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9日，北京市检察院与市工商联联动协同，共同召开“检察护企”问需会暨法治营商环境调研座谈会，以新时代企业发展法治需求侧，牵引“检察护企”履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打造营商环境“北京服务”品牌提供检察保障。会上，北京市检察院检察长朱雅频强调，北京市检察机关要发挥数字检察在塑造新质法律监督能力上的重要引擎与关键变量作用，助力整治深层次涉企违法犯罪问题，以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涉企案件，促进治理完善、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
数字检察之于“检察护企”工作，会产生怎样奇妙的组合效应？北京市检察机关在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方面，依托数字赋能形成了哪些生动实践和经验？近日，记者走进北京市检察院一探究竟——
数字赋能涉案企业合规
精准“画像”，全面“诊断”
记者了解到，在检察机关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工作中，常常面临了解涉案企业实际经营管理情况手段不足和数据“碎片化”等难题，而这又是涉案企业合规必要性审查的重要参考。如何破题？北京市检察机关将目光投向了数字赋能。
2023年下半年，涉案企业合规必要性审查大数据辅助办案程序（下称“合规辅助办案程序”）在北京市检察院联合相关单位共同开发下应运而生。该程序重点围绕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合理设置数据要素，确保检察人员可以“一键”查询涉案企业的企业背景、科技创新、经营风险、司法风险等4个方面19项具体信息，并自动生成分析报告。
在东城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案件中，通过使用合规辅助办案程序，检察官徐嘉发现两家涉案企业均有10余名员工并全额缴纳社保，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且目前仍有重要项目正常运转，符合适用合规程序的正向条件，但合规辅助办案程序的“司法风险”一栏显示有涉及该企业的判决，而涉案企业并未提交上述材料。于是，徐嘉迅速核实判决情况，在了解到该企业为原告且胜诉后才打消了疑虑，后正式对该企业启动合规程序。
“除企业在案件中暴露出的问题外，我们还依托首都检察版‘接诉即办’工作机制，将拟开展合规的企业名单与12345市民投诉热线数据碰撞，及时发现企业在生产经营各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为涉案企业精准‘画像’、全面‘诊断’。”北京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陈禹橦谈道，截至目前，北京市检察机关已将54件合规案件中的58家涉案企业与12345市民投诉热线数据进行碰撞，共发现700余条投诉线索，经过智能化梳理，形成问题清单，为涉案企业做好全面合规整改、持续健康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我院在对一家涉案企业开展合规必要性审查的同时，初步汇总形成了企业需要整改的6方面问题清单，为下一步有针对性地制发检察建议及辅助第三方评估组指导涉案企业做好全面合规整改奠定数据基础。”北京市通州区检察院检察官杨文慧告诉记者，该企业是一家承担了多项重大项目的企业，借助数字赋能，对其“审查视野”能够更加宽泛，精准度更高，合规效果更好。
“通过数字赋能企业合规改革工作，在丰富合规相关信息获取渠道的同时，助力检察机关实质审查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摸排企业生产经营漏洞，极大提升了检察建议的针对性与合规整改的全面性。”陈禹橦说道。
大数据辅助“一案多查”
助力互联网企业商业贿赂治罪治理
2023年12月8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对左某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立案侦查。左某为增加公司业务量，向某互联网企业人员杨某支付回扣款200余万元，目前案件已移送海淀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而左某的被查，来源于海淀区检察院通过互联网企业反商业贿赂治罪治理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输出的一条行贿方涉嫌刑事犯罪的线索。
行贿人通过行贿获得的竞争优势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利益，本质上属于“不正当利益”。不正当利益的处置问题一直是商业贿赂犯罪的办案重点和难点。北京市检察院网络检察办公室在调研中发现，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中，行贿方和行贿获得的不正当利益存在定性难、处理难等问题，并据此研发了互联网企业反商业贿赂治罪治理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依托该模型，以近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办理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作为基础数据库，检察官能够通过数据整合碰撞，从行贿人是否被刑事处理、行贿获取不正当利益是否被处理、是否制发检察建议、是否开展行刑反向衔接等方面实现“一案多查”。
