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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燕青
王晓西56岁，退休一年后，她拿到了大学的本科offer。那天她打开电子学生证app，发现吃肯德基可以打9折，于是顶着一头“奶奶灰”白发跑去希腊雅典一家门店里吃了一顿炸鸡。
她申请上的是距离中国7600公里外的雅典大学，古希腊考古历史和文学专业，4年学制，确切地说她要在开学三个月内提交雅思6.5分成绩后，才算正式录取。为此，她正放手一搏，天天和90后的“陪读”女儿小雨练习英语口语。
王晓西的前半生过得马不停蹄，出生在新疆建设兵团农场，以当地高考文科状元的分数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做过上海市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读了教育学硕士，又去新加坡当过中文老师，回国后开过书店，还在广告传媒公司带过团队，最后从出版社离职。她有两个孩子，大女儿90后，小儿子00后，陆续看着他们进入大学后，她的时间终于再次属于自己，她决定把留学作为后半生的起点。
在年轻人出国留学热度每况愈下的今天，中老年人正在“逆势出海”，他们对继续教育的热情高涨，这从中老年教育培训市场供不应求的状态中可以看见：2024年武汉中老年人凌晨4点排队报名老年大学；贵州11万中老年人抢千个大学名额；杭州的中老年人甚至要摇号抢热门课程名额；上海2.5万个老年大学名额，一秒抢空。一些外语培训机构开设“熟龄留学项目”，发布中老年留学攻略，介绍说“留学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属”，50岁以上也能通过留学“实现自我成长和职业提升”，还有机构给出了具体数字，称2023年50岁以上人群已经占游学群体的20%（2019年为3%）。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开始有“陪读女儿”发布送53岁妈妈去法国巴黎语言学校学习的日常，称“53岁正是拼搏的年纪”；也有62岁女性经过3年的英语学习后，成功报名为期半年、11万元学费的英国剑桥大学游学项目。
比游学更硬核的是正式留学获得大学学位，像王晓西这样考上正规大学的中老年人不在少数，他们也在社交媒体上留下了海外留学的生活轨迹：五十岁网友“圆蛋春卷”和丈夫双双申请了荷兰莱顿大学考古学专业，2024年已经成功升入大二；六十多岁的网友“来美国留学的老阿姨”记录了自己读美国私立大学文科、社区大学计算机专业的过程，她的目标是转入州立大学取得本科学位来完成她年少时未完成的梦想，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海外留学“没有老年大学的人情世故、争风吃醋。缺点是你常是最慢最笨的那个”。
如王晓西所说，出走的决心是一回事，漫长的高龄留学生涯又是另一回事。当繁重的课业撞上正在衰老的身体，即便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她还是感觉到求学路上有“一座又一座大山”等着翻越，比如听不懂希腊口音的英语、用不来大学的在线化系统，甚至是老花镜坏掉都有可能成为学习路上的绊脚石……于是，在希腊雅典这个阳光充足而且生活节奏舒缓的地方，一场艰难的“马拉松”开跑了。
以下是她的自述。
2023年我55岁，两个孩子都走上了人生之路，一个上大学、另一个有稳定的工作，我的时间终于都属于自己。那时我刚到希腊雅典享受退休度假生活，有次上网无意间看到了雅典大学的古希腊考古历史和文学专业在招生，这是个面向非欧盟学生的本科教育项目，全英语授课。
我一下子想起了30多年前读大四时只拿了“良”的毕业论文，题目叫《神、人及其命运》，副标题是“认识你自己”。论文答辩的时候，还在华东师大教书的夏中义教授说，没办法给“优秀”是因为“题目太大了”，我“还需要至少30年的人生历练才能更好完成这篇论文”。我耿耿于怀，以至后来辗转在新疆、上海、新加坡、又回到上海教书，我都带着这篇论文。如果我能学完雅典大学的课程，是不是就能重新把这篇论文写好？
