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北京市医保局发布了《关于扩大造血干细胞移植医保报销范围的通知》，自2024年11月6日起正式实施。这项新政以《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肝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造血干细胞移植医疗费用报销试行办法》（京劳社医发〔2006〕176号）为基础，经过专家论证后进行调整完善，极大拓宽了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医保覆盖范围，将涉及多种重大疾病的治疗费用纳入基本医保报销范围，这一政策的实施，将大大减轻患者及其家庭的经济负担，为参保人提供更加全面的医疗保障。新冠疫情之后，健康医疗成为全民热议话题，大众对心脏疾病等的康复治疗愈发关注。作为继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后的“第三次医学革命”，干细胞技术逐渐映入大众眼帘。由于其具备高度的自我更新、增殖、多向分化和可植入型等特征，干细胞技术为许多重疾的有效治疗提供了新思路与新工具。目前，我国正不断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干细胞产业的发展。如何正确认识这一新兴产业的发展与其在医疗健康领域中的作用，最终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成为了当下重要课题之一。
自新质生产力被提出之后，各行业发挥自身优势创新技术并推动产业革命发展。医疗健康行业也不例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推动了医疗健康的高质量发展，作为产业革新的新生产力之一，干细胞技术在再生医学领域的地位与价值不断提升。后疫情时代下，如何推动政策助力医疗成果转化并形成良好机制从而实现产业化？又当如何平衡研发和生产成本与市场需求的关系？作为普通老百姓，应该如何看待干细胞技术在心脏疾病及其他方面的应用？关于干细胞能够延缓衰老的保健问题，又如何与医学治疗平衡？在全球干细胞临床研究中，我国的进展目前相对缓慢，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相关研究和产业化还有哪些差距？“双备案制”又是如何在干细胞产业过程中发挥作用？细胞治疗的双重监管在全世界的发展趋势如何，未来的发展方向又将去向何处？
针对以上问题，主持人李策对话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名誉院长，上海干细胞临床转化研究院院长、中国干细胞产业联盟理事长刘中民。刘中民在节目中表示，干细胞药物是继化学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之后的第三场医疗革命。干细胞的作用于人体的进化以及随着年龄增长人体机体所发生的变化密切相关，它切实改变了传统化学药和物理治疗的模式，为人类健康和疾病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作为心脏外科医生，刘中民始终致力于心力衰竭等心脏疾病的治疗，其团队近日更是取得了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心衰的新突破。他表示，目前为止，在全球范围内使用脐带、脐血、脂肪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没有一例报道发生恶性肿瘤，足以证明间充质干细胞的安全性。作为一种无痛苦、无创的治疗方式，干细胞治疗不仅让病人活得长，还能拥有较高的生活质量。就研究现状而言，我国的专利文章数量仅次于美国，临床研究占全球的十分之一，不足之处在于转化环节，只有真正转化给企业并变成产品，才具有实际意义。就产业链而言，从细胞生产到严格的质控质检，再到临床研究、药物申报、审批、临床试验，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科研成果转化让老百姓和病人受益才是完整产业链。除了心衰这一重大疾病的治疗研究外，正在开展的治疗糖尿病、帕金森以及一些免疫性疾病的临床研究，最终都将转化成治疗各类疾病的细胞药。要使细胞药物惠及广大群众，必须能够合法合理收费，要走到这一步，必须实施“三点一线”，第一点是立法，明确合法和违法的概念，勿让整个行业处于灰色地带，造成干细胞产业“未兴先衰”；第二点是建立区域细胞制备中心，从源头把控细胞质量和安全，如同确保矿泉水源头安全，无论用来烧水、煮饭、洗菜都不会有问题；第三点是对应用机构进行评估、评价、定价、审批，结果向社会公布。“一线”就是政府实施全程监管，确保每一个细胞都出自区域细胞制备中心，有源可溯。让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用得明白。同时，让细胞生产制备企业有继续研发创新、自我造血的动力和能力。