据了解，海淀区检察院办理的杨某（某互联网企业市场品牌部营销组负责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一案中，杨某利用其在公司负责品牌及活动社会化推广的职务便利，为某公司在平台上的商业化推广项目提供流量便利，收取行贿款200余万元。通过模型筛查显示，虽然杨某已被依法处理，但行贿方却未进入刑事追诉程序。海淀区检察院迅速与公安机关共同研判，推动对行贿人左某刑事立案，在商业领域落实“行贿受贿一起查”的要求。
无独有偶，依托该模型的应用，大兴区检察院也在履职中发现，该院办理的一起发生在互联网企业电商平台销售环节的商业腐败犯罪案件中，某公司为提高自己公司在电商平台的搜索指数，获得资源倾斜等影响算法和销量的竞争优势，向电商平台企业采销经理张某等人行贿。大兴区检察院坚持行贿受贿犯罪一起查、同步治，依法追究行贿公司的法律责任，考虑到行贿公司负责人有自首情节，经研判可以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整改，在整改验收合格后，对行贿公司依法作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
该院办案检察官张文英告诉记者，虽然行贿人被不起诉后不再受到刑事处罚，但为了避免出现“不刑不罚”的处罚漏洞，该院向涉案公司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移送了行政处罚线索，市场监管部门针对该公司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处以罚款15万元。
剑指“空壳公司”乱象
建用模型筛查“一址多照”
多个小微企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经营贷，提供的贸易合同基本雷同，甚至多个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是同一人。这些公司是不是真实开展经营的公司？申领的经营贷是否真的用于解决企业“燃眉之急”？这些公司的集群注册地“鱼龙混杂”，是否存在“猫腻”？
自从北京市检察院金融检察办公室检察官林芝在指导办理房产抵押类经营贷相关刑事案件时发现了这一异常情况后，一堆疑问就萦绕在其脑海中挥之不去。
后来，她通过调研进一步发现，近年来金融领域灰产迅速蔓延，一些不法分子将眼光投向了经营性贷款产品，他们通过设立不实际开展经营业务的“空壳公司”，套取本来为了解决中小微企业经营资金困难、扶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而推出的经营性贷款。“这种金融领域的灰产发现难、打击治理难，是摆在检察机关面前的重要问题。”林芝说道。
首先是如何让“空壳公司”无所遁形？据了解，为攻克这一难题，北京市检察院在建用违法发放房产抵押经营贷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时，特意增加了一条规则：将刑事案件数据与企业工商登记数据进行碰撞。
果不其然，通过数据碰撞，检察官发现申请经营贷的公司中，有部分公司系已经开设但未实际开展经营业务的“空壳公司”。经进一步筛查其注册地址，发现其工商登记地址为集群注册地，同一地址上注册了上千家企业。集群注册系北京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但是否存在不法分子“蹭”利好政策的情形？市检察院重点筛查了“一址多照”（即一个注册地址存续多家营业执照）地址6个，涉及注册企业1.5万余家。经进一步核实发现，上述地址中部分公司的社保缴纳记录为零、近3年的公司年报为空，高度疑似“空壳公司”。
接下来，如何在清理整顿金融灰产的“空壳公司”的同时，避免“误伤”，保障民营企业发展的利好政策？
自2022年6月开始，北京市检察院指导多个区检察院，先后与辖区市场监督部门调研座谈，通报刑事犯罪中灰产情况和集群注册情况，共计移交“空壳公司”线索3000余条。其中，平谷区检察院经进一步筛查研判，向辖区市场监管局和税务局正式移送“空壳公司”线索211条后，市场监管部门最终确认其中50家企业符合清户吊销条件，经公告等法定程序，上述50家企业被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履职中，北京市检察机关将治理“空壳公司”等违法市场主体作为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大数据模型规则，识别出明显异常的经营贷业务，通过核实线索，发现“空壳公司”金融灰产，斩断金融领域黑灰产链条，净化经营性贷款市场，让经营性贷款切切实实为民营企业所用，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今年2月，全市检察机关共围绕企业等市场主体违法经营行为进行专项整治，共计发现市场主体异常经营监督线索1082条，201个市场主体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深挖网络传销账号
模型联合发力实现治罪治理效应叠加
2023年5月，东城区某写字楼又有一家企业入驻，主要经营人是一对情侣。该企业的办公地点仅有一张办公桌和一间会客室，会客室角落里放着两包从潘家园买来的玉石和证书。
这个企业到底是做什么买卖的？
原来，明面上，这是一家经营网络抢拍玉石的企业。但私底下，这对情侣以公司名义在互联网平台注册账号后，借“电子商务”之名，实施以抢拍玉石、字画、红酒为幌子的新型网络传销诈骗。这种新型网络传销模式易复制、裂变传播速度快，北京市检察院网络检察办公室检察官调研发现，短时间内北京多个区检察院均办理了同类案件。
