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培养 | 深度融合发展背景下面向行业实践的出版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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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2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了《关于组织实施2022年度出版融合发展工程的通知》（简称《通知》）^[1]，优先启动了包括“出版融合发展优秀人才遴选培养计划”在内的两个子计划，重点遴选培养一批思想政治素质过硬、创新创造能力突出、引领发展表现出色的出版融合发展复合型人才。以数字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跃进，也推动着出版业向着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前行。如何进一步优化和发展出版人才培养模式，使其符合出版业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是摆在出版业面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2023年年底，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实施意见》（简称《实施意见》）为出版人才培养明确了特色，也为贯通产学研用、促进出版理论与实践的新突破提供了支持。

已有与出版人才培养相关的研究多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从高校出版教育层面探讨人才培养的具体策略，^[2−3]涉及学科体系搭建与课程设置等核心教育环节；其二，立足于出版企业视角考察“出版＋”的职业发展新路径，^[4]模型建构与个案分析是此类议题的主要研究范式；^[5−6]其三，技术导向下的出版人才转型研究，重点围绕以ChatGPT为代表的AIGC驱动下的智能出版人才培养展开^[7]。尽管研究方向有所不同，但学者们在关于当前出版人才培养所面临的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主要包括学科定位不明确所带来的培养体系混乱问题^[8]23[9]、出版专业教学体系的“重理论轻实践”倾向、高校育人与行业发展需求之间的脱节现象^[10] 等。鉴于此，本研究立足于市场招聘信息的文本分析与统计数据，从行业发展的内部现实需求入手，将其作为融合出版人才培养的目标导向。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以“出版社招聘”“编辑招聘”等关键词在各社交媒体、微信公众号、出版社官方网站以及猎聘等招聘网站上进行检索与数据收集。经过整理与筛选后，共汇总了北京地区144家出版单位发布的952条招聘信息。在此基础之上，运用内容分析法按照识别主题内容、建立分析单元、构建分析类目、编码和信效度检验等步骤对这些招聘文本信息进行统计。

1.研究对象的选择

本文在数据选择上，将研究范围限定为2022—2023年北京地区的出版单位招聘信息。这些招聘信息涵盖了岗位职责、任职要求以及招聘人数等关键内容。选择这一特定数据集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量。首先，招聘信息是出版单位根据其自身业务方向和战略规划所制定的，因此，它能够直接映射出版行业对出版人才的即时需求。在招聘信息中，出版单位会详尽地阐述岗位职责、任职要求和必备技能，这些内容不仅反映了当前市场对专业人才的具体需求，也体现了行业对从业者技能要求的最新动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岗位说明、职责概述和技能需求，通常会随着市场环境的变迁和行业竞争的态势适时地调整与优化，因此，它们成为了洞察出版行业需求变化的重要窗口。其次，北京是全国出版单位数量最多、密度最大的城市，汇聚了丰富的文化资源，涵盖了各级各类出版单位，能够满足研究所需的样本多样性。因此，北京地区的招聘信息，能够作为全国出版行业人才整体需求的一个缩影，为我们提供宝贵的行业洞察窗口。最后，本研究还特别关注了时间节点的选择，即以2022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的《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简称《实施意见》）为重要参照，该意见对出版融合发展人才队伍的建设提出了具体规划，成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背景下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方向引领。

综上，本研究聚焦于2022—2023年北京地区的出版单位招聘信息，而非将观测范围锁定在《实施意见》颁布之后，一方面期望样本数据能够涵盖政策颁布前后行业人才需求和相关高校专业人才培养方向的动态变化，另一方面，力求在增强研究时效性的同时，深化对政策效果与行业转型发展之间关系的探讨与关注。此外，由于校园招聘一般遵循较为明显的时间规律，以春招和秋招为主，因此这一时间范围内的数据能够完全涵盖招聘高潮，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分析误差。

2.分析类目构建

在媒介深度融合的时代洪流中，出版业的岗位要求逐渐多元化，从单一的采编技能，扩展到了对新媒体策划、数字化技能等多元化能力的迫切需求。为了更深入地研究这一变革对出版人才需求的影响，本研究对所收集的招聘数据进行了深度整理。

