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何以成为可能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人们常把某位标志性人物的离世，视作某个时代的谢幕，但前提是，此人配得上所属时代，也能代表一个时代。1961年8月18日，时任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勒尼德·汉德在纽约去世，享年89岁。次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讣告，称他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法官。”大洋彼岸的《泰晤士报》则宣告，随着汉德的离世，“美国司法界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

那么，汉德法官真这么“伟大”么？他又有什么惊人成就，令英美媒体给予如此美誉？从履历上看，汉德的职业生涯很简单：

1896年自哈佛法学院毕业后，做了13年律师，1909年成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时年37岁），1924年被擢升至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时年52岁），并于1939年担任该院首席法官，1951年转任资深法官（时年79岁）。

在美国，“资深法官”属于“退而不休”的审判人员，不占员额，薪资酌减，但仍办理一定数量的案件。因此，直到去世那年的上半年，89岁高龄的汉德还听审了26起案件。可以说，在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汉德都在孜孜不倦写判决。

汉德法官作出的4000多份判决，涉及宪法、刑法、公司法、侵权法、专利法、劳动法、移民法、海商法、行政法、反垄断法等各领域，这也是他最重要的司法遗产。

正是这些判决，使他得以与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路易斯·布兰代斯、本杰明·卡多佐一起，被并称为“美国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四位法官”。四人当中，只有汉德未担任过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而且，即使在20世纪之前，唯一能与汉德齐名的美国法官，也只有曾主笔“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判决的约翰·马歇尔首席大法官。

在判例法国家，若要评判一名法官的影响力，首先要看其裁判的认同度和生命力。这其中，最关键的衡量指标，莫过于被后续其他法官在判决中援引的频率。据统计，汉德所作判决的被援引率，远超其他美国法官乃至大法官。重要的是，直到他去世半个多世纪之后，相关数据仍没有太大变化。所以，他又被称为“在判决中永生的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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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德曾对自己的法官助理阿奇博尔德·考克斯（后来曾担任“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说，“年轻人，我应该对谁负责？没人能解雇我，也没人可以扣我工资。就算是华盛顿那九个老家伙（指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虽然有权推翻我的判决，也不能让我按他们的意志裁判。当然，每个人都肩负责任。我应该对谁负责呢？”这时，汉德转过身，指着满满一书架判例汇编说：“我只对它们负责！”如今，汉德自己的许多判决也跃上书架、化作先例，成为未来同行负责、遵循的对象，这才是一名法官最大的职业成就。

汉德的一生，经历了进步主义运动、美西战争、一战、大萧条、禁酒令、新政、二战、冷战、麦卡锡主义、民权运动等重大事件，几乎是半部美国近代史。如果他只是往返于法庭和书斋之间，埋头判案，不问世事，可能也无法跻身“伟大者”行列。

事实上，与许多法官不同的是，汉德是位真正意义上的“躬身入局”者。年轻时，他就热衷于就公共事务发声，经常在媒体撰文，甚至与赫伯特·克罗利、沃尔特·李普曼一起创办了《新共和》杂志。政治上，他早年支持进步党，在1912年总统大选中曾力挺西奥多·罗斯福，担任法官后才逐步淡出“政治圈”，但一直在公共传播领域宣传司法在保障自由方面的重要性。

到晚年，因为实在看不惯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以反共为名大搞“白色恐怖”，汉德在多个场合激烈抨击“麦卡锡主义”，引起强烈社会反响，成为促成麦卡锡倒台的合力之一。

汉德后来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力，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司法裁判。事实上，他在联邦法官席位上干到第35年时，在司法界之外仍鲜为人知。但是，到1944年5月，因为一个偶然机缘，他突然“出圈”，成为全美最知名的法官，影响力甚至辐射到整个英语世界。这一机缘，就是受邀在纽约中央公园发表名为《自由的精神》的即席演说。当时，距离“诺曼底登陆”已不到半月，反法西斯主义情绪和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汉德在演讲中追问：“当我们说自由优先于一切时，意味着什么？”接着，他说出那段脍炙人口的名言：“自由的精神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就是，尽力去理解别人想法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就是，兼顾各方利益、没有偏见徇私的精神；自由的精神要求人们牢记，即使是一只坠地的麻雀，也不能对其视而不见……”

