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好故事》第83集“艺术重庆”：徐悲鸿的重庆十年

泥文

《重庆文艺》责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走进江北盘溪石家花园，无疑就如走进了抗战时期重庆美术的后花园；走进巴人汲水公园，就如走进了《巴人汲水图》现场：舀水、担水、让路、穿梭……

重庆，巴人汲水公园一角。图为徐悲鸿和《巴人汲水图》中的人物的雕塑。图片来源：视觉中国VCG111497410888

《巴人汲水图》是徐悲鸿的一张名片，徐悲鸿是“印刷”《巴人汲水图》这张名片的人。这张名片真实地反映了重庆人彼时的生存现状。但凡对美术有所了解的人，基本逃不过这个认识。“忍看巴人惯担挑，汲登百丈路迢迢。磐中粒粒皆辛苦，辛苦还忝血汗熬。”是徐悲鸿在《巴人汲水图》上的题跋诗，但记住画面场景的比记住这首诗的人肯定要多。画面场景的冲击力比诗的冲击力要大得多。

抗战时期，在朝天门的汽笛声里，涌来了无数青年艺术家和文化名人，徐悲鸿就是其中一位，也因此与重庆结下了不解之缘。

徐悲鸿，原名徐寿康，江苏宜兴屺亭镇人，1916年于震旦大学攻读法文；1919年，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学习油画、素描，并游历西欧诸国，观摩、研究美术作品。

1937年11月，徐悲鸿随国立中央大学从南京迁到了陪都重庆，执教于中央大学艺术系，落户在重庆大学松林坡。1942年，受抗战时期重庆市商会会长、川东慈善会主席石荣廷之邀，徐悲鸿搬住到江北盘溪石家花园，一住四年多，直到1946年离开重庆。

徐悲鸿在重庆生活了近10，这10年，对于徐悲鸿来说，是创作的巅峰时期。他的一生创作了3000幅画，有1000余幅是在重庆创作完成的。除此之外，这里也是他情感的归属地，与小他28岁的廖静文相恋结婚，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时光。

这10年里，是他真正开启中国画改良实践的关键时期，创作出大量的新国画、彩墨画。因战时所见所闻，让他确定了现实主义的核心创作观念，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关注现实、让作品充满了人民性。《巴人汲水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

重庆巴人汲水公园以艺术再创造方式，依山就势，还原了徐悲鸿名作《巴人汲水图》的场景，实现了“人在画中游”的意境。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VCG111495212176

1937年的重庆，不只是成了战时的首都，也是避难人群的理想之地，人口一度达到50万。作为山城，水就成了最大的问题，只有挑水工爬坡上坎从嘉陵江和长江里面去挑。为了供需，挑水工一度达到了10万人。徐悲鸿随中央大学迁至现在的沙坪坝区重庆大学任教。每天黎明，他坐渡船过嘉陵江，到重庆大学去教课，然后，又坐渡船回江北岸。房屋依山而建，层层叠叠，石梯笔直往上。挑水工用木桶挑水，爬越百丈以上的石梯，将水送到岸上人家。挑水工那吃力的步履和被水桶压弯的扁担，让徐悲鸿深刻感受到生活的艰辛和重庆人世代相传的勤劳和抗争。

《巴人汲水图》长3米、宽62厘米，细长的观感，悬挂起来，与嘉陵江的百丈悬崖直欲相同，画面场景陡峭而惊险。画面将取水的宏大场面分解为舀水、让路、登高前行几个场景，描绘了男女老幼不同动作的7个人物。不同的舀水、挑水姿势和动作，形成一个连贯的挑水图。这场景是相当震撼人心的。

《巴人汲水图》共有两幅，第一幅1938年在香港展出时，即被评论家誉为“五百年来罕见之作”。印度驻华公使非常喜欢，希望重金购买，但徐悲鸿不忍割爱，又不便拒绝，归来后，在重庆大学防空洞里的煤油灯下，按原稿重新绘制了一幅。画到穿长袍青年站立着让路的头部时，不知不觉中绘上了自己。把个人、民族、时代、艺术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画外之意隽永深长。画作落款：“二十七年晚秋，随中央大学入蜀即写沙坪坝所见。”这为后面论证取景地位于磁器口金碧正街附近的嘉陵江畔提供了佐证。

除了《巴人汲水图》，徐悲鸿在重庆还画了很多传世之作。如《负伤之狮》，作于1938年，反映了战时国人的现状。如《狮图》，画作以若干怒吼的雄狮来暗喻中国人民的苏醒，据说是当年为抵押房东房租的作品之一。

