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召先生《科学》文章选摘

中国的科学技术是世界科学技术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健康发展既依赖于我国科技人员的努力，又依赖于和世界科技界的合作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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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世界各国同行发展合作和交流，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进一步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技术成果是人类共有的财富。我们的方针是更加开放，进一步增加各国科学家的交流和合作，发展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友谊，共同为世界科学宝库增加知识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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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多的勤奋、好学、富有创造力的青年。他们是中国最宝贵的财富和希望。我们相信，新科技体制的建立将为他们创造一个更宽广的舞台，去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使他们脱颖而出。下一代的青年将更加开放，他们将更好地学习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更善于把它和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结合起来。近几百年来，中国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太少，我们希望在21世纪，中国的青年将为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无愧于他们祖先的重大贡献。

(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科技正以令人眩目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要捕捉发展的机会赶上去，必须进行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的前途，既存在依靠科学技术和艰苦奋斗而获得加速发展的机会，也存在丧失时机，再次落后的现实可能。国家发展，匹夫有责。全中国的科学家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奋斗。

40年来，中国科学院始终在探索与实践如何把中国科学院办得更好，办得既适合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也能适应国家与社会的需要。这个探索至今仍在进行，当前的改革就是它的继续。40年于人生，当是不惑之年。经过40年的实践，中国科学院基本上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她将在新的时期，以新的使命要求自己。攀登科学高峰，并为国家和科学的繁荣作出贡献，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科学本身不仅要在学科前沿，而且更要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获得推动力量，才能不断向前发展。无数事实证明，“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科技界把主要的力量投入到促进国家发展和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上去，这不仅是社会的需要，也是科学自身发展的需要。科教兴国、振兴中华的历史召唤，正鼓舞着全国科技界、教育界投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战场，并努力在科学前沿拚搏，以赢得中国科技事业的再度辉煌。

在科学的发展中，国际合作和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科学技术没有国界，发展科技是人类共同的责任。开展国际合作和交流，努力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是必要的，但是学习和引进是为了创新，为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应当为世界科技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科学家是有祖国的，中国科学家一定要努力让中国的国民经济建立在本国的知识产权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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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事实都表明，掌握知识产权的多少，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竞争实力和在世界上的地位。而知识产权正是来自于科学技术知识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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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基本发展趋势是：科学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速度越来越快。由基础科学研究带来的新兴产业和产业革命将继续发生，由应用和开发研究带来的技术进步和产品更新将持续不断。在21世纪，科学研究的水平将决定一个国家的竞争实力和一个社会精神文明的水平。科学研究的成就有赖创新，而创新需要很高的理论水平。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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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强大的精神力量。今天，在社会上弘扬科学精神，提倡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对于建设精神文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科学不仅提供关于客观世界运动和发展的规律性知识，还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系统方法，并在社会生活中形成对待事物的科学态度和处世立身的科学精神。

在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当前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我国科学家都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努力工作，寻求解决我国重大经济和社会任务的方案，但是由于缺乏站在更高层次的战略考虑和宏观指导，不少人是在一些离散点上的孤军奋斗，多数还未与社会重要问题、科学前沿及市场需求紧密结合，产、学、研之间未形成有机联系、相互促进的网络，未形成一条目标明确、力量集中、行动配合的研究和开发战线。

当前的激励机制和运行机制过分鼓励个体和分散的小课题研究，过分强调发表文章的数量。科技界本身还存在文人相轻的弱点，还不适应市场机制，缺少市场观念。这些都削弱了科技界面向国家重大任务和世界科学难题，面向市场需求，集中优势力量形成团队，进行攻关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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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主要力量解决上述问题的同时，应当集中资源，组织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在科技前沿上，密切结合未来市场需求的研究工作，同时有重点、有选择地建立、扶植由本国科技力量支撑的高新技术产业，和以高新技术改造的传统产业。由于国际竞争剧烈，我国资金不足，科学技术相对落后，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要精心选择切入点，敢于面向世界，在科技前沿竞争。一旦选定主攻方向，就要集中力量突破，取得知识产权，并迅速将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打开和占领国际和国内市场。

当所有条件基本具备时，我们又有在科学技术前沿上为市场所需要的知识产权，有与国际接轨创建的高新技术产业，和以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经验，中国全面起飞的时刻就到了。