经过广播电台和《纽约时报》《读者文摘》《纽约客》等各大媒体的“地毯式”报道，这段演讲深入人心，汉德本人也受到广泛关注。随着盟军攻入欧洲内陆，曝光更多纳粹暴行，人们更加意识到“自由”的珍贵。汉德作为阐释自由价值的标志性人物，也因此获得更多赞誉。

1946年11月，《生活》杂志率先发表题为《伟大的法官》的人物报道，向全美介绍汉德法官和他的裁判。其他媒体和学术期刊也不吝赞美，将“英语世界最伟大的在世法官”、“美国最聪明的法官”、“联邦最高法院错过的司法巨人”和“健在的最令人尊敬的美国法官”等头衔献给汉德。

对向来以谦逊、低调著称的汉德来说，上述溢美之词一定令他深感不安。在成就“伟大法官”的声名方面，难道4000多份、近百万字的裁判文书，还不如一篇千字“小作文”管用？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自由的精神》演说固然精彩，但只是唤起公众对汉德法官的关注，让人们意识到司法界还有如此卓越的人物。然而，若没有非凡的审判成就、专业的裁判水准打底，光靠文书数量和华丽辞藻，恐怕任何法官都承受不了“伟大”称谓。

诚如著名法官理查德·波斯纳所言，衡量一个判决是否伟大，不是看它在修辞上、逻辑上多么完美，关键是看它对法律规则的发展、公平正义的实现作出了多大贡献，而汉德的许多判决都符合上述标准。正是诸多伟大判决，加上汉德本人勤勉、睿智、坚韧、细致、谦逊的品质，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伟大法官。

优秀传记的品质

判决是法官最好的名片。了解汉德这样的杰出法官，最直接的方式是读他的判决书，从分析、归纳、修辞、说理、判断中了解其司法立场和裁判风格。当然，这对非专业人士来说有些困难，更何况汉德已去世60多年。另外一个途径，是读法官本人的回忆录。

不过，基于“判决之外，法官无语”的慎言传统，多数美国法官的回忆录，都只谈个人早年学习和成长经历，很少涉及具体个案和法院内部事务，更不会评价其他同行的裁判，如现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索尼娅·索托马约尔的自传，皆是如此。汉德生前虽然参加过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项目，但并无回忆录传世。

倒是在当年的同事、助理笔下，经常能看到汉德的身影。除了前述考克斯在《法院与宪法》一书中提到的“对判例负责”故事外。法理学大家罗纳德·德沃金在《自由的法》一书中，也用一章篇幅回忆了与汉德共事的经历。其中一件小事，颇能说明汉德的魅力。

德沃金从法学院毕业后，为汉德法官做了一年助理。某晚，德沃金正与新认识的女孩约会，突然想起要送一份材料给汉德，遂携女友同往。原以为几秒钟就能完事，没想到80多岁的汉德十分健谈，与他俩一聊就是俩小时，话题涉及哈佛八卦、政坛趣事和司法热点。离开法官家后，女友问德沃金：“如果我们以后在一起，是不是就能经常见到他了？”5个月后，德沃金如愿与那位姑娘结婚，汉德还私人掏腰包送了他一个月的薪水作为礼金。

碎片式的回忆，显然难以还原人生全貌。所以，系统、全面了解这名伟大法官的方式，当然是阅读他的传记了。而最权威、经典的传记，就是杰拉尔德·冈瑟在1994年出版的《汉德传：传奇法官和他的裁判》（以下简称《汉德传》）。冈瑟出生于1927年5月，先后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1956年开始在哥大执教，教出的最著名学生是后来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露丝·巴德·金斯伯格，她也是本书第二版（2010年版）的序言作者。1962年，冈瑟离开哥大，在斯坦福大学任教，一直到2002年7月去世。