首先，识别招聘文本信息中出现频率较高、意义相关度较高的内容，从中提取能够精准刻画出版人才能力要求等的关键文字段，由于本研究涉及出版单位和条目信息较多，因而选取句子作为最小的分析单元。如“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坚持原则，勇于担当，清正廉洁”等标注为个人品格的相关描述。

其次，将“胜任力模型”及相关学者的研究扩展作为本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对提炼出的条目信息进行概括、总结与标签化整理基础之上进行聚类分析，形成更高层次的归纳与编码，作为概念化的表达。在前两层编码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出能够统领既有标签与概念的范畴。如将“对出版专业知识与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要求”概括为知识构成。

最后，在编码过程中，一方面以手动代替工具编码，以确保内容分析的准确性；另一方面两位编码员分别对文本内容逐个独立编码，编码者交互判别信度均在0.78以上，达到可接受的信度水平^[11]。

经过一系列统计分析，本研究最终形成关于深度融合背景下出版行业人才需求的能力框架，由3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和24个三级指标构成，个人素养、知识构成和职业技能是三大主要面向，如表1所示。个人素养指的是应聘者在职业环境中所需具备的个人层面的综合素养，涵盖了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与人文素养，具体体现为职业态度、职业道德、政治素养等5个三级指标；知识构成则是指应聘者应当具备的知识体系与知识结构，这既包括其基础知识背景，也涵盖了其对出版专业知识及相关学科知识的掌握程度；职业技能，作为从业者在执行出版实践活动时所必须掌握的技能集合，与职业素养相比更侧重于实践技能的运用与掌握。这一技能体系主要包含出版专业能力、新媒体运用能力，以及发展能力等多个维度。其中，发展能力反映了应聘者面对未来工作挑战时的适应性、持续学习的意愿，以及创新能力的高低。具体而言，这一能力可进一步细化为协作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等多个子维度，共同构成了从业者职业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表 1  北京地区144家出版单位人才需求的类目框架

三、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版业人才需求趋势

通过对招聘文本信息及其出现频率的统计，可以发现出版行业在人才招聘中除了对基本的招聘信息如学历、工作经验等有所要求外，还特别注重从业者的职业道德、职业态度、个人品格及政治素质。这些非技术性要求不仅体现了出版工作的特殊性质，更凸显了行业对从业者道德品质与职业操守的严苛标准。与此同时，在招聘信息中尽管出版理论知识仍占有一席之地，但行业对于实际出版技能的需求显然更为迫切。特别是随着数字化浪潮的推进，数字出版技能与新媒体运用能力已成为从业者必备的核心技能。并且发展能力在招聘文本中被频繁提及，尤其是其中的实践能力、协作能力、创新能力及学习能力，其出现频次均显著高于其他三级指标。这一现象不仅揭示了对于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成果的重视，更体现了行业对于从业者不断创新、持续学习的期望。因此，政治素养、数字出版技能、学习能力、创新实践能力成为当下出版人才的几个明显需求趋势。

1.文化安全观下政治素养为出版人才首要素养

出版的第一属性是思想文化属性，也叫意识形态属性，这是由出版符号的表意性决定的。^[8]25作为构建和传播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出版产品在传播主流价值观、传承优秀中华文化和正确引导读者思想观念方面承担着艰巨任务，因而对作为“把关人”的出版从业人员政治素养有着极高的要求。这一点在《实施意见》中也得到了充分强调，“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是出版人才队伍建设的重点内容。随着AIGC逐渐成为新的知识生产主体，政治素养在警惕AICG异化出版“文化建构”本质中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加强。这种完全开放的内容生产范式，一方面以其固有的算法偏见和低门槛准入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不免给出版人才队伍带来职业“把关人”的消解危机。在收集到的数据中，共有101个职位要求应聘者必须为中共党员或者中共党员享有优先权，同时有149个职位在任职要求中明确强调了对政治素质的要求，比如“政治立场坚定，拥护党的教育方针政策，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度”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在其多个专业方向的文字编辑招聘信息中，都要求应聘者政治立场坚定、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或是直接提出中共党员优先。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等多家出版单位在“质检编辑”一职的招聘中，也对政治素养提出了要求。虽然此类岗位主要负责书籍印前阶段的质量检查与提升，但鉴于书稿在印前阶段的内容框架已趋于完善，所以质检更多聚焦于政治性问题与编校差错，对书稿中的政治性内容，如政治立场、政治观点等进行严格把关，确保其在思想层面上的准确性与合规性。

