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在民进中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专题讲座”上的报告
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 朱永新
各位会员、同志们：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75周年。75年前，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取得历史性伟大胜利之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协商建国、共创伟业的新纪元。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协始终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积极投身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探索改革路、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走过了辉煌历程，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加强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引领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作为实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人民政协既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确立的标志，也是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平台。在75年的发展历程中，人民政协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始终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相向而行。
下面，按照民进中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专题讲座”的安排，我围绕“人民政协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汇报四个方面的学习体会。
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政协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思想、重要论述
（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就人民政协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深刻阐明人民政协性质定位、使命任务、履职要求，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人民政协、怎样推进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人民政协的历史贡献，深刻阐明人民政协的鲜明中国特色和显著政治优势，明确提出了“十个坚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坚持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坚持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坚持强化委员责任担当，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这10条，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75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新征程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的根本遵循，标志着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要把握三个方面的基本原则。
一是要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重要思想的首要内容，是做好人民政协工作必须坚持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和政治原则。2018年，政协章程修改时明确提出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人民政协的首要工作原则。2019年，中央政协工作会议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人民政协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召开的政协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是成立政协时的初心所在，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人民政协75年的历史，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成立、在党的领导下发展、为实现不同历史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团结奋斗的历史。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人民政协自觉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贯穿到履行各项职能之中，把党的主张转化为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和自觉行动，确保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在人民政协得到全面贯彻，正如王沪宁主席所强调的：“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政协工作中、体现在实际行动上。”人民政协事业要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就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
二是要准确把握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政协章程在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其中，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性质，是自成立起始终如一的；作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是新时期人民政协性质的新发展；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则是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的原创性贡献。王沪宁主席在刚刚召开的政协常委会闭幕会上提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要求落实到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各项履职工作中，完善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提高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汪洋同志曾指出：“政协不是权力机关，参政不行政、建言不决策、监督不强制，主要通过协商发挥作用。”“政协不是权力机关、不是立法机构，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我有你没有、我能你不能’政治优势的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准确把握性质定位是事关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重大原则性问题，是推动人民政协制度不断焕发生机活力的重要前提。