以基础研究的手段，弄清事物内在规律，去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是973规划项目的主要目的。为此加强对国情和科技发展趋势的了解，定期进行战略研究，确定每个领域当前发展的重点方向，制定课题申请指南，并在初评和中评专家中取得共识，是做好规划最重要和优先的工作。它必须和国家基金攀登项目、863项目及其他相关国家和企业项目建立有效分工和密切协作的关系，使得从立项开始，就能确定最有基础和实力的团队，就能保证研究取得进展后，成果和人才能及时向下游转移，在各项国家计划的共同努力下，迅速转化为实用的咨询建议或创新技术和现实生产力。在这方面，我们虽进行了一些工作，但不理想，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强各业务部分管司局间的协同和信息交流。立项时的预计成果仍然以发表论文为主，而对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缺少可检查的硬指标。但值得高兴的是，针对企业关键技术问题的基础研究，在由现在或曾在企业工作过的科技人员为首席科学家的项目中，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虽然是基础研究的理论成果，不仅发表了水平很高的学术论文，同时也很快在相关企业得到了推广应用。今后，应当吸收更多在企业工作过或有组织重大项目经验的科技专家承当项目首席科学家。

我们从一开始就提倡协作和强强联合，提倡团队精神，但不赞成为争取项目经费而达成的联合，这种联合，貌合神离，经费到手就分道扬镳。项目必须是一个有机整体，由首席科学家统一领导负责，集中精力和资源完成项目的任务。这方面有过教训，以后要努力避免。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目从1997年3月开始组织实行，已经经过了十个年头。从近几年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中所暴露的矛盾更加显示当初的决策是正确和十分必要的。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掌握和参与发现最新的科学技术知识，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本国经济和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给出科学的回答，发展相应的理论和技术，帮助政府制定科学的对策，这是中国科技界的历史责任。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国青年科学家投身到这一重要的研究工作中来，求真唯实，勇于创新，克服一切困难，攀登世界科学的最高峰，为中华振兴做出历史性的重要贡献。

从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过程，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1)将一个学科发展成熟的知识、技术和方法应用到另一学科的前沿，能够产生重大的创新成果。学科交叉是创新思想的源泉。

(2)科学的发现是一个知识不断积累、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善于学习和鉴别，对已有的结论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有选择地继承并且加以发展，才能做出重大创新。重大的科学发现不会孤立地出现，在它之前必然已经有前人大量的探索，不断突出矛盾，不断扫清外围，等待着幸运儿的出现。

(3)高明的学术领导人，如布拉格，善于利用自身积累的知识优势，发展学科交叉的切入点，及时开辟新的发展方向。他领导的集体有宽松的学术环境，没有权威意识，能人人平等地展开严肃的学术争论。他支持青年创意，可以在完成指定工作之余进行自由选题。

(4)选择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课题，坚持不懈地努力，十分重要。取得重大发现的路程不会一帆风顺，中间会出现失败和挫折，进入新领域的青年科学家必须像沃森和克里克那样，充满自信，不畏艰险，不怕失败，不怕嘲笑，以坚定不移的努力去实现认定的目标。

(5)要敢于竞争，更善于合作。沃森和克里克之最后成功，在于他们之间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既会顽强地坚持己见，又能灵活地倾听对方意见，在争论中互相尊重，发挥各自长处，最后服从真理，很快达成一致。善于在竞争中合作，使他们能从皇家学院得到重要的实验数据。善于向周围科学家请教和学习，使他们最快地得到正确的核苷酸配对方式。

(6)实验是检验科学理论唯一的标准，保持理论和实验的密切合作是取得重大发现、证明理论正确的关键。鲍林是两次获诺贝尔奖、有丰富经验的化学家，如果他有机会早一点看到DNA的X射线分析照片，也可能率先发现 DNA 的双螺旋结构。

所有这些都再一次说明，当重大发现的时机已经成熟时，在何时何地由何人发现则由很多因素综合决定。确定最有发展前途的研究方向，创造适合重大发现的学术环境和条件，识别和支持优秀人才，是各级科学研究机构的领导者应当首先关注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我们国家目前的科研环境还不够理想，特别是需要加强人文环境的建设。要创造一个科学团体内部不同学术思想通过竞争、选择、优化、融合而不断进化的自学习、自组织的发展模式。同时，从政策上要改进评价体系和经费分配方式，改革个人收入与科研课题经费挂钩的做法，抑制急功近利和课题越变越小的单干倾向。从舆论和政策上要反对近亲繁殖、权威把持，坚持在学术问题上人人平等。