以下为精选节目对话实录：
干细胞的作用原理与第三场医疗革命
李策：我们知道新冠肺炎容易对多个器官造成损害，比如很多人“阳康”后总觉得心脏有些不舒服，有些观点认为这与心肌细胞受损有关，而干细胞技术的发展使得细胞疗法有望成为治疗心脏疾病的新途径。您能否为我们科普一下细胞疗法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刘中民：干细胞就如同一粒种子。以人类为例，精子与卵子结合后便形成了一个干细胞。通过这个干细胞的不断扩增，人体的各种器官得以形成。也正是由于这些干细胞的持续扩增，器官才不断生长发育成为胎儿、婴儿。胎儿娩出后，体内的干细胞仍在继续扩增。到20岁时，人体的干细胞已扩增至60万亿个体细胞，从而形成了具有成人大小、体重和身高的个体。
在植物界同样如此，当一粒树种被种下后，也是通过干细胞的不断扩增，逐渐长成一棵大树。我们说“干”即树干的意思，干细胞就能够起到像树干那样的作用，不断发育成一棵大树。
从理论上讲，干细胞可以不断复制，呈现出子子孙孙无穷尽的状态。当然，干细胞发挥作用并不仅仅在于自身的扩增发育，它还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就像一粒种子种下去，如果土壤良好，这粒种子就会长得快。同样，种子本身质量好也会长得快、长得好。要想让干细胞在人体中发挥作用，也必须依赖良好的“土壤”，这个“土壤”就是我们所说的器官功能。而干细胞自身不单单是一颗种子，它还能通过旁分泌作用以及大量干细胞的植入来改善器官功能，实际上就相当于改良土壤。所以，干细胞既是种子，又可以改良土壤（器官）。当器官功能良好时，就如同土壤肥沃了，其中的肥料等养分也更加充分，种子（干细胞）就能长得更好。
在我们体内，一部分是干细胞，它在不断扩增，形成新生细胞；另一部分是体细胞，它会不断衰老。一旦衰老的成分超过了新生细胞的成分，人就开始衰老。而这些衰老细胞会形成一种特殊的状态，即“衰而不死”，它们会向周围的细胞发出自杀指令，让别的细胞也赶快跟着它一起衰老，这就是所谓的“烂梨效应”。就像一筐梨，如果没有一个烂的，这筐梨可以一直保持良好状态，但一旦有一个梨烂了，周围的梨很快就会烂掉。这便是衰老细胞的作用。干细胞可以定点消除这些衰老细胞。所以，这就是干细胞在我们身体里面能够发挥作用的原因。
李策：干细胞的自我更新和多向分化潜能使得干细胞技术在其下游产业中可以应用于医美和抗衰保健领域，但由于干细胞制剂的技术条件要求苛刻，普通机构没有大规模商业化生产的能力，因而引发各种美容抗衰乱象。您怎样看待这一现象？干细胞抗衰，是奇迹还是谎言？
刘中民：干细胞的作用于人体的进化以及随着年龄增长人体机体所发生的变化密切相关。在此，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衰老。人在胎儿时期拥有3万亿细胞，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干细胞，这使得人能够不断发育成长。到20岁时，人体基本定型，此时拥有60万亿体细胞，而干细胞的数量为10亿。这10亿干细胞不断扩增分化，使人体的衰老细胞和新生细胞保持平衡状态。然而，到了40岁，人体虽然仍有60万亿体细胞，与20岁时相同，但干细胞却大大减少，仅有3亿。这意味着干细胞的扩增和分化与衰老细胞相比，比例大幅下调，人体衰老细胞增多。所以，人在40岁时会出现断崖式衰老，无论男女，都会感到疲劳、没有精神。女性还会出现内分泌环境变化，从而加速衰老。到了50岁、60岁，人体的干细胞数量和活力进一步发生变化。从本质上讲，衰老就是干细胞的耗竭。到了70岁、80岁，人会逐渐衰老，生命走向尽头，这便是干细胞耗竭带来的后果。同时，衰老还会带来人体内的各种机能退化，如免疫衰老、细胞信息传导失误、端粒缩短等。就像一辆开了50年的汽车，各个部件都会有磨损。
过去，我们通常不把衰老视为疾病，而是将其看作人体在某一年龄阶段的生理现象。如今，国际上已将衰老当作一种疾病纳入国际疾病分类中。不过，在临床上，我们还未正式将其作为一种疾病对待。但衰老确实是各种慢性疾病的基础。因为随着衰老，干细胞减少，新生能力变差，免疫功能下降，器官功能也随之下降，人就容易患上各种疾病。比如，心脏功能下降可能导致心衰，肝功能下降可能导致肝衰，肾功能下降可能导致尿毒症。
