医疗水平的多层次、综合性的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是现代化养老的高需求模式。
原有的养老模式不足以满足现在多样性的养老需求，在商业养老保险推动下的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相比于原有的养老模式，在投资主体、经营主体、医疗养老服务等方面发生了差异化的发展。
商业养老保险推动下的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具有显著优点：
1、推出多类型商业养老保险产品，满足多样化需求
保险公司通过精算团队等的创新开发，基于市场行情推出各类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由具备养老需求的人通过期缴或者趸缴的方式来购买该产品，也可以通过自主建立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有选择地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以专属商业养老保险来进一步扩大内需，充实养老需求等方面的保险市场，银保监会在2022 年2 月21 日发布的《关于扩大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的通知》对此予以了支持，提出要对多样性的以及新兴的就业人群高度重视。
2、创办医养结合养老社区，对接老年人养老入住需求
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自主投资或者与社会资本以不同比重的股权形式来创办医养结合养老社区，而保险公司的资本来源的一部分便是商业养老保险产品营收所得。老年人在医养结合养老社区内可以享受包括医疗、养老、康复以及护理等多方面的服务，而入住养老社区的条件则与养老保险产品的购买、缴纳的保费等多种因素相关。
3、保险资本采取多种投资渠道，对医养结合养老社区反哺。
中国证监会在2021 年4 月26 日公布的《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提到，要推动国家战略新兴产业群、特色产业园区的不动产信托资金的投资试点，这对于保险公司来说，是其将商业养老保险资本投资于传统的股票债券、公募基金等投资渠道外的另一种有益的投资方式。而商业养老保险资本投资于医养结合养老社区为试点来源的基础设施REITs，不但对基础设施REITs 和保险公司来说达到双赢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对医养结合养老社区进行反哺。
(《2022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基于商业养老保险的视角探究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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