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是以教育文化出版为主界别的参政党。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民进前辈就活跃在教育文化出版领域，其中不少人间接或直接参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民进优良传统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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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叙伦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期间，民进中央首任主席马叙伦（1885—1970）为北大哲学系知名教授，两人同在教职员会任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李大钊于1918年1月担任图书馆主任时没有教授一衔，身份属于职员。五四运动后，马叙伦当选北大最高权力机构——评议会评议员，在当时北大教授治校的体制下，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1920年7月，他在评议会上提出议案，建议改图书馆主任为教授。北京大学评议会特别会议（1920年7月8日）记录：“图书馆用助教事，议决：（马夷初先生修正案）图书馆添用助教，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全体通过。”此后，李大钊举办现代政治讲座，介绍苏维埃俄国、世界各国工人运动及中国劳工运动的状况；在史学系开设“唯物史观研究”课程，后又开设“史学思想史”“史学概论”；在经济系开设“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在法律系开设“社会主义”，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授“女权运动史”“史学思想史”“社会学”“图书馆学”等课程，通过课堂教学向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此看来，拥有教授身份为李大钊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可以说，马叙伦提议聘李大钊为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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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心
民进创始人之一李平心（1907—1966）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少年求学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在这所大革命时期传播革命思想的“红色堡垒”里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此走上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开展社会学、史学、哲学的研究、宣传道路。他在1927年入党，曾在瞿秋白主编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发表文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遭到通缉，甚至被捕入狱，亲友保释出狱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这一时期他翻译了《政治思想史大纲》和《资本论》第一卷（后因故未能出版），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编写《现代社会学理论大纲——唯物史观的社会学的基础理论》，编辑了《社会主义词典》，还先后发表了《论真理》《论思想》《物质与精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科学社会主义的特点》等一大批文章，深入浅出地讲解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1930年至1931年期间，李平心在党中央领导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担任秘书工作，参与起草了很多重要文献。后虽因被国民党破坏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系，依然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广无产阶级大众文化，撰写了很多唤醒民众的文章。他尤其关注青年知识分子培养，指导青年自学，将基础科学知识传授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相结合，大受青年欢迎。他主编的《自修大学》丛书影响深远，成为青年走向革命的阶梯之一。他的著作《社会科学研究法》《青年的修养与训练》等旨在向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因而不少被国民党查禁。这些著作多次印刷，如《社会科学研究法》（青年自学丛书第一辑第一册）第六版曾创下单次印刷一万册的纪录。当时不少走上革命征途的青年都是受了《青年自学丛书》的影响才作出了抉择的。他还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编辑了《全国总书目》（生活书店出版）。上海沦为“孤岛”后，李平心在地下党参与领导的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简称“四补校”）开设的《现代知识讲座》中主讲哲学。他的讲座联系实际、深入浅出，深受广大青年欢迎。“四补校”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优秀党员干部，被誉为“上海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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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莼
曾任民进中央副主席的杨东莼（1900—1979），五四时期求学于北京大学，是李大钊《唯物史观研究》课上的学生。他与邓中夏等同学一起，聚集在李大钊周围，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有组织有计划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据《北京大学日刊》所载《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1921年11月17日），19位发起人中有杨人杞，“人杞”即杨东莼的号。研究会向北大校长蔡元培要了两间屋子作为活动场所，一间是办公室，一间当图书室，即“亢慕义斋”。在这里，杨东莼在李大钊带领下和会员们一起收集、整理、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并走出校园。他加入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长辛店开展铁路工人的组织和教育工作。李大钊对他也颇为看重，在杨东莼因家累回乡任教时，还亲自写信希望他来京。
杨东莼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他在长沙任教并从事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他东渡日本留学，研究唯物论，翻译进步书籍，如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狄慈根的四篇重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等。其中尤以他和人合译的摩尔根著《古代社会》著名。这是一部影响极大的杰出著作，受到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是学习马列主义的一部基础理论性参考书。当时文网严密，此书作为人类学世界名著则易于出版，1929年昆仑书店初版，后于1935年12月，经同为民进前辈的周予同推荐，收入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具影响的丛书“万有文库”中。