所以，衰老是一切慢性疾病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们要了解人为何会得病。人得病的原因是什么？一般而言，除了急性病，如感冒发烧、创伤以及一些可能因意外或流行性因素引发的疾病之外，对于大部分慢性疾病来说，其主要的发病因素有两个：一是免疫系统的紊乱，即我们的免疫平衡被打破，此时人就会得病；二是器官的老化。所以，疾病的真正原因就是免疫系统的失衡和器官的老化。
前面提到，衰老意味着干细胞的耗竭。很多人问干细胞为何能够抗衰老，实际上道理很简单，就像肚子饿了吃块面包，干细胞少了就补充干细胞，从而实现抗衰老。如果40岁时只有3亿干细胞，而随着年龄增长，50岁、60岁时干细胞越来越少，若每年补充两亿或三亿干细胞，就能实现所谓“冻龄”或“逆龄”生长，这就是干细胞抗衰老的原理。同样，生病是由于免疫系统的异常和器官老化，而干细胞恰恰可以调整免疫系统。免疫过强不好，可能会患上类风湿、红斑狼疮、银屑病等疾病；免疫过弱也不行，会经常感冒，还可能患上肿瘤。在这种情况下，干细胞可以下调过强的免疫，提升过弱的免疫，从而解决影响健康的主要问题。
此外，很多因年龄大、器官老化带来的疾病，干细胞可以修复器官功能，让衰老的器官恢复正常功能，从而缓解或治愈疾病。比如关节炎，年龄大了或者运动过度会导致关节面的软骨磨损，露出后面的骨骺，就像轴承坏了，会产生疼痛、走路不方便。而输入干细胞后，一方面，干细胞会复制和分化生成软骨；另一方面，它会分泌很多抗炎物质，让关节疼痛很快消失。有时候当天注射，第二天关节疼痛就会消失，虽然不会那么快形成软骨，但第二天走路就会恢复正常，这就是干细胞神奇的地方。
平衡医疗与保健，心血管疾病的干细胞治疗
李策：如果过度激活细胞，会不会诱发肿瘤？我们又该如何平衡和把握保健与医学治疗的尺度关系？
刘中民：实际上，大家对于干细胞的本质及其作用机制仍不太了解。通过我前面所说的衰老和疾病的发生原因，就会理解干细胞抗衰老的效果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来看，都是肯定的。因为其原理很清晰，衰老的原因之一就是干细胞的耗竭，就如同肚子饿了吃块面包就能解决问题一样。
另外，在治疗疾病方面，每个人无论贫富都可能患病。目前，干细胞治疗仅处于临床研究和开展临床试验的阶段。在全球范围内，仅有21个干细胞药物上市。若要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干细胞治疗，就必须将干细胞变成药物，这样才能进行大规模、大批量生产，从而降低成本。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老百姓治病都能够用上干细胞药物。
李策：干细胞技术被视为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的前沿与制高点，更是被看作第三次医学革命的核心。在我国，每年有大约有3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您从业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心力衰竭等心脏疾病的治疗，那么干细胞是通过什么起作用的？相对于传统的心力衰竭的疗法，干细胞疗法有什么优势？
刘中民：是的，作为一名心脏外科医生，为什么会去进行干细胞的研究和开发。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故事。我们对于传统上疾病的治疗，无外乎几种方式。能用药物治疗的就用药物，不能用药物治疗的，可能会采用手术或者放疗等方法。而我作为一名心脏外科医生，天天面对的都是心血管的病人。
目前，心血管疾病堪称“世界头号杀手”，人类约48%的死亡都与心血管病有关，我国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患有心脑血管疾病，无论其患的是何种心血管疾病，最后都可能导致心脏功能衰竭。一旦心功能衰竭靠药物无法解决时，最终就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使用人工心脏来维持心脏跳动，帮助患者恢复心脏功能；另一个是进行心脏移植，或者心肺联合移植。这两种办法都可以延长病人的生命。