2.数字化转型升级对出版人才数字技能需求旺盛

为拥抱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时代，我国出版企业正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升级^[12]。一方面，出版企业积极运用数字技术为传统出版赋能，以驱动出版行业在产品创新、服务升级和运营优化等多个维度的变革。如中国检察出版社招聘熟练掌握JAVA、JSP等高级编程技术的数字编辑，旨在构建完善的读者数据库、开发具有创新性的数字出版产品。读者数据库的建设对于出版单位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不仅能够深入分析用户行为和偏好，从而更精准地把握市场需求，还能使出版单位提供定制化、个性化的产品与服务，以满足读者日益多样化的阅读需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在其核心发展策略中显著侧重于数字产品的研发及普及，其招聘目标定位于能够熟练掌握并胜任古籍文献数字化整理、编目、精确标注等数字出版专业技能的人才。此外，出版单位亦期望这些数字出版技能人才能够投身于数字产品的市场调研环节，以及后续的推广和宣传工作，从而确保这些高质量的数字产品能够广泛覆盖并满足市场需求。这一系列的岗位需求均凸显了数字出版技能在当前出版行业中的核心价值和不可或缺的地位。另一方面，出版单位也希望能够通过新媒体渠道积极开展营销活动，以促进图书、期刊等出版物的销售。如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单位设立了专门针对营销编辑、新媒体社群运营和图书主播的招聘岗位，通过利用小红书、抖音等热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社群运营和直播营销活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招聘营销编辑时，不仅需要其熟悉并能掌控整个出版流程，还需具备运营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的能力，以进行有效的社群营销。这一趋势对出版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加专业化并且多层次的要求。

3.数字技术迭代下学习能力渐成核心

作为典型的学习型组织，出版从业人员的学习能力始终伴随着其职业生涯的发展。但有所不同的是，传统出版人才更注重“专才”与“通才”的贯通与转化，聚焦于知识内容本身与编校技能的专业度上，而层出不穷的数字新业态在重塑出版业务流程的同时，也对出版人才的职业“学习”作出新的定义。即以数字化思维引导的各种数字技能成为深度融合阶段出版人才需要具备的重要能力。作为动态概念的出版数字化转型，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成为我国出版业发展道路上的核心议题，^[13]特别是近年来对话式大型语言模型、AI绘画、AI数字人等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涌现，给出版内容的生产方式、传播渠道等带来了全面变革。人与技术在新的环境下需要完成彼此的重塑，技术深度介入与出版内容把关的矛盾关系也需要人在出版实践中予以化解。一方面，从业者不能只专注传统的案头工作，而应将数字思维转换与数字技能学习植入职业成长路径之中；另一方面，新技术在出版行业的应用完善需要从业者不断提出需求，以满足深度融合时代内容产品成长迭代和持续优化的要求。根据收集的数据显示，有71条招聘数据明确提到了对应聘者学习能力的要求。如在高等教育出版社招聘的数字技术编辑职位描述中，除了深厚的专业知识背景外，还特别强调了应聘者需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能够迅速掌握并熟练运用最新的数字出版技术和工具。“数据编辑”“供应链数据分析师”等较新的岗位也出现在招聘信息中，可以看出，当前出版单位对数字出版类岗位描述的核心内容集中在开拓数字出版及知识服务业务，参与融合出版技术研发项目，包括但不限于需求调研、功能设计、测试反馈等环节，从而为技术开发商提供市场需求的系统性指导与专业意见。