冈瑟长期研究联邦最高法院和宪法，所著的判例汇编是美国法学院适用最广泛的宪法教科书之一，在专业上自然无可挑剔。更重要的是，冈瑟与汉德十分亲近。1953年到1954年，他曾担任汉德的法官助理，熟悉这位传奇法官的行事风格和司法理念。在汉德生命的最后十年，冈瑟经常与他交流，还会推荐得意门生做他的助理。

其实，光靠人脉和专业因素，难以成就一部优秀的司法传记。美国法官多数深居简出，也很少在社交场合抛头露面，为他们作传，经常得靠擅长“刨根问底”的新闻记者。

例如，主笔“罗伊诉韦德案”判决的哈里·布莱克门大法官，生前行事低调、沉默寡言，却有着勤写日记、收存书信、文献入档的习惯，连庭审时跟其他大法官传递的小纸条，都会编号存档。他去世后，分装在1585个纸箱里的书信、日记、备忘录等50万份文献，成为《纽约时报》记者琳达·格林豪斯创作其传记的重要资源。

有意思的是，汉德生前讨厌打电话，却酷爱与亲友、同事和助理书信交流，他留存的书信、备忘录等文献资料也十分完整，去世后全部被交由哈佛法学院图书馆管理。经汉德家人同意，这些文献对冈瑟全部开放。冈瑟以法律人的严谨和细致，认真梳理了这近10万份文献，还采访了汉德的家庭成员、历任助理、各界好友，历时近37年，才完成了这部700多页的巨著。

《汉德传》甫一问世，就在法律界引起轰动，被誉为“法官传记的典范”，获得一系列法律图书奖项。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戴维·苏特大法官十分喜欢这本传记，表示“如果我有这个权力，会力争让美国所有法官任职前都读一遍冈瑟所著的汉德法官传。”

苏特大法官并不认识冈瑟，但是，基于对这本书的喜爱，他还是应邀参加了冈瑟的赞礼，并在悼词中说出那句名言，即“所有法官的共同义务是：对简单案件保持警醒，对清晰类案绝不盲从，对既往先例秉持谦抑，不怯于确立有价值的规则，并有勇气在处理空白领域的具体问题时这样做。”相信这段话也是对汉德的致敬。

那么，《汉德传》究竟有何特质，令它受到诸多青睐呢？在我看来，大致是基于以下几个关键词：格局、专业、揭秘、细节和真诚，以下逐一详述之：

第一，格局。冈瑟将汉德的成长和境遇，放在大历史的背景下展开，全景式描绘了汉德在不同时期，与总统、党魁、大法官、参议员、教授、同事、律师、编辑、作家、助理们的交往与互动。汉德生活在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与每个杰出人物的接触，都可能将他引向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在哈佛时，威廉·詹姆斯、乔治·桑塔亚那、约西亚·罗伊斯三位学术巨人，令他对哲学产生浓厚兴趣，并终身信奉实用主义和怀疑论。年轻时，汉德积极介入政治，认为进步主义才能救美国，支持西奥多·罗斯福竞选总统。他与霍姆斯大法官是亦师亦友的关系，经常通信讨论司法问题，与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大法官的友情更是一直维系到生命尽头。

到晚年，汉德还与《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结下“忘年交”，两人情同父子，几乎无话不谈。《汉德传》结合重大历史事件，将前述人物有机嵌入，串接起汉德的精彩人生轨迹，堪称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治和法律社会的“万花筒”。所以，这本书又被誉为法律界的《战争与和平》，只不过人物都是真实的。

第二，专业。汉德一生裁判过多起案件，但对他职业生涯影响较大的，无疑是1917年的“《大众》杂志社诉帕腾案”。在这起案件中，汉德力排众议，支持了媒体发表“反战”言论的自由。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他的判决受到非议，很快被上诉法院推翻，他本人遴选至上诉法院的首次努力也告失败。

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汉德在“《大众》案”判决中确定的言论自由保护标准，才被联邦最高法院采纳。冈瑟作为宪法专家，用较大篇幅，回顾了这起案件的裁判始末，以及汉德在此过程中与霍姆斯大法官的观点碰撞。此外，冈瑟还深入梳理了汉德对“洛克纳案”“布朗案”等一系列里程碑式判决的看法，如果没有精深的宪法造诣，恐怕难以准确阐述汉德的立场。