三是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优势和作用。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面向未来，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要大力推进人民政协工作。“希望人民政协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为人民政协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找准方位、发挥优势指明了方向。人民政协要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强化政治定力，强化担当作为，强化创新活力，强化自身建设，努力成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的重要阵地、用党的创新理论团结教育引导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重要平台、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化解矛盾和凝聚共识的重要渠道，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二）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
2018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首次提出了“新型政党制度”的重大政治论断，并用“三个新”和“三个有效避免”来论述其特点。
2021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发表，全面回顾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完善的历程，总结了这一制度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介绍了长期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形式和成功经验，有力展现了中国人民对当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的高度自信。
2023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新时代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件，全面阐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将其概括为“十个明确”。这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不断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的理论升华和智慧结晶，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创新发展。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要着重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
一是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民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1945年，黄炎培先生曾问毛泽东，中共怎么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自信地回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窑洞对”。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旧式政党制度中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各党通过竞选轮流执政，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民主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竞选承诺也难以兑现，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各民主党派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渠道，充分反映所代表的界别及社情民意的愿望和诉求，既能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要求，具有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和协调各方关系的优势。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还是民主治理最广泛、最扎实且最有效的国家。
二是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竞争是西方政党关系的本质，也是资产阶级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其初衷是为了制约容易失控的公共权力，但在政治实践中，已经演变为相互攻讦、互相拆台的工具，沦为一种权力博弈，政党之间缺乏共识，也不愿意寻求共识。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则强调合作，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积极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基本职能，形成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共同的行动，汇聚起强大的社会合力。
三是有利于确保社会稳定人民幸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往往表现出狭隘性，追求短期执政效应，政策一时一变。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协商民主的方式达成发展目标的一致，从方案的制定到方案的选择，再到方案的执行，都能够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并且能够“一张蓝图绘到底”。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连续制定实施了十四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这在西方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二、深刻理解人民政协是实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实行新型政党制度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的作用”。这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重要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的明确要求，是对于人民政协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两者关系的重要论断，体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国的民主》白皮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中共中央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新时代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件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中，要从三个方面深刻理解。