这个念头出来之后，我自己也被吓到了。我的英文基础不是太好，要是学这个专业还要同时学习现代希腊语、古希腊语、拉丁语，难度太高，很吃力。但转念一想，谁能提前知道我行不行？我是个马拉松爱好者，2016年我48岁还在香港完成了人生第6次马拉松比赛，我想把留学当成人生下半场的起点。
我是认真的，但是当我无意间和几个家人、朋友提起想在希腊重新读本科的时候，有人以为我在开玩笑，调侃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不要勉强自己了吧。”也有人表示强烈支持，比如我一位刚做完脊椎手术的、在中科院工作的邻居，她和我是同龄人。后来我就不太再跟其他人提起准备留学的事，想考上了再告诉大家。
我先生是个博士，以前我读完硕士也想过读博，但他说，别读了，现在人人都是博士，我们家博士已经够多了。我说好吧好吧，就没有读成。我是执着的人，到了退休有时间了，就想能不能继续完成读书的目标。先生开始也没有表态，知道没法直接打消我留学的念头，于是表演起了很心疼钱的样子，说哎呀每年要6000欧学费。我就怼回去，又不是付不起，积蓄足够负担，这些不成问题。
其实家人反对，主要是担心我的身体状况。感染过新冠以后，我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诱发了以前的心肌炎后遗症，晕倒、休克的风险增加。我去过三家医院拍脑部和心脏CT、核磁共振，医生说我脑部有血管畸形，心脏因心肌炎后遗症，缺血、心动过缓，但最终没法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休克。这种情况下，全家人都觉得我首先得好好活着，最好不要把自己“顶在杠头上”（上海话，指陷入进退两难）——毕竟这把年纪再去留学会很辛苦。
我很幸运，尽管他们有担心，但更倾向于尊重我的意愿，也开始和我一起摸索达成愿望的解决方式。先生就我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长时间在国外生活咨询过几位医学专家的意见，他们给出两个方案，plan A是建议我先动手术再观察半年，如果没事再去，plan B是采取保守疗法并且远程随访。我和先生都选择后者。
女儿小雨不放心我一个人生活，公司允许她远程办公，于是她决定在我申请学校的阶段就搬到雅典和我同住一年，做“陪读女儿”。她给我买了智能手表戴着，说如果我出危险，比如晕倒，她能马上知道，这两天她又要给我再买一个智能戒指，说能连续观测我每天晚上睡觉的体温和心率变化，她还把我所有要吃的营养片剂、药物都用标签分门别类贴好、摆整齐，方便取用。为了确保出差时也有人能看顾我，她又找了可靠的邻居，一个雅典公务员，每天上班下班时上门向我问好，确定我的身体情况。
我的亲妹妹也很支持我留学，又出钱又出力说要给我出一半的学费。我原来不准备收的，但小雨建议我把这笔钱当成“家庭半额奖学金”来看待，她笑说这样我就有学习压力，因为“要给大姨一个交代”，所以“每门课都要考A”。妹妹曾经是高三英语老师，也是物理学硕士，十年前罹患急性脑脊髓炎后不能行走，可是她对自我的要求没有放松，每天坚持超过3个小时听BBC新闻、啃英语原著。五年前她就鼓励我每日打卡学英语，不时给我发大红包奖励，她和女儿一起变成了我的英语顾问。
◎ 王晓西的高中、大学成绩单
申请雅典大学要提交很多材料，我翻出了四十多年前的高中成绩单，先用中文写了一遍申请文书，再请ChatGPT用英文翻译出来，小雨来校对。大学招生办公室很快就给了回复，3位教授要在网上对我进行全英文视频面试。面试当天早晨，小雨突然问我，如果招生官问你，这么大年纪还想重回校园，知道自己的困难在哪里吗，你该怎么回答。我认真想了想答案：在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被社会责任和他人的期望所驱使，但现在我想追求一些真正让自己兴奋、能满足自己的事情，而我相信这永远都不会太晚。
录取通知书第二天就发来了，我们都很意外。我儿子点赞了我的录取通知书，他的好朋友就说，你妈妈好牛逼，这是鸡娃不成反鸡妈了吗？
小雨本科在美国读的历史专业，她告诉我全英文读文科难度很高，那时同学们总结出一种文科“考A定律”，她现在传授给我：如果1门课学分是3分，每周上3小时的课，课后要拿出课堂时间的10倍也就是30个小时来学习，成绩才能考到A。按照这样计算，我这学期一共4门课，每周每门课上3个小时，全A的话每周要安排至少120小时的学习时间……何况我英语不好，记忆力也不如年轻的时候，这怎么可能完成呢？