抗战时期，艺术家的抗战“武器”就是艺术作品。徐悲鸿的抗战“武器”：《风雨鸡鸣》《愚公移山》《群马》就是唤起人民奋起抗战、颂扬抗日将士、表达抗日民众的决心和毅力，以及抗战必胜的信念……这些画作，从不同角度留下了抗战的时代印迹，对鼓舞人民斗志、打击敌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徐悲鸿因此成为抗战时期爱国主义画家的典型代表。

在重庆期间，徐悲鸿创作出300多幅国宝级作品，达到艺术生涯巅峰。

石家花园的出租屋，是徐悲鸿生活绘画的地方，也是当时重庆地下党及民主人士的聚会场所。刘厚生、方倌德、郭沫若等文化进步人士，经常在此议政、策划活动，推动陪都文化的发展。他在这里经历了他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悲欢离合——1945年，他以现款100万元、古画40幅、自己的作品100幅及每月收入的一半，作为儿女抚养费的“代价”，与前妻蒋碧微离婚，并于1946年1月与比他小28岁的廖静文结婚。筹建美术研究机构“中国美术学院”（与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没有历史渊源关系），聘请在国内美术界有一定影响的画家为研究员，潜心研究、探讨技法、推出力作，影响了不少彼时在渝的美术骨干及教育工作者，他们中很多人后来成了新中国美术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他主张艺术走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把反映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画派推到了美术革命的前沿，同时还致力于建构中西融合的中国美术教学体系，培养了不少美术人才。

徐悲鸿像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VCG219ec6b8700

徐悲鸿在生活上对自己近乎苛刻，一生不穿绸衣，夏天总是一件蓝布长衫，冬天则是一领深色棉袍，家里吃的是大米与小米混蒸的“二米饭”，他的钱就用在两个地方：帮助穷学生和买字画。他曾卖了两匹“马”，用画酬资助一位叫陈汝言的素昧平生的流亡人士办出版社，出版了很多世界名著和进步书籍。

在收藏方面，《八十七神仙卷》的获得与珍藏堪称可动天地容。

有资料显示，1937年徐悲鸿来重庆前夕，经许地山介绍，在香港一德籍夫人那里购买了《八十七神仙卷》。当时德籍夫人为迎接他这位特殊的买家，准备了四大箱字画。而翻到第三箱时，《八十七神仙卷》被徐悲鸿看中了，就再也不看其他的。德籍夫人愣住了，请求徐悲鸿继续看下去。但是，徐悲鸿连连摇头：“没有比这更使我倾心的画了！”徐悲鸿最终用手头仅有的一万元加上自己的七幅画作买下了它。

徐悲鸿将《八十七神仙卷》随身携带，奉为至宝，并在画上加盖了“悲鸿生命”的印章。在避难途中，却因躲避空袭时被盗。为此他忧心如焚，三天三夜寝食不安。“想象方壶碧海沉，帝心凄切痛何深。相如能任连城璧，愧此须眉负此身。”这是他在丢失《八十七神仙卷》后作的诗。到重庆后，他就病倒了，因此种下了高血压的病根。

《八十七神仙卷》图片来源：视觉中国VCG211448021463

三年后，有人来信：《八十七神仙卷》在成都神秘现身，对方开价高得离谱。徐悲鸿日夜作画和筹款。先是汇去了20万元现款，以及自己的画作，却不得。直到1944年才寻回此画。

在重庆，徐悲鸿还创作了大量以马为题材的画作，无不充满灵性，有志在千里、拼搏疆场的风骨，是他作品中又一个标志性符号。与1927年留法回国之初没有受重用的半年反复画《九方皋相马》《秦琼卖马》意义有所不同，此时徐悲鸿面对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现实，以笔为戈，笔下的奔马、立马、走马、饮马和群马，都不戴缰辔，奔放不羁，矫健刚毅，充满生命力，是近现代中国画的象征和标志。徐悲鸿说：“战士为国不怕牺牲，我徐悲鸿只能用自己的画笔去战斗了。”他用行动表达了口之所说，心之所想。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VCG211500725836

徐悲鸿直到逝世前仍在深情地回顾重庆岁月，他在许多作品上留墨“作于渝州”“作于盘溪”，以此表示他对重庆的眷恋之情。

嘉陵江畔，徐悲鸿的十年艺术人生，在家与国之间仗笔，是他一生最为壮丽的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