2001年，我完成了中国第一例柏林人工心脏手术；2003年，我又完成了中国第一例心肺联合移植且病人长期存活的手术。从手术技术来讲，应该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些病人虽然生命得以延长，生活质量却不高。为什么？因为他们要长期服用抗排斥药物，或者人工心脏，需要长期使用抗凝剂。而用药本身会带来很多问题，因为很多抗排斥药物都是细胞毒性药物，后续可能会导致肿瘤的发生。此外，经济上也面临很大压力，在20多年前，每年就要花费三、五万元用于吃药。而病人还要经常做活检。最终，这些病人很难融入社会。无论是带着人工心脏，还是进行了心肺联合移植，我们总是希望他们与大众保持一定距离，以防止交叉感染。
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考虑能否通过细胞治疗来推迟或者避免器官移植。这就如同霍金在2014年所说，细胞治疗是第三次革命。其实，我们从2000年初就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细胞治疗在未来一定能够取代药物以及我们所说的手术、物理治疗等方法。而且它是一种无痛苦、无创的治疗方式，可以让病人不仅活得长，还能拥有较高的生活质量。
干细胞治疗的健康担忧与上市挑战
李策： 2024年5月，北京市药监局核发了中国首张干细胞药品生产许可证，这被解读为CDE在干细胞药品领域的政策突破。在双重监管的模式下，您认为我们距离干细胞临床研究纳入到卫健委准许的收费项目还有多远？
刘中民：大家对北京发放的第一张细胞生产许可证极为关注。为何发放这张生产许可证会引起举世哗然？这是因为干细胞作为药物和产品上市确实困难重重。我刚刚讲过，全球目前有21种干细胞上市药，而中国现在还没有，这说明我们在这方面仍处于落后状态。发放了这第一张生产许可证，仅仅意味着这个生产厂家具备了生产细胞产品的能力，拥有可以制造细胞产品的资质。但是问题在于，细胞药具体是什么？并没有同时批准这个厂可以生产哪种细胞药。
所以大家自然会猜测，最大的可能是某一家公司生产的用于激素治疗失败的移植物抗宿主病的药物。通俗来讲，就是器官移植后，使用激素进行抗排斥治疗失败时，可以考虑用干细胞来替代激素，以减少器官的急性排斥反应。
在美国，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将干细胞作为抗排斥药的一部分使用了。因为我们目前的抗排斥药有些具有细胞毒性，可能会导致肿瘤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将干细胞作为抗排斥药的一部分，可以减少化学抗排斥药的使用剂量，降低其毒性作用的同时也减少了日后发生肿瘤的可能性。这里面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前面也提到过，老百姓会关心两个问题，一是价格贵，二是今后会不会得肿瘤，担心干细胞使用时间长了会导致肿瘤高发。所以，干细胞可以作为抗排斥药的一部分使用，这样除了能减少毒性以外，实际上也降低了得肿瘤的几率。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到目前为止，在全球范围内使用脐带、脐血、脂肪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没有一例报道发生恶性肿瘤。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大家应该放心。至于现在使用了干细胞，10年、20年以后会不会生肿瘤，我认为这和使用干细胞没有关系。因为人本身就会生肿瘤，按照统计学来讲，每个人一生当中得肿瘤的几率是40%。50岁和20岁相比，生肿瘤的几率提升100倍；70岁比50岁多1000倍。所以说，认为使用干细胞以后长期会得肿瘤，实际上是一个误区，大家对这方面不太了解，才会把它变成一种焦虑，担心这会影响个人的健康，实际上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干细胞产业链：企资医疗共合作，推动科研成果转化
李策：如果说今后要打通干细胞产业链的下游，您认为监管部门还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规范干细胞技术的使用，从而使得这一好的技术可以造福于百姓？