4.市场驱动下创新实践能力备受重视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同样贯穿于出版人才的培养之中，^[14]出版人才的培养最终要落脚于业务实践。在950条数据信息中，有52%提及了创新能力、实践能力或相关概念，凸显了其在出版行业中的重要性。首先，从市场导向的角度看，出版行业须紧密关注读者需求，而创新实践能力是满足这些需求的重要保障。具备创新实践能力的出版从业者能够深入洞察市场动态，准确捕捉读者的阅读偏好，策划出更符合市场需求的出版物，进而在当前同质化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脱颖而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发布的招聘信息中，针对英语文学编辑、图书编辑等多个职位，均明确要求应聘者需具备“显著的创新能力”及“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无论是对“哈利·波特”图书系列的成功引进、多版本打造与周边IP开发，^[15]还是率先成立文创品牌“人文之宝”，加强对数字产品产业链的打造，都充分证明了其在稳定读者群购买力迁移方面的卓越能力，精准捕捉市场偏好的同时为受众创造新的文化需求，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其次，创新实践能力有助于出版企业感知行业发展风向，提早布局发展规划。如中信出版集团已率先启动“AIGC数智化出版项目”，用以推动AI技术在出版流程中的应用，同时建立智慧阅读新生态探索出版新模式。^[16]为此，能够辅助出版单位完成AIGC数字资产积累，孵化智能数字营销等创新项目的出版人才拥有较强竞争力。海量内容的持续积累与日渐成熟的下游开发能力推动短视频和有声读物制作的跨越式发展，也倒逼从业者思维模式的转化。

四、深度融合发展背景下的出版人才培养

出版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深度融合发展，是回应时代背景和技术革命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塑造新增长极的重要手段。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内容消费方式，也对出版人才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在新环境下培养出适应市场需求、适应行业发展的新型出版人才是业界关注的焦点。依据出版企业对出版人才的需求趋势和当前我国出版人才培养的现状，本文主要从高校培育与行业涵养两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1.以高校为主体的跨学科特色出版人才培养策略

（1）加强思政教育，实现专业教育与思想培养的深度融合

在当前国际传播格局下，以算法为支撑的AIGC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有力工具。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地位，指出其关乎旗帜鲜明、道路选择和国家政治安全，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深入推进意识形态工作。出版业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整合的关键力量，历来肩负着引领价值导向、塑造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重要使命。因此，构建一支具备高度思想政治素质的出版人才队伍，对于防范新时代的文化霸权、构筑我国文化安全防线至关重要。近年来，涉及未成年人的历史虚无主义教材与民族虚无主义书籍频现，进一步凸显了出版内容把关与道德引导的必要性。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我们应始终坚守“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核心理念，聚焦文化安全，尤其需要关注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培育。鉴于此，高校在培养出版人才的过程中，应当将思想政治教育置于核心地位，全面强化职业素质教育，并在教育实践中坚定党性原则。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出一批能够坚守正确政治方向的新一代出版人，确保他们在文化传播中积极发挥正向作用。然而，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多聚焦于公共思政课，与出版专业的融合度有待提高，且在出版职业理想与道德层面的教育尚显不足。为此，高校应深化改革，加强思想政治领域的教育投入，并与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紧密结合，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与出版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如北京印刷学院与中国出版协会合作推出的“大国出版”思政公开课，^[17]就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典范，通过将思想政治涵养与行业特色相结合，为其他高校在思政教育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学科的显示度。

（2）构筑多样实践平台，完成从理论到业务的创造力迁移

文科实验教学效果是否能够得到保障，关键在于教学的形式、内容、方法等，而学生从理论知识到相关业务能力的操作转化则是检验教学成果的重要标准，也是青年一代创造力培育的关键。因此，创新实践育人的教学体系、推进出版专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主动响应国家数字化战略是题中之义。如中国传媒大学依托优势资源，主动建构跨媒体文化传播的实践平台，与主流媒体和高水平出版单位密切合作，以创作和实践服务国家社会的发展需求；^[18]武汉大学则以实验室和科研项目为依托，致力于为师生团队创造良好的实践创新平台，以具有“动手能力、产品思维、数据思维和技术能力的新文科型人才”为主要培养目标，形成“教学—科研—实践”的良性循环。^[19]