（一）人民政协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确立的标志
抗战胜利以后，为争取国内和平、避免内战，在认清国民党反动、腐化、独裁本性的情况下，各民主党派纷纷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组建联合政府的主张。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经“三顾特园”拜访张澜，第一次是8月30日，毛泽东抵渝的第三天就光临特园，同张澜、鲜英恳切长谈。第二次是9月2日，张澜以民盟的名义在特园盛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毛泽东深情感慨道：“我也回到家了。这里是‘民主之家’，以后我们还要建立民主之国！”第三次是9月15日，毛泽东去特园向张澜介绍国共谈判情况，张澜提出以个人名义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将已有谈判结果告知公众，以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推动，毛泽东赞张澜此举“老成谋国”。留下了一段共产党领导人与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风雨同舟、共商国是的佳话。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热烈响应，公开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新政协的筹备也由此开启。8月1日，毛泽东电复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等12位著名民主人士，邀请他们北上共商国是，参加新政协。为确保安全，周恩来亲自部署护送民主人士离港北上的工作，出发行动的每个细节都经过周密安排。比如李济深是一位颇受中外关注的人物，国民党反动派要暗害他，港英当局早就安排了特工监视着他的行动。为了他的安全北上，工作人员精心筹划出一套方案。离港前，李济深感慨地说：“中共朋友安排得如此周密，可谓煞费苦心了。你我定不负中共朋友的厚望，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绵薄之力。”1948年8月至1949年9月，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组织护送民主人士北上达20多次、350多人，保证了新政协筹备会议和正式会议的顺利召开。各党派以新政协为平台，在还不具备召开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下，民主协商建国大业。
1949年9月21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由此正式确立。
（二）人民政协是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重要平台
更好体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着力点是发挥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是多党合作，运行的基本方式是政治协商。人民政协作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其政治凝聚力、组织包容性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重要职能，与新型政党制度、与民主党派的职能相交相融，既为将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了制度支撑，又为民主党派发扬民主、参与国是、团结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人民政协要“支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履职尽责”。这种支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尊重保障权利，健全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机制，在协商工作规则、专门委员会通则、重点提案遴选与督办办法、大会发言工作规则等制度文件中，对各民主党派以本党派名义在政协提出提案、提交大会发言、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作出机制性安排。二是搭建履职平台，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政协平台参与广泛多层制度化协商，参与协商式监督，提出意见、批评、建议。三是积极凝心聚力，通过学习座谈、谈心交流、视察考察、调查研究、协商履职等，凝聚共识，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通过参与委员讲堂、重大专项工作委员宣讲团等，发挥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凝心聚力的作用。
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都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协开展政党协商，是政协自成立之时起即承担的职责和任务，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党之间的协商主要是在人民政协来进行，毛泽东把政协称为“各党派的协商机关”。随着人民政协制度的不断发展和中共中央对政党协商的高度重视，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完善“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提出，“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重要体现”。进入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挥新型政党制度效能，需要推动两种协商形式有效衔接、形成合力，不断完善政协的制度化协商平台和机制，拓展和丰富政党协商的形式和内容。
（三）人民政协是实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组织载体
多党合作是人民政协与生俱来的属性，是人民政协区别于其他政治组织的显著特征。各民主党派是人民政协中的重要政治力量，具有独特政治地位和影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早在政协筹建过程中，周恩来就把政协称为“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1949年9月，政协成立时，第一届全体会议的662名代表中，中国共产党代表约44%，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代表约56%；45个参加单位中，排在前面首要位置的是各党派，时至今日，中共和八个民主党派在34个界别中仍然是排在前列的重要参加单位。1954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人大召开后政协性质和任务的座谈讨论讲话中明确指出，政协“是党派性的，它的成员主要是党派、团体推出的代表”；同年政协通过的第一部章程也因而规定，人民政协“以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基础组成”。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在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同时，提出了人民政协是这一政党制度的重要组织形式；1994年3月，政协章程的修订，进一步把人民政协规范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之后，政协章程几经修改，政协事业不断发展，但其“党派性”这一重要定性始终没有改变。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参加政协，为了更广泛团结发挥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作用，要保证其在政协组织中占有较大比例，《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规定，换届时委员不少于60%，常委不少于65%，除民族自治地方外，领导班子中副主席不少于50%。2023年，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时，共有政协委员2169人，非中共委员占60.8%，政协常委299人，非中共常委占65.2%，副主席23人，非中共副主席占52.2%。在政协的协调办事机构秘书长会议、基础性工作机构各专门委员会中，也有民主党派成员参加。