这类新型网络传销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通常注册一个或多个网络账号实施犯罪。那么，除了对组织、领导传销犯罪行为精准治罪外，如何深度治理这些涉网络传销的账号呢？
记者了解到，在北京市检察院的指导下，东城区检察院和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共同研发设计新型网络传销治罪治理大数据监督模型，用“××平台”“××账号”等关键词筛选确定网络传销互联网平台数据集，通过智能检索分析过滤，深挖依然存续的涉传销网络账号线索。针对发现的线索，检察机关采取与网络平台公司座谈交流、制发检察建议、移送线索等方式，推动对39个涉传销账号进行封号处置。此外，东城区检察院还建议网络平台公司进一步排查涉网络传销的400余个关联账号，提高对具有高度违法犯罪风险的100余个账号的注意义务。
“为实现从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再到综合治理，我们建用模型并在全市各级检察院推广运用，通过建立涉传销网络账号‘黑名单’制度，推动网络平台公司建立完善技术监测模型，逐步将应用场景拓展至经济犯罪领域。”研发此模型的检察官徐嘉介绍道。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实现推动网络空间综合治理和净化数字经济营商环境的双向发力，北京市检察机关将“新型网络传销治罪治理大数据监督模型”与其他大数据模型联合应用发力，通过查询传销账号背后设立的公司信息，深挖“空壳公司”等线索，依托大数据赋能助力治理效应的叠加。
以数字检察牵引
区域检察联动协作变革升级
伴随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进入关键时期，作为新时代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重要动力源的区域协调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也进入到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京津冀检察联动协作在适应优化国家发展区域布局、优化社会生产力空间结构、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中应运而生。现在，又需要以共同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为目标导向变革升级。
当前，检察工作欣逢最好发展时期、检察机关正处在大有可为的新时代，与数化万物、万物皆数的时代特征叠加交织，对我们依托实施数字赋能检察战略，推动检察联动协作变革升级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我们要深刻把握数字革命具有能够牵引和带动检察理念、机制、方式和实践创新的特质，自觉以新质生产力理论指导新质法律监督能力建设，在构建完善检察发展要素体系中创新性配置“数据资源”要素，在推动检察联动协作向“新”而行上持续布局落子，以充分释放数字检察驱动法律监督提质增效的重要引擎和关键变量作用，为服务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检察联动协作塑造新动能。北京市检察机关要切实把握数字检察具有跨领域、跨部门、跨层级的资源禀赋，叠加倍增数据关联赋能效应，内向牵引两级检察院一体履职综合履职能动履职，由“条线分割”“单兵作战”向“融合履职”“集成作战”转变，形成职权统一与职责分工有机统一的新常态；外向带动跨区域检察机关联动履职、协同履职、整体履职，推动法律监督由浅入深、由案到治并向更高形态演进，促进数据赋能与检察效能“双效合一”。
一是推进检察数据资源共享。着眼破解区域检察机关内部的“数据烟囱”问题，探索依托全国检察业务应用系统，构建跨区域检察机关的案件数据脱密脱敏共享机制，激活检察系统内部数据要素资源，进一步夯实大数据赋能检察联动协作的数据基石。
二是深化数据模型共建共用。全面融入区域安全发展新机制，联动应用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管理平台的推荐模型、会商推进区域性数据模型应用场景体系化建设，推动法律监督问题线索由发现难向隐匿难转变，以检察一体履职防范违法犯罪行为与案件风险溢出，推动完善法律适用统一、裁判尺度统一的规则之治。
三是完善监督线索移送衔接机制。提炼总结数据模型发现的监督线索双向移送、异地取证相互协作等实践经验，统一规范监督线索移送流程，建立健全监督线索分级分类研判、重点线索联合督办、协作核查一体调度等机制，以推动线索核查落地，提升区域检察联动协同治理效能。
四是协作培养数字检察人才。按照统分结合、轮值牵头、三级运作、上下联动、部门对接的工作模式，完善京津冀三地及毗邻省区检察机关数字检察人才培养、同堂培训、课题攻关、理论研究等机制，联合推进数字检察人才评定、模型评估、案例评选等活动，为深化数字检察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提供人才支撑。
北京市检察机关要在加强京津冀及毗邻省区检察机关联动协作中发挥牵头作用，推动释放数字检察具备重新定义检察能力与重塑检察力量的革命性作用，努力开创检察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新局面。
（作者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朱雅频）