出版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面对一直被诟病的实践教学痛点，诸如业界导师进课堂、出版专业赛事打造、双导师联合培养、行业采风实习等措施近年来已融入高校的常态化人才培养中，并在“校部共建”的背景下不断得到加强和完善。以全国出版学科大学生创新创业创意大赛为例，其创作赛道广泛涵盖了出版选题策划、出版作品创作方案、数字出版产品设计以及全民阅读推广等多个与出版实际工作紧密相连的领域。这样的设置不仅要求参赛者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具有创新性的产品与服务，还促使其深入接触行业的最新实践案例与发展动态，从而有效拓宽专业知识视野，增进对出版行业的深层次理解。在备赛过程中，学生将亲身参与策划、编辑、设计、出版等核心流程，通过实战操作显著提升实践能力。但相较于广告和新闻专业而言，出版类的专业比赛数量少、级别低，在综合素质考核学分纳入学生评价体系的当下对学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这就需要教育界、出版业界与行业协会的共同努力。

（3）以数字思维为引导，增加实务技能的培训与提升

为适应“既懂出版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需求趋势，高校应在出版专业教育教学中形成出版实务能力与数字出版技能的教学与培训并重的教学体系。首先，由于当下的数字出版已不再是简单地将传统出版流程数字化，而是形成了“人＋机＋场景”的深度融合模式^[20]。因此，高校需与时俱进，将前沿技术如人工智能、VR、AR等纳入出版专业教学计划，培养学生掌握这些技术，并应用于出版实践中。其次，在当今的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数据已然跃升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并驾齐驱的第五大核心生产要素。鉴于此，高校需要强化对学生数据分析技能的培育。通过深入分析用户数据，才能精准洞察市场需求和用户偏好，进而制定出与市场趋势高度契合的出版策略。此外，数据分析在优化产品设计、改进服务流程以及提升用户体验和满意度方面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最后，高校可深入挖掘并充分利用其独特的院校优势，在“新文科”背景下将出版专业与计算机等其他相关领域进行结合，培养学生数字时代的出版综合技能。例如，北京语言大学开设了“外语＋出版＋经济学＋信息科学”的跨学科培养模式，这一模式不仅结合了学校的优势外语学科，还融入了信息科学和经济学的教育内容，使学生在获得出版技能和外语技能的培育之余，还能够接受信息科学和经济学相关课程的系统学习，如信息科学学院开设的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相关课程，以及国际商学院开设的国际贸易、管理学、国际金融等，以便更深入地理解数字技术、经济理论的内在原理，从而提升其综合素养。^[21]

2.以企业为主体的持续型出版人才涵养策略

（1）构建系统完善的“终身学习”的职业培训体系

2020年9月，国家新闻出版署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携手发布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其中明确规定，出版专业技术人员每年需接受至少90学时的继续教育。^[22]此规定不仅彰显了继续教育的核心价值，更为出版行业的人才培养提供了明确的指引。随着Web3.0、AIGC、区块链等先进技术在出版领域的融合应用，在推动了出版内容创新、流程优化、营销与分发模式变革，以及数字版权管理进步的同时，也对出版人才的继续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继续教育课程既要满足数量上的增长，也要实现质量上的提升。因此，如何高效地加强在职出版人员的职业技术教育，构建系统完善的“终身学习”的体系，成为出版行业能否顺利实现融合发展的关键一环。