在人民政协的多党合作中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靠在人数上占多数，而是靠在政协贯彻实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靠在政协组织中设立中共政协党组发挥在政协工作中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靠发挥中共党员委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开展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有效民主协商和思想政治引领等来实现。
三、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人民政协的履职实践和成果
75年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作为人民政协的重要组成单位，民进积极建言资政、助力凝聚共识，在人民政协为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积累了丰富的履职实践，取得了丰硕的履职成果。
（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民进在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实践中，主动作出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历史选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人民政协的筹备、成立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1.参加筹建新政协，建立新中国
1948年8月起，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帮助安排下，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鏊等民进领导人陆续进入解放区，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探讨研究新政协召开的诸多问题，并就有关问题与中共中央进行协商。1949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召开，标志着民进作为中国民主党派正式成为新政协的重要组成单位，马叙伦等8位民进会员分别代表民进、文化界人士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参加会议。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民进共有8名正式代表、1名候补代表参加会议，马叙伦被推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王绍鏊、赵朴初担任大会《政协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许广平为《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周建人为《政府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雷洁琼为《大会宣言》起草委员会委员，马叙伦、郑振铎为《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委员，马叙伦并为该委员会召集人。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意见，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最后，毛泽东、周恩来与马叙伦等与会者一起合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在此基础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以决议案的形式，确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民进马叙伦、许广平、赵朴初、陈巳生等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马叙伦并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民进作为新政协的组成单位，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的组建和部分领导工作。马叙伦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并任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王绍鏊任财政部副部长，许广平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周建人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徐伯昕任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雷洁琼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葛志成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陈巳生、谢仁冰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2.提出政协1号建议案，确立国庆纪念日
在新中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际，新中国的领袖们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国庆”事宜。开国大典后，在家养病的马叙伦考虑到新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国庆纪念日，他觉得10月1日是个很有国际意义的日子，新中国在这一天举行了开国大典，可以作为国庆日。于是，他亲笔写好关于新中国国庆日的建议书并委托许广平委员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
10月9日下午3时，在会议即将结束时，许广平即席请求发言说：“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随后，林伯渠委员也发言附议，要求会议正式讨论决定。毛泽东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会议一致决议通过“以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国庆纪念日”的建议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纳施行。这是政协历史上第一份建议案，也在政协成立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提案中位列首位。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决定加以采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自一九五〇年起，即以每年的十月一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的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