1930年12月，杨东莼回国。1932年春，他担任广东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开设“社会主义史”和“唯物论史”课程。1932年到1934年，他应邀担任广西师范专科学校校长；1939年到1940年，又主持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的工作，以这两所学校为阵地，组织力量，在广西青年学生中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此后他在各大学执教，系统地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1948年12月，杨东莼在左翼知识分子创办的革命大学——香港达德学院教中国近代史，临危受命担任代理院长，直到学校被迫关闭。
徐伯昕：想方设法发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生活书店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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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伯昕
民进创始人之一、曾担任民进中央副主席的徐伯昕（1905—1984）是生活书店总经理，他和邹韬奋一起在《生活周刊》的基础上创办了生活书店，通过书刊的发行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据研究者统计，仅在1936年到1945年出版马克思主义新书总量多达300多种，约占其新书总数的三分之一，总印数达数百万册。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广泛建立分支机构，在各地同行、进步群众、团体中建立分销网络，开展流动供应，建立起与读者紧密联系的发行网络，创造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和发行的奇迹。为了突破国民党的查禁封锁，徐伯昕采取了很多巧妙策略。比如，他在刊登一套丛书的广告时，把禁书照样列入目录中，只是在禁书名下加“禁售”二字，一方面迷惑和揭露反动派，如有查问，以“书被查禁，无法供应，不胜空劳往返，故公告读者”为由搪塞之；另一方面给读者巧妙的信息暗示，追求进步的读者自然心领神会，即可通过邮购、门市或其他渠道得到此书。由此巧妙地将公开发行和地下发行相结合。1944年，徐伯昕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他带领生活书店复员上海，在党的指示下，他调整人力财力，将工作分成三线：第一线专门出版革命书刊，直接与国民党作斗争；第二线为生活书店自身，色彩略为温和一些，出版了以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主的《汉译世界名著》等，出版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等重要书籍；第三线出版进步的文学、科学、工具书等，其中不少是书店副牌骆驼书店（民进早期会员赵筠等主事）印行的。在这些书籍中，最早面世的有梅林《马克思传》，罗稷南译，1945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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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稷南
罗稷南翻译的《马克思传》（封面题目的“思”作“斯”）是中国首部《马克思传》中文译本，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检查和迫害，以“文学作品”的名义出版，初版封面为素白底印黑字书名，风格也与书店首批出版的傅雷译《约翰·克利斯朵夫》近似。此书其实只是上部，完整版的《马克思传》在1949年9月才由三联书店在沪出版。罗稷南（1898—1971）是民进早期会员。他1918年考入北大哲学系，结识了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曾在各地任教，也曾投笔从戎参加北伐，积极协助蔡廷锴指挥抗日，失败后于1934年起在上海投入文化战线的斗争。他在生活书店翻译出版过《高尔基四十年》，与友人黄洛峰合办读书生活出版社并担任经理，翻译出版了高尔基的《在人间》等。“孤岛”时期他坚持留在上海，利用当时纸张印刷成本便宜、租界当局管理不严等有利条件出版进步书籍。中国第一部全译本《资本论》（郭大力、王亚南合译）即其一。罗稷南夫妇不但亲自参加了校对工作，还介绍学生郑效洵（同是民进前辈，曾担任民进中央副秘书长）也参与进来。1938年秋，《资本论》三卷全译本陆续出齐，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此后还出版了董秋斯译《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艾思奇著《实践与理论》，章汉夫、许涤新译《恩格斯论〈资本论〉》、许涤新译《怎样研究〈资本论〉》、郭大力译《“资本论”通信集》等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发往内地和新四军根据地。和李平心一样，他也曾在“现代知识讲座”授课。当时在“孤岛”利用有利条件编译、编辑、出版进步书刊的民进前辈，除上文提到李平心、罗稷南等外，还有郑振铎、周建人、许广平、冯宾符、柯灵、唐弢、严景耀、沈体兰、姚惠泉、金仲华、周予同、董秋斯、蒋天佐等。民进在上海文化宣传新闻出版领域的战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抗战胜利之初，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民进前辈利用国民党统治的空档期，创办、主编的进步刊物《民主》《周报》《新文化》等。其上都有一些来自解放区的理论文章、文艺作品或通讯等。如由周建人主编的文艺刊物《新文化》，从1945年10创刊号起连续三期刊载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该文首次刊登于上海刊物介绍给上海人民。在生活书店的三线斗争中，刊物方面冲在第一线的是《民主》，书籍出版方面则是华夏书店。店名为徐伯昕所取，由生活书店与进步人士、民进早期会员韩近庸合办，民进前辈许觉民为经理，主要以出版党的读物为任务。书店除以本名出版的外，还以拂晓社、知识出版社、丘引社、中国出版社、燕赵社等化名，出版了《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改名为《论文艺问题》）《整风文件》《评〈中国之命运〉》和一些介绍解放区的读物，通过报摊、熟悉的发行单位半公开地发行。由于多次受到迫害，于1947年底被勒令停业。生活书店还复刊了大型学术刊物《理论与现实》季刊，沈志远主编，编委中有马叙伦、郑振铎、周建人等民进前辈。从1946年5月在上海，到1947年3月在香港，共出版4期，还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百年纪念号》（1948年8月）等丛刊。除生活书店外，由地下党创办的中国文化投资公司（后改名富通印刷所），其经理、地下党员胡国城为民进创始时期会员（与其继任者章蟾华同为民进成立大会签到单上26人之一）。出版《红色中国的挑战》等书，发行了郭沫若创办的群益出版社出版的《青铜时代》等郭沫若著作，还大力帮助进步出版事业。1947年9月，长期印制红色宣传品的富通印刷所被国民党破坏，即为红色出版史上的“富通事件”。从助力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到翻译著述、撰文执教，再到发行书刊；从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基础性著作和传记，到撰写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再到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成果，民进前辈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化的过程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们中有的人曾经很早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虽然失去了联系，依然以马克思主义传播为毕生使命；有的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书籍的进步文化出版事业中深受洗礼，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重温这些历史细节，仿佛能看到他们坚持真理、不息奋战的身影，也为我们理解、继承和弘扬民进的优良传统提供了更多启示。来源：团结报，原题为：民进前辈助力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作者系民进中央研究室干部吴宏英
审核：文军
编辑：何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