要在强调专业深入的同时，加强最新科学成果向周边相关学科的渗透和应用，经常向专业人员进行扩大知识面的教育。要创造条件，鼓励不同学科专业人员进行学术交流，推动他们针对重大科学问题进行跨学科探索和合作。要提倡民族自信心，特别是青年的自信心和团队精神，敢于向权威挑战，通过学习和首创达到超越。中国目前正处在科技发展物质条件最好的时期，如果能够迅速创造一个好的人文环境，选好科学前沿的发展方向和领军人才，吸引一批最优秀的青年，中国科学的起飞指日可待。

最后我还讲一点，理论物理学经过了20世纪蓬勃发展以后，现在还面临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解决的难度确实是越来越大，也牵扯到其他很多的学科。20世纪最辉煌的是最基本的理论，像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或者是量子场论，这些最基本的理论，到现在为止，仍然有迹象表明，都不是最终的理论。无论是关于基本粒子还是天体物理，不断提出了很多新的现象，使现有理论无法完全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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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基本的物理理论，还需要继续发展，而且有可能继续发展。当然也许其难度更大，需要花费的力气更大，需要其他方面的准备更多，比如数学方面的准备，还要有哲学方面的准备，我想当年发明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时候，数学和哲学在其中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像量子力学如果没有希尔伯特空间、群论等等，不可能很快发展。现在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数学，大家需要探讨，确实需要数学家来加入。年轻的理论物理学家，需要具备更好的、更广更深的数学基础。

哲学方面的准备现在也需要加强。当年有些矛盾的现象，像粒子和波动的矛盾，是非常突出的，时空是绝对还是相对的，诸如此类。我想现在一个很重要的矛盾，对基本的理论来讲，可能是复杂性和简单性之间的矛盾，因为我们搞基本理论的人，总是希望用最简单的理论来解释世界最复杂的现象。但是到了目前这个阶段，从夸克以后，已经不像是一个简单的理论可以做到的了。像“弦”的场论就比粒子场论更为复杂，到了那么小范围之内，它能量那么大，激发的自由度那么多，一开始就是一个复杂系统。而复杂性的问题基本上没有解决的方案，现代社会现象、生物现象都是复杂性问题，基本粒子也是复杂性问题，照我看，这里可能需要新的哲学思维和数学的方法。可以说现在几乎所有的科学都在朝复杂性这个方向上转，物理学也不例外。最基本的理论也不例外，我们本来好好的四维空间，要考虑十几维空间，本来是粒子，要考虑到“弦”、高维的东西、膜什么的，这种方向，这种选择，是不是唯一的，是不是对的，还需要更深的思考。当然现在要考虑一些不仅是基本的问题，包括生物、社会中的，更是复杂性的问题。复杂性问题与统计是天然连在一起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从这里能不能找到像量子力学本质上是统计的看法，能不能从复杂性角度理解它，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值得(这个是随便说的)去思考的问题。

除了基本粒子，利用相对论、牛顿力学能够解释的现象，物理学还有很多。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比较基本的理论物理的问题，还是集中在宏观的量子态方面有没有新的发现。因为量子力学是一个微观的理论，能够出现宏观的量子态，本身且不说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在哲学和方法论方面，也值得加以一定的思考。量子力学本身，现在有爱因斯坦他们提出的本来是想否定量子力学实验而发展出来的量子信息学，我看也是很重要的发展方向。中国科学家在这方面，特别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

当然，理论物理学除了发展其本身之外，还有责任去帮助其他学科的发展，所以现在理论物理学应该进入到其他各个科学领域中去，特别是现在发展很快的生物学、天文学、化学，也包括数学。物理学家对数学还是有相当的贡献的，古典物理还继续对一些比较实用的，工程方面的、医学方面的研究做出贡献。

在当代，一个国家的科技文化水平，不仅体现在它的科技成就上，而且体现在其公民的科技文化素养上。科学技术的发展，既要依靠科学家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在科技高峰上不断攀登，也有赖于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应用和支持。

科学技术的普及是以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为目的的科技传播活动。它的根本任务，是把人类已经掌握的科技知识和生产技能，以及从科学实践中升华出来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传播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为广大群众所了解、掌握，以增强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并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科普工作对于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的振兴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已日益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