有关国歌的决议案和国庆日的建议案，都是关于新中国重要标志的建言，是民进参与协商建国的结晶，并以它们所具备的划时代意义，永远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政协的史册。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民政协和多党合作事业进入发展新阶段。民进的参政议政工作领域不断拓宽、水平不断提升，在人民政协的广阔平台上，为国家的改革发展大计贡献智慧，也为人民政协的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
1.呼吁建立教师节
我国教师节的建立，最早要从一份提案说起。1951年，教育部和全国教育工会曾宣布“五一劳动节”同时为“教师节”，但执行的结果是教师节没有了。“文化大革命”中，教师被贬为“臭老九”，社会地位极其低下。民进的政协委员们意识到，要真正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应该在新中国重新建立教师节，让教师受到全社会的尊敬，享有崇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
1981年11月，由时任全国教育工会主席、分党组书记方明等民进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建议确定全国教师节日期及活动内容案》。1983年6月，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民进的19位政协委员联名再次提出《为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造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建议恢复教师节案》。两份提案都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政协的高度重视，12月，由教育部部长何东昌和方明共同签发的教育部党组和全国教育工会分党组“关于恢复‘教师节’的请示”送中共中央宣传部。1984年，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王梓坤等倡议设立尊师重教月和全国教师节，12月，教育部党组和全国教育工会分党组“关于建立‘教师节’的报告”送中共中央书记处并报国务院。
198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确定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1985年9月10日为新中国的第一个教师节。自教师节确定以来，民进中央每年开展庆祝活动，2007年起连续举办“中国教师发展论坛”，成为民进在教育领域凝聚共识、建言献策的重要平台。
2.推动制定教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于1993年诞生，从酝酿、提出、调研、提案到颁布，与民进领导人的关注和民进会员的呼吁密不可分。
1983年3月，重庆长寿县发生女教师被毒打侮辱的严重事件，周建人、叶圣陶得知后，立即联名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写信，要求有关方面严肃处理。周建人同时致函《光明日报》，公开揭露这一事件，呼吁全社会尊重教师合法权益。这一看似偶然的现象实际上是不尊重教师而产生的恶果。1986年初，方明收到广东石人嶂钨矿中学教师朱源星寄来的《教师法》设想稿。据方明回忆，“1986年年初，在全国教育工会和民进中央联合组织座谈《义务教育法（草案）》时，还提出了制定《教师法》的建议，从那时起，全国教育工会和民进中央同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北京师范大学教科所、北京市教科所等成立了《教师法》联合起草小组，着手进行有关制定《教师法》的调查研究和起草工作。随后，我们根据各地的意见和草稿，先后草拟了《教师法》一稿、二稿、三稿、四稿。”3月，在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上，方明和民进组的20位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尽早制定《教师法》案。1988年3月，在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方明和葛志成联名作了“制定《教师法》提高教师地位和待遇”的发言，指出：“必须正视当前出现的‘教师危机’，加强制定《教师法》的紧迫感。教师危机，实际是教育危机。”
1993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经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并公布，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
3.为国歌立法建言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文革”期间，《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受到“四人帮”迫害，导致正式场合只能演奏国歌的曲谱，不能唱歌词。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关于国歌的决议，并对歌词作了改动。但改动过的歌词并没能普遍流行，反而造成一些使用上的混乱，各界人士都提出了不同意见。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经过讨论，决定撤销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国歌的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但这次大会通过的宪法，以及之后的1988年、1993年、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中都未写入关于国歌的内容。
1995年，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时任民进中央常委蒋家祥等2人针对这一问题，提交了《关于尽快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法律地位并制定国歌法的提案》，指出应早日在宪法中确立其法律地位，使国歌成为国家标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提案建议我国宪法“第四章《国旗国徽首都》”应改为“第四章《国旗国歌国徽首都》”，并且相应地在正文中增加关于国歌内容的法条。在此基础上，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
该提案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多位政协委员积极响应，并在随后的时间里陆续提出了相关提案，对推动国歌法出台发挥了作用。经过社会各界的不懈努力，2004年3月14日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写入宪法；2017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经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至此，为国歌立法终于成为了现实。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民进秉持“为执政党助力、为国家尽责、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担当，积极发挥参政党作用，积极参加人民政协，为破解改革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献计出力。