在冈瑟笔下，汉德的司法立场可以用四个词形容，那就是：开明开放、司法克制和怀疑精神。

“开明开放”，是指他尊重权利和自由，在判案时能够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尽可能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确保裁判充分凝聚当下社会共识。

“司法克制”，是指他秉持“能窄则窄”的立场解释法律，就事论事，一案解决一事，而不是越俎代庖，由法院行使立法机关的职权，在法律未涉足的空白领域或过宽范围内制定规则。

“怀疑精神”，是指他判前绝不先入为主，本着“不疑处有疑”的态度，把每个判决都办成审慎核实、严谨分析后的司法产品。本书对汉德及其裁判的介绍，也基本贯穿了上述立场。

需要指出的是，汉德只做过联邦地区法院和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审理的案件类型可谓五花八门，但宪法类案件不多。从个人兴趣上看，汉德最喜欢审理专利、版权、海事等挑战智识的案件，对破产案（因为时间拖得太久，且效率低下）、禁酒令相关案件（因为他自己颇爱喝上几杯）兴趣不大。

或许因为冈瑟主要研究宪法，所以《汉德传》着墨较多的反而是一些宪法类案件和相关议题，尽管也介绍了不少普通案件的裁判过程，但还是遭到波斯纳法官的批评。

波斯纳指出，受篇幅所限，一本传记不可能穷尽描述汉德的所有重要裁判，但居然遗漏了1947年的“合众国诉卡罗尔拖船公司案”（著名的“汉德公式”即来自本案判决）、1945年的“合众国诉铝业公司案”（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反垄断案件之一），以及汉德在规则层面作出重大贡献的一系列联邦刑法、税法、侵权法类案件，实在是不应该。究竟原因，可能还是受传记作者的学术偏好和研究领域影响，而非篇幅因素。这一遗憾，未来恐怕只能通过阅读汉德法官的重要判例选编弥补了。

第三，揭秘。作为汉德的“身边人”，冈瑟有足够的信息优势，解答人们关于汉德生平的疑问。例如，汉德很早就被认为是大法官合适人选，却屡次错过提名，究竟是何原因？还比如，汉德一生都深爱妻子弗朗西丝·芬克，但后者却对他若即若离，甚至大部分时间都与一位男性友人在一起，这又是什么原因？以及，汉德与美国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人沃尔特·李普曼本是挚友，因何问题交恶并分道扬镳（晚年关系有所缓和）？这些问题，在《汉德传》中都有详尽交代。

这里仅谈谈大法官提名的事。1930年初，首席大法官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因病卸任，58岁的汉德曾有一次被赫伯特·胡佛总统提名的机会（将现任大法官哈伦·菲斯克·斯通擢升为首席大法官，就可能空出一个大法官岗位）。尽管较为普遍的说法是，因为查尔斯·埃文斯·休斯没有拒绝胡佛总统的邀请，答应出任首席大法官，才让汉德与最高法院岗位失之交臂。

但按照冈瑟的说法，实际原因可能是，塔夫脱一直觉得汉德属于“进步派”，且热衷于政治，未来可能成为布兰代斯那样的“异议者”，可以允许他进入联邦上诉法院，但绝不能把最高法院的位置留给他。塔夫脱把自己的上述想法传导给其他保守派官员，而胡佛总统则尊重了他们的意愿。首次受挫后，汉德非常沮丧，甚至一度考虑去海牙常设国际法院任职，后因其他客观因素才作罢。

1942年10月，詹姆斯·伯恩斯辞去大法官职位，转任经济稳定办公室主任，最高法院再次出现一个空缺，汉德再次成为热门人选。法兰克福特大法官鼓动一堆官员向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推荐汉德，力争将好友送入最高法院。然而，罗斯福最终还是另选他人。