为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行业应发挥主导作用，组织一系列与融合出版紧密相关的、真正符合出版行业需求的技术培训课程。这些课程的开发应基于科技公司、出版企业以及科研院校等多方资源的紧密合作。在构建培训内容时，需充分考虑学员的知识背景和技能水平差异，合理分层设计，以确保每位学员都能在最适合自己的学习环境中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在课程设计方面，要确保基本覆盖当下热门技术在出版生产中的应用。如ChatGPT、文心大模型等对话式大型语言模型对选题策划的辅助效果，Midjourney、DALL-E等先进图片生成与编辑工具在出版流程中的效率提升等。此外，培训课程还应涵盖与技术使用密切相关的法律、道德和伦理方面的内容。通过这种综合性的课程设计，培养学员在运用新兴技术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引导其主动防范可能出现的侵犯版权、滥用数据等风险行为，从而真正扮演好出版行业的“把关人”角色，确保出版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衔接人才培养与实际应用，还要建立完善的行业内的新员工培养体系。例如，人民邮电出版社新员工入职之初，就会接受系统的入职培训，内容包括出版社的主营业务、出版特色、部门架构及其核心职能，旨在帮助新员工对出版社的整体运营和图书出版流程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完成入职培训后，新员工将进入双导师培养模式。这一模式通过二对一的细致指导，使新员工能够在短时间内适应工作环境，并熟练掌握所需技能；^[23]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古籍编辑的培养上也采取了类似的“传帮带”方法，新员工在师傅的带领下，参与实际项目，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观摩学习，这种实践式的学习方式极大地加速了新人的成长和适应过程，有效填补了学习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实现了两者间的平滑过渡^[21]。

（2）优化数字出版人才激励机制

2022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将数字出版编辑纳入国家认证职业，标志着数字出版行业正向专业化、规范化的新发展阶段迈进。^[24]然而，数字出版人才的激励机制却显得相对滞后，人才流失严重成为近年来出版行业转型中遭遇的一大现实问题。当前，出版单位数字编辑的薪资待遇普遍偏低，与新媒体和互联网行业相比缺乏竞争力，但对于学历和个人能力的要求却较高。出版企业往往聚集在北京、上海和部分经济发达的省会城市，维系生活水平的难度使得很多优秀人才望而却步。因此，必须优化现有的数字出版人才激励机制，使其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相匹配。

一是健全科学的评价体系。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的需求被划分为五个递进的层级：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以及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25]所以在对从业者的人才评价上，需要更关注对其自我实现方面需求的满足，摒弃传统的“唯学历论”和“唯职称论”，转向更为关注实际能力和工作表现的评估标准。该标准应全面反映数字出版领域的知识、技能和业绩要求，确保员工能够清晰地了解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和期望。这一转变旨在提供一个能够激励个体实现自我价值的机遇与平台，特别是对于那些在数字技术领域拥有专长和才华的杰出人才，更应给予他们充分的发挥空间。

二是畅通数字出版人才评价渠道。职称是职业身份认同、劳动价值衡量、社会价值体现的重要方面。^[26]出版深度融合背景下，畅通数字出版人才的职称晋升渠道是出版业的当务之急。应制定统一的数字出版人才职称评定标准，使数字出版人才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有明确的规划和期望，确保那些在工作中表现出色、能力卓越的数字出版人才能够获得应有的认可和激励。

三是注重数字出版人才的福利待遇和工作环境。除了薪资，福利待遇和工作环境也是吸引和留住人才的重要因素，如提供完善的社保体系、健康的工作氛围、丰富的培训机会等。通过这种形式不仅能够激发数字出版人才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让他们更加专注于提升专业技能和业绩表现；还能让整个出版行业在人才储备和竞争力上得到显著提升，有助于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于数字出版事业，推动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五、结语

在媒介融合不断纵深发展的当下，出版内容生成、出版业务流程重塑与出版服务创新等关键领域引发学界和业界的持续关注，一些有益的前沿探索也为我们重新思考产业转型路径提供样本经验。然而，专业教育落后于产业实践、产业实践滞后于技术发展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现实问题，构建并强化一支能够支撑数字时代出版高质量发展的人才队伍仍充满挑战。本文从行业实践孕育的人才新需求出发，将出版转型发展与学科教育、企业涵养深度关联，以期为培养符合时代“真”需求的出版人才提供相关借鉴。

编辑：许彤彤

审核：靳琼 熊喆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