2013年以来，民进在全国政协大会上作党派口头发言12次，提交党派提案510件、界别提案211件、个人或联名提案3294件，104件被列为全国政协重点提案，44件被评为全国政协优秀提案或年度好提案，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专题协商会、界别联组会、界别协商会等各类会议上发言172次，建言内容涵盖了教育、文化、出版、经济、科技、资源环境、社会法制等众多领域。2017年至2019年，民进中央信息采用分值连续三年在各民主党派排名中位列第一，2018年、2023年采用分值位列各报送单位首位。2019年，民进8件提案被评为“全国政协成立70年来有影响力重要提案”；2021年，5项建言献策成果被授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贡献建言献策优秀成果”称号；2021年以来，我和牛汝极、潘碧灵、张志勇4名政协委员，荣获全国政协委员优秀履职奖。民进各级地方组织在政协平台上认真履行职责，通过发言、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建言献策，为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1.直率建言，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建设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在党和国家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反腐败斗争形势从“依然严峻复杂”到“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这鼓舞人心的变化背后，离不开中共中央的坚定意志与责任担当，也离不开民主党派的拥护与支持。
对于腐败问题，民进中央较早和较直率地向中共中央建言。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严隽琪主席代表民进中央先后3次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直言群体腐败呈上升趋势、腐败形式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腐败行为更加公开化和制度化、腐败文化开始形成等问题。这既具政治勇气，又有政治智慧的建言，得到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的高度肯定，表示将认真研究、认真部署。
2014年，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期间，时任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看望民盟、民进界委员并参加讨论。我在联组会上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反腐败“打虎莫忘拍蝇”，老虎是人民群众的心头大患，苍蝇是人民群众的切肤之痛，在腐败问题上，大和小都是相对的，领导眼里的苍蝇，就是群众面前的老虎，应乘打虎之风，抓紧拍蝇，铲除人民群众身边的腐败。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阶段。在2017年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民进中央以党派名义提交了《关于加强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建设的提案》，提出现有党内法规的体系结构尚未完备，从加强巡视制度的协调性、加强对“关键少数”的监督、加强容错机制的可操作性、加强保护性的制度设计、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理论研究等方面提出建议。这件提案得到了承办单位的高度认可，评价“该提案围绕全面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这一重大论题，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对于推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很有意义”。
2.持续发声，助力长江流域的保护与发展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的保护与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赴长江沿线省市考察并召开座谈会，多次强调“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这一江清水永葆生机活力，倾注了大量心血。
民进中央对长江保护与发展的关注始于20多年前。1997年，对建立长江防洪新体系进行专题调研，拉开了民进中央长期关注长江保护与发展问题的序幕。2007年，举办首届长江保护与发展研讨会，之后更名为长江保护与发展论坛，成为民进中央重要的参政议政活动品牌。2021年起，受中共中央委托，对口江西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开辟了民进中央关注长江保护与发展的新阵地。
20多年来，民进中央围绕长江保护与发展，在政协的平台上持续建言献策。从防洪体系到沿江重化工产业规划布局，从制定湿地保护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到推广种植西蒙得木、建设生态屏障，从流域综合治理与管理到长江保护法制定，从长江流域抗生素污染防治到小水电长效环境管理……几乎每年都有发言或提案。2022年，民进中央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提交了《关于推动实施长江流域重点湖泊生态健康评估的提案》，得到生态环境部会同水利部的联合办理和采纳，针对有关建议，生态环境部强化指标体系顶层设计，于2022年4月启动了长江流域水生态考核试点，将提案中提到的太湖、鄱阳湖、洞庭湖、巢湖、滇池等长江流域重要湖泊纳入其中。可以说，民进中央的发言和提案，对国家保护和发展长江的科学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唱响了新时代的“长江之歌”。
3.大力呼吁，让视力障碍者获得更多文化权益
阅读书籍是人们接受教育和参与文化生活的主要方式。然而，由于版权、成本等原因，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针对视障人士的出版物都非常稀缺，甚至有“书荒”之称。《马拉喀什条约》就是为解决关键的版权问题而诞生的国际条约，它要求各缔约方规定版权限制与例外，以保障阅读障碍者平等欣赏作品和接受教育的权利。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作为《马拉喀什条约》的首批签署方之一，并未批准加入该条约。
民进中央多年来持续倡导和建言加强全民阅读，也非常关注视障者的文化权益保护。为此，我带队赴盲文出版社等单位进行了深入调研，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2021年，民进中央向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尽快批准加入〈马拉喀什条约〉，充分保障视力障碍者文化权益的提案》，建议对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与《马拉喀什条约》不一致的个别规定进行修改，并在相关法规规章中进行具体规定，以尽快批准加入《马拉喀什条约》。
民进中央的提案得到高度重视和积极办理。2021年10月2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的决定。2022年2月5日，中国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递交《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批准书，同年5月5日该条约对中国生效。
该条约的批准有利于更好地保障我国广大阅读障碍者的文化权益，使其能够平等地欣赏作品、接受教育，推动文化成果普惠于民。同时，也为我国向海外阅读障碍者提供作品的无障碍格式版创造了条件，对推动我国优秀作品海外传播具有重要作用。