对此，有人觉得是因为太多人的不断举荐，令罗斯福产生逆反心理，并据此认为是汉德故意找人施压。有人猜测是汉德年龄太大的缘故（时年71岁），毕竟罗斯福1937年曾发起“重组最高法院计划”，反对七旬老人担任大法官，若提名汉德，恐有“打脸”之嫌。而冈瑟则提出，关键原因还是罗斯福觉得汉德是个过于刨根问底的怀疑论者，观点过于独立，潜意识觉得他和自己“不是一路人”，可能会成为许多改革举措的反对者。

其实，汉德一直支持罗斯福的“新政”，但是，对罗斯福为排除司法障碍而试图“重组”最高法院的做法，他是坚决反对的，认为这样伤害了司法的独立性。因此，对于自己落选的真实原因，汉德内心也十分清楚，并多次在与好友的通信中提及。尽管朋友安慰他，在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所取得的成就和影响力，要远大于最高法院。可是，未能成为“九人”之一的遗憾，确实成为汉德余生萦绕不去的心结。

第四，细节。除了汉德的司法立场，人们对他管理案件和助理的方式也很感兴趣。冈瑟本人就做过汉德的助理，所以在书中描绘了许多关于法院内部管理的细节。汉德是最早聘请助理的法官，他待助理亲如家人，但更希望助理是倾听者、交流者和批评者，与他分享对案件的看法（他经常称助理为“小法官们”)，但从不让助理代写文书或检索判例，这一点是他与绝大多数法官的不同之处。

汉德在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时，还非常支持“庭前备忘录”机制，即：庭审结束后，合议庭成员都单独把案件材料再“过”一遍，之后以书面备忘录形式交换意见，然后再开会评议。这样既能有效防止“形合实独”（即合议庭内只有撰写判决的法官一人熟悉案情，其他成员都被其“带节奏”），也有利于观点交锋，促进司法民主。正是因为上述原因，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一直是全美裁判认可度最高的上诉法院。

著名法官亨利·弗兰德利曾评价，汉德之所以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法官，并不是因为恰巧遇到几个重大案件，据此写出精彩判决，而是源自他通过处理大量小案件形成的一套卓越的裁判方法论，这些小案件几乎覆盖所有的审判领域。汉德的判决向来由他亲力亲为（包括庭前备忘录），行文风格极为简洁清晰，在他看来，法官裁判的任务是解释法律、解决争议，应该直接奔着焦点问题去，而不是卖弄学识、炫耀技巧。有学者评论，汉德撰写的文书干净利落、要言不烦，哪怕删掉一句话，也会破坏整体逻辑。

在案件研究方面，越是陌生领域的案件，汉德越会像研究生一样做足功课。办理海事案件时，汉德会认真查阅潮汐表、水位图、气象日志，用铅笔、钢笔、墨水瓶在桌上摆成船只、码头的示意图，甚至可以像经验丰富的海员一样，解释船舶碰撞的方式和原因。在办理著作权案件时，汉德甚至会下令在法庭摆架钢琴，让陪审员现场对比被诉音乐作品是否侵权。从《汉德传》描述的各类细节中，一位严谨敬业、可亲可敬的法官形象跃然纸上。 

第五，真诚。判断人物传记（包括自传）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于是否客观、中立、真实，如果一味为尊者讳，甚至刻意美化拔高，自然难以取信于读者。在这一问题上，冈瑟颇为实事求是，没有对人物作过多价值评判，而是把材料有序展开，由读者自己思考。

本书开篇，就归纳了汉德“经常焦虑、自我怀疑”的性格特点，并认为这与汉德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读书时，汉德就很难融入哈佛学生的“精英圈子”；律师执业也一直不顺，总感慨自己“从不是个好律师”；妻子从未给他对等的感情投入；渴望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却两次与提名失之交臂。

可以说，尽管汉德给外人的感觉是乐观幽默，喜欢插科打诨，但直到名满天下，他内心的焦虑和自卑都从未离去，所以被法兰克福特大法官起了个绰号：“当代哈姆雷特”。对法官而言，这样的情绪会让他更审慎、更细致，也会更纠结、更自省，即使在宣判之后，也不完全确定自己的裁判是否正确。对法官而言，上述性格特点的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孰多孰少，只能留待读者判断。