但努力还是要的，我试着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学习时间表，把每天所有要做的事情以半小时为单位来安排，信誓旦旦要严格执行。
结果执行第一天我就觉得要昏倒了——凌晨3点半起床，看国内A股的情况，4点半看英语新闻、课件，背单词；5点半到7点稍微休息；7点到8点给猫咪喂饭、准备早饭、收拾房间；8点出门，40分钟步行去学校；第一堂课就是希腊口音最重的历史教授上课，我要连续听3小时的“天书”到12点结束，教授PPT特别多，一上课我就成了拍照机器，不停啪嗒啪嗒，拍好了回家再细品；12点20分之前赶回教室上考古课，一直上到下午3点钟，下一堂现代希腊语课是6点开始。当时我已经开始脑袋疼、耳鸣了，但我还想看看这3小时能在校园里做些什么，接着就去图书馆看书了，等到彻底下课从教室出来天已经黑透了，回到家是晚上9点钟，我澡都洗不动了倒在床上就直接昏睡过去，一口气睡了12个小时……后来我再没执行过这个计划表，还是放过自己吧，身体最重要。
◎ 古希腊文学课上的王晓西
还要恶补英语。雅典大学的入学要求是托福88分或者雅思6.5分，我的英语不太好，提交入学申请的时候成绩没能达标，考虑到我年纪比较大，学校同意我在第一学期末提交达标的英语成绩。
一学期的时间很短，况且我还有专业课要消化，形势相当严峻。于是每天放学，小雨都会问我今天课听得怎么样，每次我做完作业，她都要帮我检查，有时候我觉得作业好难，想让她帮我写算了，但她坚决不同意；她同时也在着手帮我制定雅思考试计划，催我背单词，每天都在家给我模拟雅思口语考试。就算出差也不肯放过我——她刚离开希腊没两天，她留过学的好朋友A就在微信上跟我说，王阿姨，小雨给我布置的任务，我们今天要来练雅思口语。那一刻我厌学情绪爆发，甚至找借口说“要不让我先做会儿家务吧”……可小A不理会这个借口，坚持完成了我的模拟考试。
备考压力好大，但是经过20天的准备，雅思考口语那天我考了5.5分（原本估计只能拿4-5分），超出了小雨的预期，她夸我：哟，还不错嘛。我感觉好开心。
◎ 晚上学习时的书桌
过去我是个老师，学校开家长会要留下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家长面谈，我那时候总是对小雨说，你不能考得太差，起码不能让老师找家长，这样我太没面子了。现在这些话都返回到我身上了，羞耻感也变成了我的“学习动力”。开学没多久，有一次历史课老师随堂测验，我只考了40分——开学前两周，我一直处于“听天书”的状态，我的录音笔可以立刻把语音转写成文字，但老师的希腊英语口音太重，录音笔都听不懂，那次我甚至没有听明白老师说要随堂测验，毫无任何准备就上阵了。小雨狠狠批评了我，她说，第一，你的时间花在哪里是可以看见的。第二，这个专业要是读不下去，小红书上就没法更新，学霸人设要崩，很没面子的。
当初批评女儿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她的心情，但现在我切身体会到了。没有任何心理缓冲地接受冷冰冰的批评，连我这颗苍老的心灵都会难过。后来我找个台阶下，对她说，我批评过你，现在换你来批评我，那咱们扯平了。
老龄留学有时也会让我回到做老师的感觉。班上同学大部分是06年左右出生的，而我在学校教的最后一批学生也已经是83、84年的，也就相当于我学生的孩子现在做了我的同学，这些孩子叫我“王阿姨”已经是很客气，最近有个中国同学问其他人“你有那个60岁老奶奶的微信吗？我加一下，我得问一下那个拉丁语作业咋写”，我的辈份又往上提了提。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也习惯性会去指出来，像有个同学上课大声跟同桌说话，课下还总是和几个男生关起门来打游戏，这让我想到了以前我儿子也是网瘾少年。我在想是不是要和他们谈谈，让他们出来一起参加集体活动。
我和年轻人社交是有技巧的，天聊着聊着就给他们看看我家里养的猫，因为没有人可以拒绝小猫咪。在大学校园里和年轻人交往让我有时觉得好像重回18岁，但小雨吐槽我，只要我看到校园里的花就一定要拿出手机凑近拍照，这种行为暴露出我的“老年人DNA”。