刘中民：干细胞并非仅仅将细胞培养出来就完成了使命。实际上，它涉及一个产业链。所谓产业链，需从细胞的生产制备说起，其中包括严格的质控质检环节。这是因为干细胞与化学药不同，化学药的原料可以成吨生产，通过同一生产线可形成标准化产品。而干细胞的原料来自不同个体，比如女同志分娩时的脐带、胎盘、脐血等，另外还有不同人的脂肪等。每份干细胞原料都很少，不像化学药能大规模生产原料。由于每个人的脐带都不一样，不同来源的干细胞原料生产出来的产品不是一个批次，这就使得干细胞很难像化学药那样形成标准化药物。所以，干细胞的质控质检更加严格，对生产的细胞要进行各种检测，如功能检测、表观遗传学检测、致瘤性检测、各种热源检测等，这是一套非常严格的生产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干细胞药比生产化学药难得多。此外，我们还要进行科研，研究不同种类的干细胞在动物身上的作用，比如干细胞到哪里去了、怎么去的、在那里如何停留、怎么发挥作用、能够传几代等科学问题。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动物实验进行验证，在动物身上得到验证后，再通过国家审批进入临床研究。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是临床研究而非临床试验。临床研究结果要能支持干细胞药物的申报，走国家药监部门的审批流程。临床研究的资料可以支撑药物申报，说明其在临床治疗中是安全的。如果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即通过IND，就可以开展临床试验。临床试验完成一期、二期、三期后，才有可能成为上市的新药。
干细胞变成药后，还需进行规模化生产，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何将很少的原料变成大规模的产品，需要很多技术上的突破。例如，现在正在进行精准智能生物制造，通过AI技术使整个细胞生产过程智能化，让细胞分裂、扩增更加智能化，有望未来得到惠及老百姓的细胞药。这就是干细胞药整个研发、生产过程构成的产业链。现在很多机构或企业将培养出来的细胞作为产品在市场上销售和使用，显然不符合产业链的监管要求，其安全性和可靠性无法保障。就像生产矿泉水，如果水源安全，生产出来的水用于泡茶、炒菜、烧饭等都是安全的，所以源头很重要。
李策：在推动科研成果能够成功转化为市场产品的过程中，如何平衡研发和生产成本与市场需求的关系？
刘中民：作为医生，在干细胞前期研究当中，积累了诸多专利以及临床研究经验和案例。我们团队打造了完整的细胞生产、质检及质控体系。
在这种情况下，资金或资本会对我们这套完整的体系、技术经验等进行评估，考量其是否值得投资，以及能否在短期内形成产品。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与资本的合作相对比较容易，因为资本看到了我们的未来发展前景。同时，由于我们有创业的过程，所以能够理解一些新创、初创及小型科技企业的需求，进而可以帮助他们争取资金以谋求发展。在与医疗单位之间，我们有着明晰的授权和转让等合法合规的成果转移转化方式。
我认为，在科研成果转化以及科学家创业过程中，重要的是一定要遵循现有的法律法规，明确各种成果、专利的归属以及利益分割问题。但最终的目标还是要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让老百姓和病人受益，我觉得这才是企业成功的标志。
细胞产品的双轨制监管与细胞治疗的未来发展
李策：“双备案制”是我国干细胞临床研究领域的基本制度。“双备案制”出自原国家卫计委和原国家食药监总局于2015年7月发布的《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试行）》。这部规范性文件从管理方式、研究机构、研究项目、研究过程、研究报告制度、监督管理等方面全角度的对干细胞临床研究合规方式进行了梳理。根据《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干细胞制剂和临床研究质量管理的责任主体是开展干细胞临床研究的医疗机构（医院）。医疗机构应当对干细胞临床研究项目进行立项审查、登记备案、过程监管，并对干细胞试剂制备和临床研究全过程进行质量管理和风险管控。“双备案制”收紧了可以进行干细胞临床研究的医疗机构范围，也收紧了干细胞临床研究项目。您如何看待双备案制在中国干细胞产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刘中民：从细胞药本身来看，它与化学药有相似之处。一方面，作为临床技术，可以经政府批准后在医疗机构开展；另一方面，可以将细胞作为一种药物进行申报，这就是所谓的双轨制。美国、日本以及我国目前采取的都是类似的双轨制办法。企业若进行药物申报，医疗部门和卫生部门不会进行管理，而是由药监部门负责审批。