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汉德虽然待同事宽厚，有时也会言语刻薄。例如，他在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同事查尔斯·克拉克是诉讼法权威，特别注重琐细的程序问题，汉德对此颇为不屑，私下称克拉克为“GLAPP”（“当世最伟大司法实践和程序权威”的缩写，即Greatest Living Authority on Practice and Procedure）。

有时，他还会嘲笑啰嗦的同事或下级法官“废话连篇”。对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他也经常公开抨击，甚至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和偏见。晚年时，他在哈佛的系列演讲中，对沃伦法院废止公立学校种族隔离的“布朗案”判决的批评，就显然有失公允，也与时代发展脱节。

对待庭审时没有做好功课、发言不得要领的律师，汉德会很不耐烦，甚至把椅子转过去、背对律师，有时还会大声呵斥，曾把一名年轻律师当场吓晕。当然，汉德也从不欺软怕硬，名气越大的律师，如果庭审表现不好，他的态度就越是严厉。汉德对助理偶尔也会大发雷霆，但事后都会迅速道歉。

另外，书中没有提到的是，汉德偶尔还有些“大男子主义”。按照金斯伯格大法官的回忆，她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导师冈瑟认为她在学术上颇有天赋，便推荐她给汉德做助理。汉德一口回绝，理由是自己是经常在办公室说粗口，在女士面前颇为不雅，而他又不想保持克制。

后来，冈瑟只好把金斯伯格推荐给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埃德蒙·帕尔米耶里法官做助理。因为两人的家距离较近，金斯伯格经常搭汉德的便车回家。偶尔，坐在前排的汉德法官会在吐槽之余，说几句脏话。金斯伯格实在忍不住，问他既然以“不想保持克制”为由拒绝自己做助理，为什么这时候又开始说脏话了。汉德回答：“年轻的女士，因为我现在背对着你啊。”当然，未来的金斯伯格大法官对这些倒并不介意，否则就不会答应为本书第二版作序了。

在翻译中发现热爱

我喜欢读人物传记，尤其是司法人物传记。在我看来，读一位杰出人物的传记，会是一种奇特的体验，就好像进入一个时代、一段历史，与一个伟大心灵直接对话，许多敬意会油然而生，许多困惑会迎刃而解。如果这个人恰好与自己属于同一行业，激励或自省作用，还会进一步放大。

国内法官中，李国光、邹碧华法官都有精彩的自传或传记。国外法官中，霍姆斯、马歇尔、约翰·杰伊、桑德拉·戴·奥康纳、雨果·布莱克、约翰·马歇尔·哈伦大法官和波斯纳法官的传记也都有中译本。

2011年，受中国法制出版社邀请，我曾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传记译丛”主编，组织翻译了威廉·伦奎斯特、安东宁·斯卡利亚、约翰·保罗·斯蒂文斯、戴维·苏特等大法官的传记。我本人也翻译过布莱克门大法官的传记（即《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哈里·布莱克门的最高法院之旅》）和斯蒂文斯大法官的回忆录（即《五位首席大法官：最高法院杂忆》）。这些阅读和翻译经历，都是非常美好和愉悦的学习过程。

关注到汉德法官，最初是在2008年。当时，我到同事蒋惠岭法官（现任同济法学院院长）的办公室闲聊，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1952年出版的《自由的精神》，说这本小册子很好，可以试着译一下练手。

这本书由埃尔文·迪利亚德编辑，汇集了汉德的部分演讲、书信和报刊文章。1952年是首版，收录了34篇文章，到1960年第三版时，已扩展到41篇。利用出差间隙读完后，我就迅速被汉德“圈粉”，至于“试着译一下练手”，那是万万不敢的，因为汉德向来以修辞见长，文章里的隐喻、双关、用典乃至“谐音梗”比比皆是，专业翻译人士都未必能整明白，更何况我这种业余爱好者。

因为已被“圈粉”，我又很快找来冈瑟的《汉德传》（1994年版，由刘易斯·鲍威尔大法官作序），进一步了解汉德的生平。读完之后，我决定翻译本书，将汉德法官介绍给广大国内读者。