现在总是会听到“35岁门槛”“40岁危机”这样有关年龄的歧视性表达，这实际上是等级社会中必然会存在的游戏规则。我从来不在乎、也不愿意被迫遵守这种游戏规则，过去做教师评职称就有年龄这条限制，我宁可不评，因为觉得没有意义。虽然年龄并不能在意识层面上去限制我想做的事情，但我也不得不面临身体衰老的现实。曾经我有两样特别自豪的东西，一是视力，二是记忆力。50岁左右，我的双眼视力从1.5变成了一只近视一只远视再加上双眼老花，而且我开始丢三落四，甚至和人说话时说着说着会找不到话头。现在56岁，每次下课回家，我要马上回忆一下老师上课说的重点，不然就会忘得一干二净，接着我还要安排做英语阅读，可是一看文章我就容易睡着……这些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打击，因为眼睛和脑子是很重要的学习工具，现在因为功能衰退，我要花比年轻时多好几倍的力气学习。开学前，我和家人在雅典疯狂city walk，开学之后，我先生每到周末都想和我一起出去玩，我严词拒绝，因为这样学习要跟不上了；我一些住在欧洲的朋友希望开学以后来看我，说要观察我这个大龄学生怎么在希腊雅典上大学，我热情接待，过后发现太影响学习，现在准备拒绝所有社交。
我学生时代考不好会难过到默默流眼泪，再默默努力迎头赶上。不过现在我不会流泪，也不会再勉强自己了。我和家人达成了“不硬撑共识”，承诺不再非要把某件事情做好、做完，那样自己倒下了会弄得家人都“鸡犬不宁”。所以某天的课没复习、作业没交，老师如果愿意放我一马，我会很感谢，如果对我严格要求，给我不及格，我也不会抱怨或者崩溃。我很清楚客观条件就是这样，我已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了。马拉松运动员没有规定要花多长时间完成比赛，我念的项目最多可以读6年，如果6年可以完成“留学马拉松”，我觉得也很好。
这些问题都像是在call back我那篇“意难平”论文的副标题——“认识你自己”，一切好像又回到了原点。我想起自己20多岁大学毕业以后回到新疆教书，周围的同事们大多以谈恋爱、结婚、生孩子为目标，而我在看书、学英文。在周围的人眼里，我和我所处的时代（60后）格格不入——作为女性，传统思维是要在家“温良恭俭让”，男子在外打拼。但相对而言，我的原生家庭并没有强加给我太多传统的“女性意识”。
我有个与众不同的父亲。他在我未成年的时候就反复强调，不要因为自己是个女孩子就觉得这不能做、那不能做，你都可以做，不过做事之前要先问问他的意见，因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有知情权，也是审查者。父亲非常通情达理，对很多事情都有很大的包容性。他在兵团农场工作，是个喜欢读书的机械修理工，他说，等你长大了可以完全自己做决定，只是需要去承担相应的责任。也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之下，我和妹妹们都有很强的个人意志，小时候很调皮，爬墙骑马、上房揭瓦，我经常会跟小雨调侃过去的事，“我爸三天没有打我了”。
父亲在1997年过世了，但这样的精神内核给了我在人生关键节点上坚持自主选择的底气，比如从新疆考去上海，选择带着女儿去新加坡工作生活三年，继续考研究生（考了两次才考上），创业开书店（即便朋友说我不行，肯定要亏），转行变成广告销售（从被人尊重的老师变成有求于人的服务行业），这些选择都需要勇气。
不久之前，我在古希腊语课堂上学到了一个词叫“婚姻“，从词的构成来看，词根是一个表示“男人”的词语，古希腊人在词根前加了“under”，说明了古希腊人理解的婚姻，就是“在男人之下”。教授说虽然从现在看这是不公平的，但对于那时的女性而言婚姻正是如此。当下，很多男性依然会害怕驾驭不了像我这样有很强自由意志的女性，而且不认为女性是可以平视的伙伴，和男性拥有平等的权利。我也知道《出走的决心》，里边的苏敏50岁离开家庭去全中国自驾游，如果你去问一个像苏敏丈夫这样的人，是否可以做某事（比如在56岁去希腊留学），他永远都不会支持，甚至还会鄙薄你——当苏敏走入婚姻之前，她已经被原生家庭和社会环境塑造成婚姻中的奉献者和牺牲者的样子了，也是波伏娃所说的“第二性”。当她要成为一个受尊重的完整的人时，做的第一件事情当然是在婚姻中对抗丈夫（其实是社会强加给女性的道德伦理教条），以及去颠覆原生家庭帮她塑造的女性意识，自我意识觉醒，找到真正的自己。在上海，另一个叫做沙白的女性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她更加极端，不仅拷问了自由选择生活地点、方式、配偶的权利，还拷问了自主选择死亡方式的可能性与宽容度。她俩的事例就像给“过去”的两记耳光。