而在技术层面，干细胞可分为低风险、中风险和高风险。例如，脐带培养出来的细胞或者自身提取的细胞，其使用方式是根据风险等级来确定的。在日本，如果是从自身获取的脂肪和抽取的血液，在体外进行扩增且不做任何其他处理后回输，医生可以决定使用。如果是异体的，比如脐带间充质干细胞、脐带血造血干细胞，或者自身细胞取出后进行了一些处理，就属于中风险。在日本，中风险的情况由医院层面进行管理。第三种高风险情况是在体外进行基因编辑，无论是自身细胞还是异体细胞，比如将皮肤细胞做成诱导多能干细胞（IPS细胞），这种情况必须经过厚生省审批。
在我国，一方面可以走临床研究这条路，需要通过卫健委和药监局双重批准；另一方面，企业可以进行药物申报，走药监局审批这条路，这就是双轨制。总之，细胞治疗和细胞产品在我国是纳入国家层面进行审批的。在未来，最重要的是要让细胞产品成为安全有效的产品，并且能够合理收费，真正成为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治疗方法。如何做到这一步，我曾与全国人大的主要领导探讨过，即实现前面提到的“三点一线”，重点要对使用机构进行认定和审批。目前是三甲医院可以使用，后面可能会扩展到其他具备一定资质的机构，
这些机构必须有相应的团队，保证干细胞产品应用安全，政府要向社会公布批准使用机构、适应症、收费清单，让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用得明白。
李策：我国的干细胞监管模式可以概括为“双重监管”。这一模式既将干细胞产品纳入药品管理，也将干细胞临床研究视为医疗技术进行管理。相应的两个监管部门分别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和国家卫健委。在您看来，如何开展跨部门协调，才最有利于干细胞技术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从而及早造福于民众？
刘中民：因为在尚未有产品推出之前，其主要工作是进行临床研究和临床试验。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严格遵守相关规定。目前，干细胞临床研究被定在三甲医院开展，但并非所有三甲医院都能进行。我国有一万多家公立医院，其中一千多家为三级医院，而真正获得干细胞临床研究资质的仅有一百多家，占比不到十分之一。所以，在开展干细胞临床研究时，必须将安全性放在首位。即使是在具备资质的医院开展临床研究，也不能在临床研究有结果且显示安全有效后，就立即大规模扩大临床试验。
目前实行的是双轨制，在完成临床研究后仍需并轨，将临床研究结果作为企业申报药物的支撑材料。例如，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我们已经开展了近十分之一的国家批准的临床备案项目，其中有三项已经完成了临床研究内容。目前，已有两个治疗心衰的药物转化给了制药企业，其中一个通过了IND审评，这意味着可以进行临床试验。这些药物有可能在一两年内成为治疗心衰的细胞药。我们有直接心肌注射和静脉注射等方式，后续还会有其他途径的治疗心衰的药物。目前我们先聚焦于心衰，因为如前所述，心衰是一种重大疾病，对人类危害极大。
后续我们还会陆续开展治疗糖尿病、帕金森以及一些免疫性疾病的药物申报，这些都可以转化成治疗各类疾病的细胞药。
中国干细胞产业的发展现状与全球挑战
李策：美国生物学家乔治 · 戴利曾说:“如果20世纪是药物治疗时代,那么21世纪就是细胞治疗的时代。”在全球干细胞临床研究中，我国的进展相对缓慢，目前欧洲、日韩等国家都已经有间充质干细胞药物获批上市，美国的首款间充质干细胞药物也有望在近期获批上市。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干细胞领域的研究和产业化还有哪些差距？对于进一步推进我国干细胞临床转化您还有什么建议？
刘中民：我们在干细胞的理论和技术研究方面并不落后。目前，我国在这一领域的专利和文章数量在世界上排名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从临床研究角度来看，美国现在占了全世界临床研究的一半，而我国占十分之一。虽然与美国存在差距，但与第三名相比，我国仍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然而，我国的不足之处在于转化环节。无论是研究成果还是专利，只有真正转化给企业并变成产品，才具有实际意义。美国在全球21种上市的细胞药中占了很大一部分，这是他们的先机。