四、我在人民政协的履职体会和感悟
自1993年起，除了2008年到2013年担任了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外，我先后担任了26年的政协委员，从市政协委员，到省政协委员，再到全国政协委员，“一届政协委员，一生政协情缘”，我与政协的情缘担得起“深厚”二字。
（一）加强履职意识：“你不称职，意味着67万人缺席”
2013年3月3日，全国政协大会开幕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你不称职，意味着67万人缺席》。我在文章中写道：一个代表或委员，作用可能很小，也可能很大；可能碌碌无为，也可能大展宏图；可能积极履职，也可能敷衍了事；可能用心准备议案、提案，也可能不费脑筋交白卷；可能畅所欲言、建言献策，也可能沉默寡言，高高挂起。而这个不同，就看有没有强烈的“角色意识”。所谓的角色意识，就是全身心参会。认真听取报告，认真审议讨论，认真阅读文件；就是认真写提案提建议，认真调查研究。我把这篇文章视为自己作为一名政协委员的履职宣言，提醒自己不断提高履职意识。
（二）认真撰写提案：带着一颗解决问题的心
撰写一个好提案不容易，需要把信息收集、整合、提炼的功夫，需要专业知识和开阔视野，需要解决问题的方法；撰写一个好提案其实也容易，只需要一颗解决问题的心。担任政协委员期间，我提交了200余个提案。其中，关于建立国家阅读节提案，我从2003年起就在全国两会呼吁，坚持了20年。这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小题大做，作为一个教育学者、国家全民阅读活动形象代言人，我清晰地意识到阅读对于个人、社会和民族的特殊重要意义。虽然提案没有完全被采纳，但是全民阅读已经逐步深入人心。2022年4月23日，首届全民阅读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三）准备大会发言：重在参与，贵在质量
政协的大会发言，历来是两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中国的民主程序中，只有政协有大会发言制度，而且每位委员都可以报名。我对大会发言的认识是：重在参与，贵在质量。所谓重在参与，就是尽管知道选中的概率极低，也要争取不缺席，每年两会我都会提交至少一篇书面发言。所谓贵在质量，就是不敷衍了事，全力以赴地准备。2013年3月8日上午，我第一次登上全国政协大会的发言台，代表民进中央作题为《县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促进教育公平的当务之急》的大会发言。为了准备这篇发言，我翻阅了大量文献，字斟句酌地反复修改，还产生了一个“副产品”，那就是围绕教育公平问题撰写了一组文章。我的大会发言不仅圆满地完成了民进中央的任务，也受到包括业界在内的广泛好评。2014年，我撰写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刻不容缓》入选口头发言。2016年，我撰写的《人心就是力量》再次受到肯定，被安排在最后一个“压轴”发言。
（四）深入调查研究：做一名“三实”委员
政协的调查研究形式比较多，主要有委员视察和专题调研；方式也比较多，主要有文字调研、实地调研、座谈调研和网络调研。我每年都要参加全国政协各种视察调研活动。在数十次的调研中，我深刻领悟到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也深切感受到政协委员只有深入调查研究，才能察实情；只有察实情，才能讲实话、谋实策。做一名“三实”委员，实实在在做事，应该是委员的自我要求。
（五）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有学问
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是政协的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其优势在于：打通了协商建言和政策决策之间的通道、体现了政协组织联系广泛的特点优势、拓宽了政协履职成果的转化渠道、体现了舆情汇集和分析功能。全国政协编报的政协信息，每年得到中共中央领导批示的数量，占到政协提案、大会发言、调研报告等所有履职渠道获得批示数量的近三分之一。可见，信息虽小，却是履职建言的大作为，也体现了委员的大情怀。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撰写社情民意信息，推动民进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不断进步，名列各民主党派和各省市自治区政协的前茅。
（六）记录两会生活：履职一路行与思
每年两会，我都坚持记录会议的情况，记录自己的感悟，记录履职的历程。自2008年以来，我先后出版了《我在政协这五年》、《我在人大这五年》、《见证十年》（10卷本）、《教育改变中国》、《共识凝聚力量》、《春天的约会》、《使命与担当》、《书香政协满庭芳》等近20本履职记录。我认为，每年两会不只是一个人的两会，更是一个时代的两会。沉淀下的，不仅是个人的政治生活记录，也是这个时代的政治生态的永恒的记录。“为了写得精彩，必须活得精彩，做得精彩”，这是我经常对教师们说的一句话，其实对于一个政协委员何尝不是如此？
（七）坚持三个立足：建言谋策敢为先
我曾经总结过当好政协委员的三条经验：一是立足专业背景，将学术研究、本职工作和参政议政结合起来，以学术研究促进本职工作，从本职工作中挖掘提案参政议政。二是立足中国国情，将报国情怀、民主监督、建言献策统一起来，不能不顾国情，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时候，照搬西方经验，迷信书本理论，误国误民。三是立足民间社会，将国家大事、百姓生活、网络民声整合起来，只有了解民间疾苦、民生百态，才能履行好参政议政的职责。这三条经验其实就是一条，用做学问的专业、严谨、认真来做好政协委员的工作。
（八）读书促进履职：书香政协满庭芳
政协委员应该是最喜欢读书的群体，最有条件读书的群体，最能够把书读好的群体。读书对于提高资政建言的质量，提高政协整体战斗力，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看待当前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我有幸参与了政协读书平台的创建工作并且担任了政协读书群的首届群主。我的“读书六法”也得到了许多政协委员的认同和借鉴：目标导向，制定系统读书计划；针对问题，结合实际需要读书；学思结合，不动笔墨不读书；有详有略，浏览与精读相结合；注重积累，成为领域的小专家；共同阅读，带动大家一起读书。
2021年，我有幸荣获首届“全国政协委员优秀履职奖”，颁奖词这样写道：耕好读书田，书香伴履职。他是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活动的探索者、首位群主，引导委员投身“书香政协”建设；调研途中，笔耕不辍，记录下泥土芳香的基层民情。他把履职的点滴心得集合成册，成为政协委员履职的参考书。这是对我作为政协委员的最大肯定。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建设一支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政协委员队伍”。目前，民进有1.6万余名会员担任各级政协委员，希望大家珍惜政治身份，做到这“十八字”要求。
各位会员、同志们，以上就是我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政协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思想、重要论述的体会，对于人民政协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思考。回顾民进在政协履职的历史，回首我担任政协委员的往事，让人感慨万千。75年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民进首席代表马叙伦在会上发言时说，要“用最大的努力，从事于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共同建立光辉灿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75年后的今天，让我们牢记民进初心，牢记使命责任，为建设更加光辉、更加灿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