当然，我先生也不可避免地出生在一个男尊女卑的传统家庭里，但我与他交往时发现他有脱离原生家庭的对女性的尊重，这一点让我们可以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平视对方，不限制对方的个人发展，互相补位。比如先生早年考到上海念MBA（工商管理硕士），我愿意在家带孩子；我选择去考研究生，先生在家照顾孩子，周末带小雨出去玩，在家里做饭、打扫卫生；后来我决定去新加坡工作，带着刚上小学的女儿，他就继续攻读博士。我这次决定在希腊留学，他在上海处理自己的工作，合理安排我们的假期团聚。在这个家里，我做的事情都是自己选择的，包括儿子学习动力不足，我辞职在家做他的“陪读妈妈”，直到把他送进大学；未来小雨结婚、生孩子，我愿意从她怀孕开始陪伴她，一直到帮忙带她的孩子……我不认为这些是为了孩子牺牲自我，这是我生命旅程中的功课，惊喜和烦恼共享，这些更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成就。
即便我先生已经是个很好的人，但一些传统的印记受家庭影响下意识地反映在细节中。比如我先生总是不太愿意夸赞我，认为整体上我是不能超过他的，只是偶尔说“你还可以”，我就会回怼，我在很多事上一直聪明，只是你不愿意承认。冲突也不可避免，但大多是因为我们上一代人介入我孩子的教育问题。比如婆婆希望我儿子、她唯一的孙子在春节时做一些形式主义孝道，我先生不敢吱声，我就会和他有激烈争吵，这样的事情发生多次，我就画了一条清楚的界限——我要求她距离孩子们的生活远一点，逢年过节才去探望。除了这一点共识之外，在很多其他问题上我并不完全要求先生改变自己。我会告诉我的孩子，人和人都是不一样的，你可以选择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所以如果看见爸爸妈妈有冲突，可以把我们理解为一面引发你们思考人生的镜子。
过去的生活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似乎一直在回答“我是谁”的问题。虽然我一直都没什么远大的目标，但我总有一种感觉，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总有一天是有用的。当每个机会出现的时候，我都有能力选择抓住它。我很期待我的人生下半场是否会有 “被需要”的机会。
眼下我有了一个“小目标”，之前还没被大学录取的时候，朋友们到希腊旅行，我陪他们去看考古博物馆，带着他们按照自己设计的路线参观，按照时间顺序从最老的一栋建筑开始，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停下介绍。这好像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开始留意那些导览工作人员怎么介绍博物馆里的内容，这些都是我后来专业课的内容。在听的过程中我在想，假如我今后也能做这样的工作，我该怎么讲，这感觉就像中国人练书法先要模仿字帖一样——向人介绍一个国家的文化，是我觉得很有意义、很有趣的工作，这里雇佣员工也不分年龄，假如我60岁毕业，说不定也能被博物馆雇佣呢？我之前还和朋友夸下海口，说要考出欧盟导游证。据说这张证特别难考，至少要精通2门外语，还要对欧洲的人文历史非常熟悉，考出来以后或许能在博物馆工作，成为一名文化使者，这就是我现在的目标。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晓西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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