在委托出版社联系购买版权期间，得知《汉德传》已推出第二版，因为作者冈瑟已经去世，只是更换了装帧和序言作者（金斯伯格大法官）。拿到第二版原书之后，因公务逐渐繁忙，所以一直未启动译事。现在来看，“忙”是因素，更多是畏难情绪，毕竟是700多页的“大部头”，否则，就很难解释自己在期间又翻译过《十二怒汉》《法官裁判文书写作指南》等“小册子”。

到2018年，“麦读”的主编曾健先生提醒我，续一次版权，就得加一次钱，时间就是金钱，不能再拖下去了，要不还是“认怂”，试试集体翻译？作为读者，我对集体翻译的作品向来是抵触的，主要是担心品质难以保障，尤其是同一作者的著作（多个作者的作品还好，可以由多人分工翻译，如我曾组织翻译的《法官能为法治做什么：美国著名法官演讲录》）。

但是，无论进度压力还是个人精力，当时都不允许再拖下去，经与曾健先生商议，我们确定了“精心选择译者，分工协同推进，一人核统译稿”的路径，终于启动了这本书的翻译工作。

与当年主编大法官传记译丛一样，我按照四个标准，选择并确定了《汉德传》的另外5位译者，即徐玮、金晶、顾佳、汪雪女士和刘轶圣先生。这四个标准是：

第一，中文功底好。既执译笔，英文好是基本功，但翻译不是亦步亦趋，追求与原文句式和语法的绝对对应。傅雷先生说过：“译书的标准应当是这样：假设原作者是精通中国语文的，译本就是他使用中文完成的创作。”这就要求译者具备“妙悟原文，离形得似”的功底，否则译出的就是一堆“膈应”读者的西式中文。

第二，有普通法学习经历。《汉德传》毕竟是一部美国法官传记，里面涉及大量法律术语、程序规则和重要判例，如果没有相应的知识背景，很难精准表述，更别说做译者注了。所以，除我之外，其他译者都曾在哈佛、牛津、港大等高校法学院学习过，不存在知识盲区。

第三，有法律实务经历，最好专精于某一领域。之所以有此要求，是因为汉德裁判的案件类型非常广泛，书中有大量案情介绍，还大段援引了判决原文，光是概略有一些美国法知识，恐怕难以吃透原文。几位译者中，徐玮在海事、金融法院都有审判经历，汪雪长期从事知识产权法律业务，其他各位也都各有所长，大家在翻译时相互请教、取长补短，最大程度提升了译文的精确性和专业性。

第四，真心热爱翻译工作。翻译属于高投入、低产出的事业，又需要“求极致”的责任感，不带着几分真爱，甚至几分理想主义，难以产出高质量的译作。汉德法官被誉为司法界的“通才”，政治、哲学、历史、文学、音乐无一不精，没事还喜欢琢磨航空、船舶、建筑等领域的专业问题。他的通信、判决和备忘录中，从希腊神话、圣经故事、著名诗篇到经典歌剧，基本是信手拈来，有时几乎句句用典。

因此，凡确有必要之处，译者们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秉持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以译者注形式作了解释说明、背景阐述。我想，这也是在人工智能大行其道的时代，文字翻译尚不能被完全替代的因素之一吧。

本书的基础翻译工作于2024年年初完成，之后由我利用业余时间审核、校对书稿，统一了相关术语、人名和行文风格。需要指出的是，原文中的一些表述，仅代表作者或传主立场，并不意味着译者同意其中观点，还希读者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此外，为便于读者比照阅读，同时压缩全书篇幅，原书中的110多页尾注和索引并未付印，读者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的方式在线查阅。

从联系翻译本书，到即将交付出版，已经过去近12年。12年间，个人的心态和境遇，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本想把本书作为个人翻译生涯的句号，但在统稿过程中，脑海中一个声音又告诉我：“人生有限，既然热爱，又何必轻言放弃呢？”所以，或许还有下一本。

总之，很高兴将汉德法官和他的这本传记引介给广大读者，也希望大家能从中发现你们的热爱。

何 帆

2024年8月22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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