此外，美国的很多临床试验已经进入到临床三期。就细胞药而言，临床三期意味着即将成为细胞药。相对来说，我国虽然有十分之一的临床试验数量，但进入临床三期的药物很少，差距显而易见。我们在发展干细胞产业时，致力于打造全产业链，因为干细胞产业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各个环节相互制约。如果只做上游、中游或下游的某一个环节，一旦出现问题，整个产业就会受到影响。我们在做干细胞产业时，不仅进行细胞生产，还将与干细胞生产相关的企业聚集起来，例如试剂、培养液、冷冻液、检测设备、耗材生产企业等。目前，这些领域的国产替代品还不多，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卡脖子”领域。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将这些企业聚集在一起，形成产业集群。在中游，我们主要进行与细胞相关的产品研发，如细胞药、细胞延伸产品等。这些内容在我们的产业链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一方面，我们将自己研发的细胞药转化给药厂；另一方面，我们为其他药企提供细胞药的加工生产服务。其他药企如果想生产细胞药，无需从细胞的生产培养环节开始，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所需的细胞类型，进行细胞药的CDMO和CRO研究。在下游，我们进行孵化工作，为一些初创的中小企业提供场地和细胞来源，帮助他们进行细胞研发，使其无需重复投资，能够快速凸显技术优势，开发下游产品。此外，我们还提供基金扶持，支持那些拥有专门细胞技术的科学家和个人建立小公司和团队。总的来说，我们致力于打造完整的干细胞产业链。
干细胞治疗的实践应用与领域贡献
李策：虽然面临国外的各种技术封锁，中国的医疗科技工作者仍然在很多领域通过自主研发的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我注意到一篇2024年4月30日发表在《Cell Discovery》上的文章，是上海长征医院联合中科院，在国际上首次使用自体衍生胰岛治疗胰岛功能受损的2型糖尿病(T2DM)患者的人体组织替代疗法，治愈了一位有25年糖尿病病史的患者。该团队利用患者血液PBMC重编程为自体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细胞，并使用国际首创技术使之转变为“种子细胞”即内胚层干细胞，最终实现在体外再造胰岛组织（E-islet）。您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临床案例？我了解到，您的团队近期对iPSC细胞治疗帕金森也启动了临床研究，请您介绍一下目前的进展如何？
刘中民：这里的案例数不胜数。例如，我刚刚提到很多心力衰竭的病人，他们的心脏到最后跳动无力，此时就必须借助人工心脏、心脏移植或者心肺移植来解决问题。而细胞治疗的本意，就是让这些病人推迟甚至避免器官移植。无论是肾衰竭、肝衰竭还是心力衰竭，如果能够推迟移植或者避免移植，不管对病人个人、家庭还是社会而言，都可以说是一项巨大的贡献。我们通过静脉注射干细胞来治疗心衰，对于那些已经列入移植名单等待移植的病人而言意义重大。因为大家都知道，器官来源十分困难，而且费用高昂，病人可能一时等不到合适的器官，或者拿不出这笔钱。对这样的病人进行静脉注射干细胞治疗后，有相当一部分病人不但暂时无需进行器官移植，而且心功能恢复良好，甚至可以回到工作岗位。这样的病例并非一例两例。其次，在帕金森的治疗方面，干细胞也效果显著。我们完成了世界上第二例通过自体皮肤培养成诱导多能干细胞（IPS细胞），再定向分化为多巴胺细胞，然后注射到脑部壳核部位进行治疗。这个病人经过一年的随访，从原来躺在床上无法起身，到现在可以骑着摩托车到处跑，这就是活生生的案例。从抗衰老的角度来看，案例则更多。前面提到过，衰老就是干细胞的耗竭，补充干细胞后，人体可以马上恢复活性。很多老人在使用干细胞后，长出了黑头发。这样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还有一些早期老年痴呆患者在接受干细胞治疗后恢复了认知能力。作为全国三家团队之一，我们前往武汉治疗新冠肺炎，治愈了37例重症和危重症新冠肺炎患，包括使用了ECMO和呼吸机的病人，无一例死亡。这说明干细胞的免疫调节作用和器官修复作用在新冠肺炎病人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